张中林

个人简介

1934年生，广东省湛江市人，广州南方大学学员。1951年12月参加工作，1954年12月参加中国共产党。大专文化。历任华南转业建设委员会干部，珠江水利工程总局学员，广东省水利厅技术员，粤北行署水利处技术员，韶关地委农村部、组织部干事、副科级干事、领导小组成员，韶关地区革委会组织部副部长、纪委副书记、落实政策办公室主任。1981年10月起任深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市委整党办公室主任，市人事局局长、党组书记，市委组织部长，1990年12月至1994年4月任中共深圳市委常委；1994年3月至1997年5月任深圳市人大常务委员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

1979年3月5日国务院批复广东省革委会，同意宝安县撤县建市，成立深圳市，由广东省和惠阳地区双重领导，任命张勋甫为书记，方苞为副书记。1980年6月，省革委会决定吴南生任市委书记、革委会主任。1980年8月26日，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建立深圳经济特区。1981年3月，深圳市升为副省级省辖市，梁湘任书记兼市长。1981年9月5日，深圳市划分为深圳经济特区及宝安县，恢复宝安县建制。深圳经济特区划分为四个区，即：罗湖、上步、南头、沙头角。各区均为县级建制。经济特区划定为327.5平方公里，建立第二边防线，与宝安县相隔离。

1981年6月，我在省里参加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工作会议。会议结束时，省委组织部干部处领导找我谈话说：“省里决定调你去深圳市委组织部，任副部长，你回韶关后，准备移交工作，接到通知就快来报到。”我回韶关后，一直未见通知，组织上也不找我谈话，继续照常工作。同年7月，我爱人因公出差到广州，适逢地委组织部副部长李诚同志有车返韶关，在佛冈县午餐时，李诚同志说：“这次去广州，完全是为你爱人调动的事，省里不但不同意你爱人留韶关，反而限时间要在8月前到深圳报到。”接着，地委副书记张庭槐同志找我谈话，表明地委要挽留我，要我不去深圳，我说：“在韶关工作了28个年头，还是换个环境好。”国庆节快到了，省委组织部再次通知韶关地委组织部，限我在国庆节前到深圳报到。这时，地委组织部副部长刘策同志来通知我,准备国庆节前到深圳报到。第二天，韶关组织部又转告说：“深圳来电话说，因住房紧张，房子还未空出来，待过了国庆再去报告。”国庆节晚上，地委书记马一品同志到我家来看我，说：“不同意放你走，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对他们有意见。深圳那里很艰苦，要好好工作。”我说：“一定很好工作，在韶关28年，从农林水利处、农村工作部，都在你直接领导下工作，到组织部后，也是在你领导下工作，谢谢你的培养教育。”10月2日早上，乘车从韶关出发，因广州到深圳要经过东江河，车辆要排队过渡费了很多时间。晚上6时多才到达深圳市委大楼，市委大楼当时是盛纪明同志值班，他从饭堂（用竹子临时搭建）弄来两大碗饭菜，我和司机吃过饭后，便到接待处休息，

这时我发现接待处张荣副处长和组织部同志正在等我吃饭。

为了使我对特区有个初步的了解，欧阳杏部长派人带我到宝安县走了一圈，两天时间的见闻，给了我很深的印象，很多新的见闻。

一、难忘的岁月

深圳原是个只有3平方公里的边陲小镇，隔深圳河与香港相对。过去由于长期搞“政治”边防，不注意发展生产，生产和经济工作较为落后，群众的生活较艰苦。据统计，宝安县1979年生产总值19638万元，人均606元。建立特区后，随着大规模建设的展开，陆续调进大批干部和工人，给市场商品供应带来很大压力，给群众生活带来很多困难。蔬菜缺乏是最大的问题，有的甚至卖到1元1斤。理发要排队、寄包裹要排队、打长途电话要排队、住旅馆要排队。

1981年调来市机关的同志，都住在迎宾馆的一幢二层楼里（是宝安县时的招待所），有市领导梁湘、周鼎、周溪舞、刘波，市委秘书长邹尔康、市政府秘书长甄锡培，部门领导有林祖基、徐锡泉、卢祖法、刘林和我等人。早餐吃的是馒头、花卷、稀饭、咸菜；午晚餐是大米饭及两条三指大的剥皮鱼加几叶青菜，汤装在一个大木桶里，只有些青菜碎片，油也不多。有一个晚上，天气很冷，梁湘同志回来较晚，饭菜都冻了，他笑着对小服务员说：“小鬼，你也可怜可怜我们这些老家伙，天这么冷，饭菜这么冷，叫我怎么吃呀！”服务员小欧一边给他热饭菜，也一边笑着说：“梁书记，我还要给你意见，你经常不准时下班，搞得大家都跟着你吃冷饭菜。”说得大家都笑了起来。这里蚊子特别多，到夜晚头顶上飞着一群群，随便用手一抓，就能抓住好几个，有“南头苍蝇、深圳蚊”之说。从宾馆到市委大楼，走路约要40分钟，当时交通工具缺乏，周鼎同志为了照顾我们，约定邹尔康、甄锡培、卢祖法、刘林、周旭东和我共6人乘他坐的一辆面包车上下班。该车底盘还是穿孔的，跑起来灰尘滚滚，坐一次要洗一次脸。

调进企事业单位的干部、职工，多数住在铁皮房里，办公也在铁皮房里。如1982年5月24日成立的特区报社，就在通心岭的铁皮房里办公。又如1983年9月,从基建工程兵集体转业到深圳的深圳市建安机电设备安装公司,员工们都住在建筑工地的铁皮房、茅屋房里，办公也在工地，到处是灰尘，道路也不通，生活、工作相当艰苦，小孩读书也得不到很好解决，困难重重。

沸腾的工地。建设特区初期，市政府有计划地开展了大规模的以基础工程为主的城市建设，集中开发罗湖和上步两个城区，共24平方公里。大搞七通一平（通水、通电、通煤气、通道路、通电话、通排污、平整土地），到处是工地，一片大干快上的景象。每个工地都日夜开工，混凝土搅拌机的轰隆声、气锤此起彼落打桩声、汽车装卸运输奔腾声，加上每个新工程项目的奠基、开工、封顶、入伙剪彩都放鞭炮、敲锣打鼓、舞狮子，这些，组成了像是“深圳在前进”的大合唱，使整个深圳沉浸在一片战天斗地的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经过四年的奋战，共完成基建投资人民币19亿多元，竣工面积340多万平方米。特区24平方公里新城区内形成总长170公里、路面积420万平方米的道路网，建成一大批工业厂房、职工住宅、酒楼、宾馆。共竣工住宅面积155万平方米，建成800多幢17层以下楼房。1981年开始建18层以上高层楼宇，竣工的已有19幢，面积17.7万平方米，在建14幢也将完成。这些变化真是令人兴奋，鼓舞斗志，也就忘记一切艰苦。

紧张的工作。特区工作的特点，首先就是繁忙、紧张，从市领导到一般干部都是如此。1981年，深圳市的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还是比较精简的，市委提出了大社会小政府的构想，还没有设立人大、政协，市委、市政府两套班子。一套人马，书记、副书记、常委、市长、副市长共7名，市委秘书长人1名，市政府正副秘书长4名。市委、市政府各部门的人员也较精简，但是工作量并没有减少。其次，特区处在改革开放的前沿，是改革开放的“试验田”。按照1983年2月，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同志视察深圳时提出“办特区是个新鲜事物，要新事新办，特事特办，立场不变，方法全新。”的指示，我们在工作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及一些具体政策、规定、做法，都需要通过“试验田”来加予研究、完善、改进、提高，有破有立，这就增加了工作的数量和难度。第三，当时部分干部不太适应改革开放形势的要求，思想不够解放，工作效率不够高，而迅速发展的改革开放的形势又向机关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因此，机关工作加班加点就成了经常性的事，我有一次就连续加班了7个夜晚，每晚都过12点，司机也跟着受苦。此外，当时各个部门除了正常业务工作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接待工作。

随着特区形势的发展，对外影响的扩大，全国各地来参观的人越来越多，接待任务越来越重，有的单位一天要接待二、三批人，有时连住房都有困难，参观沙头角镇的特别通行证也不能满足要求。因为沙头角镇小小的中英街，是“一国两制”，一半是我们管辖，一半是当时的港英当局管辖，其特殊环境使人向往。加上日常生活用品很多，又很便宜，还有金银手饰卖，很吸引人，是必到的参观点。有一次，解放军各大军区领导和中央机关一些领导来了，一下子把仅有三层楼的迎宾馆住满了。梁湘同志仅去看望一下就花了足足半天时间。又如新疆自治区来了30多位老同志，要求去参观沙头角镇，就必须办理特别通行证，因特别通行证是由省公安厅每月按额发给的，当月的证已经用完了，所以没有办到。虽多次说明、解释，新疆的同志仍坚持要去，说“我们从西北到这里来，除了参观特区，就是想去看看沙头角镇中英街，我们都几十岁了，以后恐怕再没有机会来了，你们一定要想办法，让我们去看看。”我们反复研究，最后征得值勤的武警部队领导同意，由部队派人把他们带进去。1984年，刘波同志带着我们几个人在从化参加省委办的整党学习班，当时赵紫阳总理、胡启立副总理、邓颖超副委员长先后到特区来考察，梁湘同志因忙于接待中央领导同志，便通知刘波（分管党群战线工作）同志回深圳接待刚从中央机关退下来的10多位部级领导干部，并说明参观的景点路线、用餐标准、完全同中央来的领导同志一样。在接待时，有位同志问刘波同志：“你叫什么名字？梁湘到那里去了？”表示不高兴。

类似情况，持续了很多年。随着全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特区和全国人民生活水平的逐步改善提高，这种情况才逐渐得到解决。

二、边境的“三风”

特区建立初期，在全区范围内刮起了“三股风”。即：走私贩私风、偷渡外逃风、乱建私房风。这“三股风”不但对特区建设，造成了很大损失，对外也造成了极其不良的影响。

（1）走私贩私风。这股风是特区内的不法分子和内地的不法分子，与境外的一些投机分子互相勾结搞起来的。80年代初，我们的生产水平还较低，生活上还存在着一定困难，加上市场上两个差价（国营价、市场价）的存在，而香港商品丰富，价格也较便宜，这就给走私分子以可乘之机。他们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机会，在边境大搞走私贩私活动。在他们的带动影响下，在特区范围内，特别是沿海一带的农民中也刮起了一股走私贩私风。这两股走私贩私风汇集起来，对特区造成了很大冲击。一是搞乱了边防治安管理，使敌对分子有机可乘。二是搞乱了边境农业生产，使许多农民不务农，去走私贩私。三是到处摆卖走私水货搞乱了市场。为了刹住这股风，特区进行了几次大的打击和整顿行动，同时加强对干部、群众的政治思想教育，加强边境的治安管理，使情况有所好转。但是“蚂蚁搬家”的现象仍然存在，一些农民（边境农民有过境耕作证）利用过境耕作的时机，带小量货物回来转手买卖。经过几年的时间，特区经济的迅速发展，群众生产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进一步加强管理教育，这个问题才得到较好解决。

（2）偷渡外逃风。偷渡外逃是个历史问题，过去就存在，据查，1952年至1977年有偷渡外逃行为的达62305人，其中逃出去的40598人。但是上述偷渡外逃现象，都是个别行为，造成的影响和损失没有那么大。而在1979年特区创办初期，出现的偷渡外逃，则是大规模群众性的，对特区和香港都造成了很大冲击，影响很坏。深圳沿海地区农村的男劳动力基本逃光了，剩下的都是老人、妇女和小孩。大片农田撂荒，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集体经济瓦解了，到处是一片衰落的景象。

1979年6月，广东省委书记习仲勋等同志到深圳检查反偷渡外逃工作，他“找了20多个公社书记和大队党支部书记进行座谈，了解情况。询问福永公社凤凰大队党支部书记文富祥：‘为什么那么多人外逃？’文富祥说：‘香港那边比我们好。’习仲勋一听他这么说，就问‘好在哪里？’文富祥说：‘第一，我们这里世世代代面朝黄土背朝天，农民一辈子都是当农民，不仅如此，子子孙孙都还只能做农民。香港那边不一样，能从事很多职业，东家不做做西家，还能当工人。第二，那边东西多，什么都有得买。我们这边买什么东西都要证，而且有证还不一定能买得到。第三，那边挣钱多，买东西便宜。我们这里分配低，还买不到东西。所以老百姓都是说那边好。’”（摘自《秋光2008年1期习仲勋部署广东反偷外逃》卢荻一文）。

1982年初，梁湘同志在一次常委会议上说：“宝安走私贩私问题，如果得不到解决，农业生产搞不上去，特区也难以搞好。”宝安是特区的后方，它担负着供应特区和香港农副产品的重任，所以宝安工作的好坏，对特区关系重大。市委认为，农村的问题关键是党支部和党员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于是决定从市县抽调工作队，用一年时间，分期分批对宝安县的农村基层党组织进行一次系统的思想教育和组织整顿工作，由我和县委组织部长陈锦福同志负责带队。我们选择逃港走私较为严重的福永公社作为试点开展工作，我和市委组织部组织处长陈俊茂同志，一起找文富祥同志座谈如何搞好整党工作。当谈及习仲勋同志在那次座谈会议上与他谈话的情况时，他还有点生气地说：“习书记要我讲意见，我讲了又严厉地批评我，现在逃港的人都发了财，建了新楼房。我们当干部的什么都要带头，就是吃亏。”我说：“我们当干部的不能同逃港的人比，我们有时可能会吃点亏，但最终是不会吃亏的。”过了几年后，我有一次到福永镇（公社已改为镇），还专门去拜访他，大出我意料之外，他穿着像个大老板，手带名牌手表、金戒指，住的是新小洋楼，还有小汽车，他夫妇和孩子都在工厂里工作，每月有工资，全家人生活都很好。我对他说：“我相信你家的生活会逐步好起来，但我没有想到变化会这么大，这么快。”他笑着说：“我也没有想到。”

（3）乱建私房风。特区初期，先后调进一大批干部和职工，住房问题解决不了，只好向农民租房住。农民住上了新房子，把旧房子租出去，这一下发了财。加上社会上刮起走私贩私风和偷渡外逃风，都对机关干部的思想带来一定影响。一些私心重、政策观念和群众观念薄弱的人，利用管理不严的时机，大搞私人建房，个别人不上班工作，在家里日夜抢建私房。再加上当时特区体制变化较大，1979年是半地级市，1980年升为地级市，到1981年又升为副省级市，领导子也随之变化更换，三年之内作三次大的变动，给工作带来了一定影响。当时一些干部乱建私房问题，没有得到及时制止，与此就有一定的关系。如市内新园迎宾馆旁侧，原是一个公园，1981年先后就在这里建起了50多幢三层楼房的私人小别墅，就没有人及时制止，到处理乱建私房时，才予以全部推倒。

为了整顿机关干部作风，制止乱建私房，市政府成立了一个领导小组。对机关干部进行思想教育的同时，还开展了自查自报。对有违法违章乱建私房的，按有关规定处理；对情节严重、影响较大的，严肃处理。当时的邮电局长由于带头违章乱建私房，认错态度又不好，市政府决定将他调离特区安置。此事对干部的思想震动很大，有效地制止了干部乱建私房的问题。

三、崛起“一夜城”

特区是在一个边陲小镇上建立起来的，初期所遇到的种种困难，可想而知。在许多困难中，最突出的有三个：一是缺乏资金、二是缺乏人才、三是缺乏经验。所有这些，都是靠在实践中不断解放思想，敢想敢干，大胆探索，改革创新来战胜的。

建设资金不足，是特区遇到的头一个难题。市委要求中央帮助解决，但谷牧副总理说：“国家目前很困难，拿不出更多的钱给你们，就给你们这6000万，现在条件已具备，可利用外资搞综合开发。”为了解决基建资金不足，当时市房地产局副局长骆锦星同志，向市委书记张勋甫同志请示汇报后，市委研究决定参考香港等地经验，搞房地产补偿贸易，由港商出资，在特区土地上建房子，利润双方分成。1980年1月1日，由骆锦星同港商刘天就签订了深圳市第一份中外合作经营房地产合同书，兴建东湖丽苑高级住宅楼。

接着，1980年到1981年，罗湖区签订租出土地4.54万平方米，收获租金2.136亿港元，吸引外商投资40亿港元。这样的改革，是有风险的。宪法规定：“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侵占、买卖、出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此举当时曾受到诸多指责，如“卖国主义”“资本主义道路”等等。1980年8月26日，全国五届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才肯定了“国有土地有偿使用”、“房地产补偿贸易“。后来，发展为把土地变成商品，通过开发土地，收取土地使用费与外商合作办企业。但又遭到一些人的指责，上海某报发表”旧中国租界的由来“一文，喻经济特区是新租界，市委受到很大压力。梁湘同志在一次市委常委会上学习此文时说：“土地有偿使用我们还搞不搞？我的意见继续搞，如果出现打锣游街，我带头。”会上大家一致表示继续搞。又如1981年，深圳要建20条马路需要1亿元，赵紫阳对梁湘说过：“中央办特区只给政策不给钱。”在资金无着落的情况下，市政府要求利用银行的存贷差搞基建，银行也感到很为难，于是，市政府同银行一起向中央请示汇报。后来中央1981年27号文件，批准特区利用银行存贷差搞基建。通过上述这些活动，为解决基建资金不足找到了出路。再如当时的上步区工业发展公司和哈尔滨通江晶体管厂合办的通华电子有限公司，建厂资金只有40万元，除了买设备、租房子，剩下发工资，买材料的钱都不够。后来他们通过和香港的公司合作，研制出灵敏度极高的的报警器，畅销国内及香港、英国等国家和地区。建厂不到一年，人均上缴纯利润4万元，全员劳动生产率达到26万多元，使企业生产资金得到了解决。

干部不足，是第二个难题。深圳建市初期，全市仅有6466名干部，且存在“三多三少”的情况；工农干部多，知识分子干部少；从事农村工作的干部多，从事城市建设管理的干部少；年龄大文化低的干部多，年轻文化高的干部少。干部的来源主要是三个方向，一是原宝安县干部，二是从惠阳地区调进一批干部，三是从省里调来少量领导干部。当时主要是缺部委办局一级的领导干部和各类专业技术干部。周鼎同志曾对我说：“我们来的时候，同省领导商定好，要调一批干部支援深圳的，你抓紧催促他们快点来。”以后，周鼎同志每个星期都叫我去汇报一次，问省里来了多少干部。我说：“每个星期都给省委组织部打一次电话，请省里快派干部来，组织部说给有关部门讲了，但干部不想去。”当时省里干部不想来，主要是两条：一是深圳物价贵，生活水平高，工资低。二是工作艰苦，工作条件差，到处是工地，灰尘滚滚。在这种情况下，市委再次研究调干问题，分析了全省情况，认为佛山市干部搞经济工作有经验，比较合适，但已经支援了珠海特区一批干部，不好再要。最后决定请省委批准向韶关选调干部，因为韶关有地委、市委两个地级单位，企业有韶关钢铁厂、十六冶建公司、大宝山矿务局、凡口铅锌矿务局、红工矿务局、梅田矿务局等8个地厅级单位，干部较充裕。经省委批准同意向韶关选调300名干部。1981年底，市委决定由我带工作组到韶关选调干部，当时省委正在召开地市委书记会议，会上有人说：“深圳去韶关选调干部，把机关干部搞得人心惶惶。”刘波同志汇报说：“一切工作按组织原则、程序办。”韶关市委很重视，李海涛书记（曾与梁湘在延安、东北共过事）还专门召开常委碰头会，表示大力支持，要市委常委组织部长王佑同志把干部名册交给工作组；工作组提出名单后，再由市委讨讨论定。韶关地委提出来20个名单。把相关工作安排后，具体看档案的初选工作，由工作组同志办，我回避。因我在韶关工作过28年。梁湘同志听完汇报后，说：“就这样，你回去把工作组撤回来，干部选到多少算多少。”回深圳经再次研究后，确定选调80多名。

后来市委认识到，解决干部不足的问题，必须面向全国采取多种形式。于是，经报请省委组织部和中央组织部批准，先后在全国范围内通过商调、选调、借调、招聘、招考等形式招揽人才。重点放在北京、上海、广州、武汉、西安、长春、沈阳等城市，通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为特区调进了一批干部。到1989年底，全市干部已达到74586名(含在深圳入户的驻深、内联单位干部)，相当办特区前11倍多。这批干部的平均年龄36.9岁，比10年前的干部平均年龄低了6.6岁，其中45岁以下的中青年干部近6.5万人，占干部总数8成左右。

为了适应特区发展的需要，当时在干部工作中还有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培训提高各个部门、各个专业的干部，不能光靠伸手向外调入干部。经研究决定，依托市委党校、市培训中心进行干部培训，请香港、内地大专院校的教授和专家授课，并组织到香港对口部门参观。随着扩大放到香港和内地大专院校培训，组织到香港、新加坡、日本对口参观，最后发展为到国外如新加坡、日本、美国、澳大利亚、英国、德国和法国等进行培训、参观；在境外的干部培训工作中，我们曾得到驻外单位和外商的不少支持、帮助。通过上述措施，使我们干部队伍的知识水平、专业技能水平不断提高，有力地推动着特区各项工作的发展。

经验不足，是第三个问题。创办经济特区，是个新鲜事物，国内都未曾搞过，更不用说经验了。实践证明，只要解放思想，敢想、敢干、敢闯，善于总结，善于学习，就可以获得经验。在1983年的城市建设中，震响全国的“深圳速度”就是一例。它的特点：一是规模大，二是速度快，尤以53层高160米的国际贸易中心大厦的施工为典型，创造出了三天建一层楼的速度，震动了全国，赢得了国内外的好评。中建三局一公司根据国务院总理赵紫阳1981年8月视察深圳时提示的：“特区要跳出现行管理体制的框框”的指示精神，大胆进行施工改革：一是改革管理体制，把过去条条框框分管，改为“一个婆婆当家“，从勘察、设计、拆迁、施工统一指挥管理，施工一条龙。二是施工实行招标、投标、承包制。招标工程采用包工、包料、包质量、包工期、包造价的大包干，有奖有罚。三是在施工中采用先进的大面积滑模新工艺，比平常使用的翻模施工工效提高3倍以上，加上更新设备，就大大提高了工程施工的速度。

为了培养人才，梁湘同志提出要创办深圳大学。1983年1月14日，市委常委会专门讨论了筹办深圳大学的问题，会议决定：一、迅速筹办深圳大学，要当年招生开学。二、深大校址用地1500亩，基建设计、施工由主管建设的常委罗昌仁同志负责。三、成立深圳大学筹建委员会，梁湘任主任。同年3月8日，省政府批复同意创办深圳大学，由梁湘任主任，周鼎、林江、黄其江（省高教局副局长）任副主任，经过8个多月的紧张筹建，1983年9月27日深圳大学正式成立，其速度之快，在高校建校史上也是一个奇迹。1983年夏，红旗杂志杨逢春同志到深圳采访，他对我说：“我这次来，主要是看看深圳大学的基建工作。梁湘同志对中央领导说过，深大可以当年建成、当年招生，是否做得到？没有想到基建搞得这么快，秋季招生开学没有问题。”

上述两项重点工程，以高质量、高速度的建筑成绩，给深圳市的干部和群众很大的启示，就是只要思想解放，敢想敢做，苦干巧干，就可以创造出人间奇迹。特别是1984年1月26日邓小平同志视察深圳后发表的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的发表，对深圳改革开放给予充分肯定，使深圳人受到极大的鼓舞和鞭策，更有力地推动着深圳各行各业的进一步发展。如市区铁路和罗湖火车站的大规模改造工程、深圳河的大规模改造工程、现代化的深圳塑料片材厂与现代化的正大康地饲料加工厂的建成，以及新兴的旅游业的迅速发展（1984年上半年游客达91.7万人次，创汇收入达8200多万元外汇券）等，像雨后春笋地快速发展起来，创造出神奇般的“一夜城”。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深圳给国家的贡献也越来越多、越来越大。

2008年是我国实行改革开放30周年，是深圳特区成立28周年。下列主要经济指标说明深圳特区经过28年建设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详见深圳市200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这些成绩的取得，是深圳广大干部群众在党中央、国务院和广东省委省政府、深圳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贯彻执行改革开放路线，解放思想，敢闯敢干的结果。温故知新，我们不可忘记28年艰苦奋斗的岁月，也不能躺在功劳簿上满足现状。要继续解放思想，发扬敢闯精神，大胆探索，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图上，闯出新路子，创造新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