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中央一系列重大决策之下，深圳特区先行一步，在国内改革开放进程中独领风骚。这里是国内外各种思想相互交锋的一个重要舞台，发展气候时而风雷激荡，时而惠风细雨，交替往复，撼人心魄。

    姓“社”姓“资”的第一轮交锋

    邓小平说，“对办特区，从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担心是不是搞资本主义。”

    深圳特区是根据邓小平的倡议，中央于1979年7月决定开始创办的。交通部直属香港招商局蛇口工业区（后划入深圳特区）先行一步，打响国内对外开放第一炮。1980年8月，深圳特区通过国家立法正式诞生了。特区建设一度进展缓慢，直到1981年5～6月间中央召开广东、福建两省和特区工作会议，系统地推出十条政策和措施之后，特区政策基本框架才得以明晰。深圳特区以基建为主的造城运动开始隆隆上路。“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深圳速度”等口号很快蜚声海内外。

    特区政策设计者一开始就特别强调要以市场调节为主，跳出现行体制之外，并煞费苦心在马列的经典著作中寻找理论根据。但特区还是很快就直面创办以来的第一场风雨。

    1982年1月，中央就打击严重走私贩私、贪污受贿等违法犯罪活动问题向全国发出紧急通知，并特别提到广东。陈云批示，“特区第一位的任务是认真总结经验”。同年2月中旬，中央召开广东、福建两省工作座谈会，会上印发了针对深圳特区的《旧中国租界的由来》的材料。邓小平在政治局常委听取中央书记处汇报两省工作座谈会情况的会议上一言不发。他的态度很鲜明，不久明确提出“两手抓”的思想，把坚持对外开放与打击经济犯罪活动区别开来。两省工作会议后，特区受到来自方方面面的压力。关于特区工作的总结经多次修改后于同年10月上报中央，得到陈云的肯定。此前，中央是把深圳工作作为广东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的一项具体举措来看待的。中央很快意识到深圳工作对内对外关系甚大，1982年12月，中央下发50号文件，文件强调中央各部门要积极支持办好特区。特区工作开始直接升至中央层面。邓小平还几次批示，强调中央有关部门应重视广东执行特殊、灵活政策措施的余地问题。广东及深圳的压力逐渐有所减轻。

    50号文件没有正面回答特区性质问题。不管争论如何，特区建设一直是在狂飚突进之中。深圳的发展得到越来越多的中央领导人的肯定。1983年初，胡耀邦视察深圳，评价很高，他赠言特区要“特事特办，新事新办，立场不变，方法全新”。1983年6月，当谷牧向邓小平汇报还有人想把特区抹掉时，邓小平说，“现在为特区说好话的人多了”，“特区要坚决办下去，不能动摇。现在办得不错，中外承认，不存在抹掉不干的问题。”一位作家也喊出了，“深圳，多钦佩你的一马平川，那叫人眼花缭乱的，速度的风烟闪电。……我们刚刚开放，需要平直宽敞的路面！”

    1984年初，邓小平第一次视察深圳，当他亲眼看到生机勃勃的建设场面时，极受感染，他欣然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他还指出，“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我们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根据邓小平的意见，中央决定开放由北至南十四个沿海港口城市。这是我国扩大对外开放的又一重要步骤。邓小平的谈话暂时中止了党内有关特区是是非非的议论。

    特区成功了，还是失败了？

    邓小平高度评价深圳的话音才刚刚落地，1985～1986年间，海内外又迅然掀起一场关于特区成败的大讨论。
邓小平在深圳看到的繁荣景象，本是建立在建筑业、商业、工业、交通运输业、农业这样一个排列次序上的。发展工业在当时还不到必须置于头等位置的程度。1984年底，由改革开放新一轮热潮引起的国内宏观经济波动，使得特区建设形势大变。中央主管经济工作的领导人开始着重强调特区发展外向型工业出口创汇的紧迫性。1985年初，谷牧在深圳召开的特区工作座谈会上开始提及特区成败问题。这是极不寻常的。会议要求在三年内把深圳特区建成一个以工业为主、以出口创汇为主的外向型的综合性经济特区。客观地说，这次会议已经明确提出了正确的路向，但在具体工作部署上还没有痛下决心，形势还不到那样的程度。

    1985年3月，中央一位领导人在会见港澳记者谈到深圳特区工作时认为，“说特区赚了国内的钱，这是事实。可以跟它算个账，特区三分之一是外销，三分之二是内销。”随后，在视察深圳特区时，他又表示要逐步拔掉向特区“输血的针头”。他的这些话，令深圳领导层备感困惑。争论逐渐从内部扩散至社会上，并波及海外，一场关于特区的大论战再次上演。一些认为特区办得不成功的人的主要理由是，特区并未真正做到以前宣传的“三个为主”，即资金以利用外资为主，产业结构以工业为主，产品以出口为主。这应该说是切中特区的要害和弱点。深圳庞大的基建资金来源的确很少依靠国家直接拨款，但也没有做到宣传的“以利用外资为主”，而是较多地依赖于国内银行贷款，一旦国内银根全面紧缩，特区首当其冲。从1985年第二季度开始，深圳特区很快从建设的高潮跌入发展史上最为困顿的局面之中，多项重大改革及建设举措随之流产。

    1985年6月，邓小平几次谈道，“深圳是一个试验”，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有所保留的新提法。他还从中国改革开放全局意义上多次谈到试验问题，并表示出坚持改革开放的决心和信心。邓小平为深圳由内向型转向外向型下了最后决心，他的谈话也再次中止了党内的有关争论。他没有局限于一个时段来看待特区的成败。根据邓小平的谈话精神，1986年初，中央又一次在深圳召开特区工作会议。这次会议在特区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深圳由此转向以发展出口工业为主的新时期。特区主要领导人随后也做了更换。这一时期，中央在帮助深圳尽快建立外向型经济方面做出了较大努力，给深圳“造血”的扶持力度，比起以往实有过之而无不及。若与1985年一些人对深圳“输血”的批评意见相比较，这多少有些出人意料之外。从1986年开始，深圳的重要经济活动比如基建正式纳入“七五”计划，计划性大为增强。深圳又一次被收权，中央下发的许多文件都纷纷写上了“特区也不例外”。谷牧后来回忆说，那是当时很困难，混不过去，才只得这么写，特区不例外，怎么能叫特区？1986年，海外一些媒体渲染深圳“市井萧条”、“特区试验失败了”。在中央的帮助下，深圳逐渐走出了艰难转型的困境，并从下半年开始加大引进外资及发展工业项目的力度。到1987年初特区工作会议又一次在深圳召开之时，深圳以工业为主的外向型经济已基本建立起来，开始进入一个发展成型的新时期。

    1987年6月，邓小平在谈话中高度赞扬了深圳的成就，“那里的工业产品百分之五十以上出口，外汇收支可以平衡。现在我可以放胆地说，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决定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成功的。所有的怀疑都可以消除了”。

    关于“一手硬、一手软”的评价

    梁启超说，“求形质文明易，求精神文明难”。梁是“精神文明”一词的首倡者。深圳在八十年代经历了一系列政治运动。1983年清除精神污染以及1986年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期间，深圳波澜不惊。至迟到1989年初，深圳的“两个文明”还得到了中央肯定，中央的评价是，深圳的社会秩序在全国是比较好的。深圳人的精神状态和工作干劲要好过内地许多省市。在1989年政治风波期间，邓小平则指出，“八十年代初建立经济特区时，我与广东同志谈，要两手抓，一手要抓改革开放，一手要抓严厉打击经济犯罪，包括抓思想政治工作。就是两点论。但今天回头来看，出现了明显的不足，一手比较硬，一手比较软。一硬一软不相称，配合得不好。”无疑，邓小平对特区工作提出了批评。

    自1986年特区工作会议召开之后，深圳建设“风正一帆悬”。1987～1988年，深圳在引进外资及发展工业方面都取得了很大成绩。1988年更是深圳建特区以来总体经济形势最好的一年。1988年6月，邓小平在谈到香港问题时曾意气风发地说，“我们在内地还要造几个‘香港’，就是说，为了实现我们的发展战略目标，要更加开放。”深圳马上提出要努力成为内地第一个“香港”。1988年11月，深圳被国务院赋予相当于省一级的计划经济管理权限。

    深圳的市场经济发育程度并不能被估计过高。1988年初，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深圳调查组指出，深圳实际上是一种“行政管理的市场经济”，“将不可避免地缺乏效率和社会公正”。比如，此前深圳经中央授权在国内率先推出了土地使用权的拍卖制度，实践表明，由于市场机制还不健全，土地若采取拍卖方式，买地的不是私人而是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往往以获得占用权为最高目标而不计成本。因此，在实践中深圳还是更多采取了招标或个别审批方式。

    深圳在争取立法权时遇到了一点困难。1989年七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在审议通过深圳市立法权议案时，反对和弃权率高达40％，这是人大历史上投反对票最多的议案。除此之外，特区的各项改革举措没有遇到太多的争议，在向内地输出改革开放经验方面，影响不及八十年代前半期。

    对外界影响较大的是“蛇口风波”。1988年1月，中国青年思想教育研究中心三位专家与蛇口青年就“淘金者”等问题展开讨论。经国内各大媒体报道之后广为人知。围绕“蛇口风波”展开的讨论持续了大半年。蛇口改革开放的风云人物袁庚当时有一句话振聋发聩，“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发表不同意见的权利”。这次讨论在国内具有一定的启蒙意义。袁庚后来指出，“蛇口风波”的实质是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两种不同经济体制下不同价值观之间的冲突。

    1988年秋，治理整顿开始后，深圳又一次被收权，建设投资也进行了大幅度压缩。政治风波使深圳面临的发展形势更为严峻。这一时期，深圳经济指标有所下滑，外商没有大规模撤离深圳，但是投资信心不足，外商投资及对外贸易都有下降情形，直到第二年形势才重新回转。

    1989年的政治风波中，特区出现几次较大的游行集会。随后，深圳大学、蛇口工业区、深圳部分企业及有关媒体被迅速清理整顿。总地来看，特区主要领导头脑清醒，深圳保持住了比较稳定的社会局面。政治风波之后，中央十分重视深圳的地位和作用，要求特区继续发挥开放、改革的基地和试验场的作用。1989年秋，特区主要领导开始提出，要把深圳建设成为类似香港那样的多功能的国际性城市，这是特区发展史上即将付诸实施的又一个阶段性的重大战略构想。第二年，江泽民两次考察深圳，对特区精神文明建设给予了肯定，为特区人卸下了一些思想包袱，在特区成立十周年庆典上，他还代表中央对深圳进行了高度评价。不久，邓小平在上海也重新肯定了深圳在八十年代创造的非凡业绩。

    深圳当仁不让地成为了八十年代国内改革开放的先锋，并在短短十年间从一个边陲小镇发展成为一座初具规模的现代化城市。

    作为特区一个组成部分，蛇口虽然在八十年代后期稍逊风骚，但也经历了整整十年的辉煌发展，创造了一种与外界不同的经济政治环境，成为一方热土。袁庚后来不无感慨地说，“之所以取得这样的成就，最主要的还是由于中央和省的支持。那时候胡耀邦、赵紫阳、万里、谷牧、胡启立、任仲夷、刘田夫，他们对蛇口的关心真是没得说。”历史的一页如同风暴一般，就这样翻卷过去了。正如宋人杨万里在《过松源晨炊漆公店》一诗中所云，“莫言下岭便无难，赚得行人空喜欢，正入万山圈子里，一山放过一山拦”。历史没有止步，还在继续。（作者系深圳市委办公厅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