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我17岁，跟舅父到了荷兰当海员工人。1925年5月，上海发生“五卅”惨案，日本帝国主义者惨杀上海工人顾正红，当时欧洲海员工人群起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上街游行示威，并募款寄回祖国。同年6月份爆发了省港大罢工，凡从欧洲到香港的船舶和海员统统返回广州参加省港大罢工，我是其中的一个。

    1927年11月份，大革命失败后，绝大部分海员工人重返欧洲当海员工人。我到了比利时亨锅港，即与当地赤色海员工会联系，认识了海员工会书记Falansmolo（花兰士妙罗）同志，并加入赤色海员工会。我在比利时常和他一起到有中国海员的船上联系，并引导中国海员到工会去走动。

    1928年下半年，我到荷兰律打泵，我叔父叫我下船继续当海员。我打算到美国找工作，俟机进行革命活动。船航行到美国港口罗生基离，靠码头，当晚11时，我即设法避开手持武器的守卫，潜逃上岸。守卫发现我爬闸门逃走时，即对我发射几枪，没有打中。我上街后，雇了一辆小汽车，走了几个小时，天亮才到罗生基离，有一个同乡海员张祥仔将我收留下来。住了几天，他出路费帮我买火车票，从罗生基离经过芝加哥到纽约，找到我的堂叔庄步云，经他介绍我到餐馆当工人。每月工资90元。

    当时纽约有个中国留美海员的的地方团体，其组织成员是东莞和宝安两县的海员工人，名称为“东安公所”（听说现在改名为“东宝公所”）。凡是在纽约的东莞、宝安两县海员工人都自然是该公所的成员。因我是宝安人经常在该公所出入，很快就和海员工人熟识，并且肯为大家服务，如代写信、汇款回祖国等工作，获得大家信任和好评，在公所改选时，我即被选为该公所领导成员之一。这些领导成员有：洪和兴、庄步云、蔡滋田、陈发仔和我五人。

    925年，孙中山先生逝世，当时在荷兰的香港海员工人开追悼会悼念(前排右四是庄敬民)。(庄求实供稿)

    我在“东安公所”认识了一个海员罗维良。他见我有时谈及省港大罢工的情况，就向我宣传美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并要我加入美共东方部所组织的“反帝大同盟。”我就于1928年底由他介绍加入这个组织，并接受任务，在东安公所做海员工人运动工作；并为“反帝大同盟”所组织的《中国先锋报》做些具体工作，如晚上到出版部义务当排印工人；排好版后交美共《工人日报》印刷出版。

    当时“反帝大同盟”内有留学生叫程科美（是广西人）。他和我两人经常到唐人街组织中国海员工人参加美共组织的群众“露天大会”。当时美共第二把手Forster同志每次都在群众露天大会上讲演。

    1930年，美国经济危机。美总统胡佛提出“排斥外国侨民方案”，即将侨居美国而没有居留证的外国工人驱逐出境，作为解救美国工人的失业问题和经济危机的措施。侨居美国的中国海员工人，百分之百没有合法的居留证件。我和罗维良两人奉“反帝大同盟”使命，组织中国海员工人到中华会馆开会讨论，其目的是要求中华会馆主席以中华会馆名誉草议电报向美国政府提出抗议，中华会馆主席不接纳我们的要求，并打电话给纽约的中国领事馆，领事崇雄志接电话后，马上亲自到中华会馆企图说服我们。我们和他争论得很厉害。结果领事和中华会馆主席还是拒绝我们提出的要求。我们向美国政府提出抗议这一目的没有达到。

    第三天，国民党大右派汪精卫的内侄陈春圃（美国留学生，他任汪精卫在纽约办的《民气日报》的主笔），写了一篇文章（登载在《民气日报》上），骂我“庄敬民是美国共产党的走狗”。从此我的政治面貌就被公开了。我们在“反帝大同盟”所办的《中国先锋报》上刊登一篇文章，揭露陈春圃是美帝国主义的代理人。

    那时我没有想到会脱产去搞革命工作以终一生。

    1930年，我在美国纽约的政治面目公开了。政治活动有困难。“反帝大同盟”有些同志，如何植芬、莫震旦、李道宜（他们是留美学生）等人向我建议，要我到欧洲去搞海员工人运动。我接受了他们的意见下船工作。船到比利时上岸，在亨锅港我又到海员工会去，找到了海员工会书记花兰士妙罗同志一起开展中国海员工人运动。一起到船上向中国海员作宣传鼓动，并组织他们到海员工会里面饮咖啡、啤酒（楼上是海员工会，楼下是一间酒吧）娱乐。

    1931年3月间，我从海员工会里接到从德国柏林以廖承志的名义寄给我的一封挂号信，并附有五个英镑。信中说：“你马上到荷兰律打泵去与海员工会取得联系，并找到梁思齐同志作你的助手，把荷兰的海员工人运动搞起来。”我到律打泵后，首先组织海员工人反对包工头吴日铭克扣剥削的包工制度。有些工人因而与吴日铭的走狗打起来，有的声言要打死吴日铭和他的走狗。我劝工人不要使用暴力，阐明目前我们要组织工人，团结工人，到时机成熟时发动工人大罢工。这便是：“团结就是力量、斗争就是我们的出路”。工人们就放弃了持枪暗杀吴日铭的计划。这时组织上每月给我20元美金生活费，从此我就脱产闹革命。

    1931年7月，第三职工国际欧洲支部（地点在德国柏林）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召开欧洲各国海员工人代表会议，我代表中国海员工人出席。会议由第三职工国际欧洲支部书记Walter同志主持，会期五天，主要内容是：反对欧洲各国航业资本家降低海员、码头运输工人工资25%；到时机成熟时，即发动海员、码头运输工人罢工，同时提出的口号是：“不分民族色种同样工作、同工同酬。”

    我从阿姆斯丹特乘火车回到律打泵，是晚上8时在海员工会组织有关人员传达会议内容。岂料散会后我走到对面街角时，两个暗探，用手枪迫住我说：“看看你的护照！”我即在衣袋里掏出护照，他们看完即说：“我们找了好几个月，现在才找到你。”两个抓住我的衣领，用手枪对着我背后，就这样我被捕了。到警局后，他们对我全身搜查，衣袋里的信件，主要是廖承志给我的信，还有荷属东印度留学生（他们给我联系的地址卡片）、平时给我联系谈工作的卡片，都被他们抢去了。在警察局拘留半个月后，不经过任何法律手续，就把我投入牢狱中去。

    拘留在警察局半个月的时间里，遇到两件事情：第一件，一天忽然有个荷兰人拿一封信对我说：“我是律师，有一位荷共负责人是你的朋友，他写了这封信，要我带来转交给你，要你把你的事实写给我，即帮助你获得自由。”我拆开信一看，内容和来人说的一样。我知是计，即严肃地回答说：“荷兰人没有一个是我的朋友，你是冒充律师。我是中国海员工人，从1924年就在荷兰船上工作，我在荷兰没有犯罪，我反对航业资本家对工人克扣剥削，是合法行动；你们拘捕我是非法的，我没有什么要写给你们，也用不着你们帮助。”此人又问：“你在荷兰，什么人是你的朋友？”我回答说：“所有在荷兰的中国海员工人都是我的朋友。”我说完后，即不理他，转身就退走。第二件是几天后，警察局的看守人拿一封邮寄的信给我，说：“这信是海员工会给你寄来的，你看信后，可给工会回信，我替你转送。”我接信后未拆，看了信封一下，即对看守人说：“我没有荷兰朋友，请你将原信退回去。”事实很明显，敌人一再用手法，企图诱骗我承认与荷兰同志有关系，他们就可将荷兰同志逮捕。我已意识到这点，所以，不上敌人的当。

    我7月间被捕，在警察局拘留半个月。至7月下旬不经任何合法手续，将我投入监狱，到9月中旬决定将我驱逐出境，并要引渡回国移交南京政府。为什么要引渡？我想其原因是：因为我被捕时来不及烧毁衣袋里廖承志同志给我的一封信，信的内容谈到南京政府出卖中华民族利益、置中国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而不顾等，这便是敌人引渡我移交南京政府的主要根据。这一定是与南京政府驻荷兰大使馆研究决定的。

    事后我了解到，更主要的原因是：我被捕后，欧洲各国海员工会的工人纷纷打电报给荷兰政府，要求无条件释放我。这是维也纳海员工会书记后来对我说的，一些杂志也刊登这些消息。

    敌人决定把我引渡的消息传出后，第三职工国际欧洲支部向各地港口发出电报，要他们设法将我营救。引渡我的船舶是一艘客货轮，路线是荷兰律打泵港经比利时亨锅港、意大利占那华港、过苏伊士运河到上海港。第三职工国际欧洲支部发电报给沿途各港口海员工会，要求组织在轮船到码头时营救我。

    9月下旬，荷兰政府武装人员随船押送我到比利时亨锅港，船到港靠上码头，武装人员给我扣上手铐，移交当地警察押送我到监狱（是监牢不是拘留所）。在狱的第三天，看守人员打开牢门对我说：“外边有你两位朋友来看你。”并把我引到外边接见室。原来是比利时海员工会书记花兰士妙罗和另一个我未见过面的比利时同志，我见到他们时满心喜悦，和他们握手后，便问他们怎么会知道我在牢中？他们说：“第三职工国际欧洲支部打电报告诉我们，故船到港时，我们即上船向船长要求将你交给我们。船长对我们说：‘没有这样的一个人。’我们即将电报作证：‘庄某就是在这艘船上。’船长无话可辩，才如实告诉我们，已将你暂押到监牢里，待装完货开航再送回船。”我听完后即说：“你们不应该把第三职工国际欧洲支部的电报作证明给船长看，暴露我和你们与第三职工国际有关系是不对的。而且不要因我而牵连你们。你们这样做，我于心不安，请考虑我这个意见。”花兰士妙罗说：“这是第三职工国际欧洲支部的意见，我们不得不执行。”我又问：“将用什么方法营救我呢”？他们说：“到船上鼓动和组织工人罢工，使船不能开航。”我对二位同志说：“这个方法是行不通的，因船上有三种不同民族的工人：一是中国工人；二是荷兰工人；三是荷属东印度人。就算船上全体工人都同意罢工也不行，只要船长打个电话或电报给航业资本家，几个小时就有另一批工人来比利时亨锅港，还是可以开航。我想你们不要因为营救我而牵累你们吧！这个意见希望认真考虑，也请将这个意见向第三职工国际欧洲支部汇报请示。”

    我不同意花兰士妙罗的计划，但我到底是怎样脱险的呢？

    船从比利时亨锅港开航，到占那华港靠码头后岸上警察同样将我套上手铐，押送到监牢里。三天后又把我押送回船交给船长。在船上，白天让我自由行动，晚饭后即关起来，将门锁上。

    我怕船到上海后，会无辜牵连到船上的一些中国海员，所以告诉他们千万不要接近我。

    船离开占那华港，在行进中，有一个荷兰青年工人，是厨房的练习生，年约20岁左右，偷偷地接近我，问：“你有什么方法脱险？你要不要钱？要多少，我可以给你一些带在身上备用。”我对他说：“我有办法脱险，等船过苏伊士运河时，我跳下河去就可以了。”他说：“这个办法不行，我知道船长有防备，到苏伊士时，将你关在房子里，还要派岸上警察到船上看守你。因此，到时，你不可能跳水。不如明天船到意大利墨西拿河，我们给你准备一个救生圈，你从船尾跳下去，只有用这个办法才能脱险。”我很感激，随即很简单地给廖承志写了一封信说：“现在我准备死中求生，跳海脱险，如果死了，我对革命工作已尽了职责，如还活着，当仍做革命工作，但我家里只有一个老母亲，她守寡一生，只有我一个独子。假如我真的牺牲了，中国革命成功时，如你活着，希望你告诉组织，照顾一下我老母亲，我在天之灵就安慰了。”我写完此信即交那个青年工人请他代我邮寄。

    第二天上午10时，船驶进墨西拿河，他叫我跳下去，我说：“不行，因为旅客站在船两旁看山景，他们会发觉的，等到11点半时他们都到餐厅吃午饭时，我才跳下去。”他告诉我：“到时船已越过墨西拿河到达地中海海口，那里波涛、暗涌很大，很危险，你无法游到西西里岛去。”我说：“我不怕，你们准备好救生圈给我就行了。”我按此计划跳下水去，在水中抬头往驾驶台望去，驾驶员眼睛向船头看，见不到我，直到船去远了，我才用力向西西里岛游去。因波涛暗涌很大，一个接一个从头上盖过来，很难前进一步。从中午11点半到下午3时半，足足游了四个小时，已毫无气力，恰好有一条意大利客船经过地中海，发现我浮在海上立即停航，放下两只救生艇，将我救起，到船上由医生抢救。这时我全身筋骨痛得要命。

    当晚9时，船长和大副都到医生房来看我，问我为什么要跳海，我说：“我在机舱值班因受不了压迫，和荷兰人轮机员打架，将他打伤了，就跳海。”我问他们这艘客船是那个国家的？他们说：“是意大利拿波里港的，明天船抵该港码头后，我将你交给当地政府，由当地政府转交给你们中国领事馆。”

    第二天船到拿波里港，船长果然将我送到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又将我转交给中国领事馆。这个领事原籍是意大利人，满清时代，他父亲是意大利政府派驻中国的大使。因此，满清政府就委派他的儿子驻拿波里领事馆代中国领事，中华民国后，政府仍委派他继任中国领事。当时领事问我为什么要跳海，我的回答同上面的一样。当时中国留学生符罗飞在场，领事叫符带我到旅馆安置住宿。在旅馆我对符说：“要寄封信给我在德国的朋友，请你把领事馆的地址给我写下，叫我的朋友寄些钱来应用。”他写下地址，我马上给廖承志写信，说明我已经脱险，需要点钱往别的地方去。

    我希望尽快离开此地，即到码头看一下是否有中国船舶停泊装卸，以期设法留在船上不下地，可是码头只有一艘日本船，我也想利用此船溜走，即行上去，在舷梯向上走时，即被盘问阻止。旋即返回中国领事馆，对领事说拟乘日船离去，领事急忙说：“你千万不要坐日本船走，‘九·一八’事变，他们已经侵占东北三省，他们是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说话时，符罗飞同志也在场，这时领事馆接到电话，听完后对我说：“现在当地政府给我来电话，说运载你的那条船给当地政府打来个电报，说你在荷兰是个政治犯，在引渡航行中跳海的，现在当地政府说不能给你自由行动，将你拘留，等待驱逐出境，你在此等一下，当地政府马上派人来，你不要怕，我是同情你的，你要出境到那里去，我将帮助你获得自由不返中国。”我说：“我要到德国汉堡当船员去。”不久，当地政府警察来到领事馆，领事将我交给他们，带我到警察局拘留所一天，然后将我送到监狱中去（没有问过话）。

    我在监牢里住了一星期后，领事叫符罗飞同志看我，并对我说：“你德国的朋友来电，把钱汇到领事馆，是意币800个里拉，我代你收下，待你出境时，将此款交给你。”到了第三个星期，领事叫符罗飞代他写了一封信，由他带到牢里给我，信内说：“你德国的朋友给我来了一封信，他质问我，你现在何处？我回信给你的朋友，说你现在仍在牢狱。”又等了几天，领事和符罗飞同志一起亲自到牢里看我，并对我说：“现在我已帮你办好出境手续和护照，你可以出境到奥地利维也纳去，那里是自由城市，不受约束和限制。现在已是11月下旬，天气很冷，我请符罗飞替你量一下身体尺寸，请他给你买件大衣，余下的里拉数目再告诉你；到奥地利边境时，解你出境的人会将此款交给你，一丝一毫不能少；如果少了，你到维也纳可写信给我，我给你追回。”我抵奥地利边境过境时，警察即将款项如数交给我，没有短少。

    1931年12月上旬抵达奥地利第一个火车站，当晚买火车票往维也纳，第二天早上到达，即找旅馆住下，立即打电报给廖承志同志，请他汇些钱并指示往何方去。等到第三天上午，忽然有个维也纳的同志到旅馆找我，问我是不是庄敬民。我说：“是。”他说：“请你拿护照给我看一下。”我在衣袋掏出护照给他看了。他自我介绍说：我是维也纳海员工会书记（他的姓名我已忘记），今天早上我接到第三职工国际欧洲支部书记Walter同志来电报说：“你住在此旅馆。”他拿电报给我看，同时交给我一封信，信中说：“我已打电报给维也纳海员工会书记前往旅馆找你，你和他见面后，他会安排你住宿，由当地组织接济你用钱，现在我们不再寄钱给你，你可在维也纳等待去向，到时我们即告诉当地组织转告你便妥。”我在维也纳等了五个星期。到1932年1月上旬，当地组织告诉我：“现在欧洲支部要我安排你前往德国柏林，你到达后找欧洲支部书记Walter同志接头便妥。”我到柏林后，按地址找到Walter同志（我们在阿姆斯特丹开会时即认识），略谈后，他即叫另一位德国同志引我到楼下找当时留学德国的闵廉（即现在的闵一帆）同志，安排我食宿。在柏林等了三天，就办好了我到苏联莫斯科去的护照。第四天我们五六位同志一同前往莫斯科，其他几位外国同志的文件也交我随身带上，交给莫斯科组织。我到了莫斯科的当天晚上，陈郁和廖承志同志即找到我，他们二人请我到国际饭店吃了宵夜饭，并送我回宿舍。我到莫斯科五天后，廖承志即离开莫斯科返回祖国（陈郁同志在1940年在延安和我见面时曾告诉我，我与他在莫斯科握别后，王明即将他送到工厂里当工人，直到1940年和周恩来同志见面后，第三共产国际给他作了结论，说他是中共的好党员，并和周恩来同志一同回国到延安）。

    在莫斯科，组织上安排我和肖三同志，苏兆征爱人苏妈妈住在一栋楼里，还有她的女儿丽华、儿子河清以及瞿秋白的女儿，他们住在楼上，我和一个朝鲜同志同住一间房，是在楼下。数天后，组织给我办手续，要我到东方大学学习，他们对我说：“这是第三职工国际欧洲支部的意见。”我考虑到自己数学不好，英文程度也不行（我虽然懂一些普通英文及革命的政治与经济名词），因学校是用英文讲课的。所以我提出不去的意见，组织上考虑后，安排我在外国工人出版部当中文的技术校对。该出版部的负责同志是唯真，他是湖南人，他与苏联女同志结了婚在苏联定居了。

    到1932年6月，因第三职工国际在莫斯科召集各国工人代表大会，我在街上碰见花兰士妙罗同志和美国Forster（美共第二把手）同志。他们说：“来出席第三职工国际召开的工人代表大会。”花兰士妙罗对我说：“当时在比利时我们为了营救你，不听你的意见，到船上鼓动和组织了工人罢工，结果我被捕而判刑，坐牢六个月。我为了营救你坐牢六个月，我毫不后悔，你看我现在不是又自由了么。明天中午你到第三职工国际食堂，我请你吃午饭，你一定来。”我答应了。

    第二天应约前往，花兰士妙罗同志已坐着等我，我们边吃边谈，谈到过去在比利时的事情。旁桌有一个中国同志见我和外国人谈话，转过头来问我，“你这位同志贵姓？”我说：“我是庄敬民。”他听了很惊讶地对我说：“啊！你就是庄敬民，是在荷兰被捕引渡回国的庄敬民么？当时中国海总接到第三职工国际欧洲支部的电报，要我注意该船到上海港时设法将你营救。船到上海我们即采取营救措施，岂料船上工人对我说，你已在地中海跳海死去。”他又说：“现在上海、香港都需要你这样的人做海员工人运动工作，希望你和我一起回国。我是在上海海总工作的。陈郁同志现在还在这里学习，他过去是海总书记。我这次来莫斯科开会，是从上海绕到德国汉堡，再从汉堡到莫斯科。开完会后，我即提个意见，要你一同回上海去搞工作，不知你的意见如何？”我对他说：“我同意你这个意见。”

    1932年10月在莫斯科由朱宝庭同志建议我回国，组织同意他的意见，我和朱宝庭同志一同回国。从莫斯科乘火车到达海参崴港，由第三职工国际太平洋支部杨松同志接待，安排住宿。数日后，从海参崴乘船于1932年底回到上海。这时船靠码头后，朱宝庭同志对我说：“你先上岸，住在虹口你的堂叔家里。我后上岸去找组织，和组织取得联系后就和你接头。接头地点是：四川北路桥头邮电局大门口，你第三天8时在那里等我，如果连等三天不见我来，即证明我还未找到组织。组织上给了你20元美金，你无职业，不能在上海长期等下去，这时你可返回香港家乡去，在香港开展工人运动，组织上会找你联系的。”（后来朱宝庭同志和我见面时，他告诉我，当时他在上海没有找到组织，即去江西苏区工作了）。

    我于1932年底回到香港，即返宝安深圳家乡。1933年春，又去香港，与海员工人魏兴、小韩三人租了一个房间居住，并把它命名为“群乐俱乐部”（不挂牌的俱乐部）。在工人群众中开展工作，并向船上在业的海员工人募些经费维持房租及活动费用。到1934年下半年，组织即派闵廉告诉魏兴同志，要和我见面接头。所以就和香港地下党组织接上了头，在党的直接领导下，开展地下工作。

    到1936年西安事变后，闵一帆同志拿凯丰同志（中央宣传部长）的报告给我看，内容主要是说要开展统一战线运动，与国民党合作，共同抗日，并准备组织海员工会。不久闵一帆同志离港返上海，即介绍我与“余闲乐社”叶汉生同志接头，要在“余闲乐社”筹组海员工会。筹备工作的人员有：方世林、周石永、刘达潮、叶汉生和我共五人。结果于1937年春成立香港海员工会，1938年底即被香港政府封闭解散。1937年芦沟桥“七·七”事变后，廖承志同志回到香港。当时中共南委蒲特（即饶彰风同志）、老杨（即孔志成同志）二人和我在弥敦道一家咖啡店接头时，告诉我说：“我们两人不认识廖承志同志，你认识他，要通过你介绍和他接头，他住在跑马地他母亲家里，你找到他，引他到咖啡店来，我们二人在此等你。”我到跑马地找到廖承志，廖承志即戴上有色眼镜，由我引路与饶彰风、孔志成两同志接上头，谈完后出门各自分手。

    1937年底，南委饶彰风同志要我回宝安深圳，开展民运工作，并介绍我到东莞县城力行小学校与党的组织中心县委姚志华同志接头。并由姚志华同志介绍我与王作尧同志认识。我们在宝安深圳搞民运，组织民众武装运动。姚志华与梁广二同志曾到深圳了解我们工作情况，我向他们汇报了。有一天廖承志同志在香港叫他爱人经普春以他母亲的名字写了一张中国银行的支票，叫我带去广州百子路八路军办事处交云广英同志（我估计是八路军办事处的经费）。我办妥后即返香港向廖承志同志汇报。

    1938年9月，我要求组织派我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并要求毕业后再回到广东工作。廖承志同志经我再三要求后同意了。由饶彰风同志告诉我说：“组织上派你到延安抗大学习，马上介绍你走，因武汉快要失守，如果现在不走，武汉失守后，你就走不了。”叫我持介绍信到广州八路军办事处，再介绍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由武汉办事处给我坐八路军运输物资的火车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在此住了数天，即步行到延安抗大报到，编入抗大四大队（职工大队）学习。1939年6月转入中央党校学习，1941年7月毕业。

    庄敬民简介

    庄敬民，原名庄金水。1907年出生于宝安县皇岗村（现深圳市福田区皇岗村）。他的父亲庄连寿是香港海员工人，庄16岁随同村当海员的叔伯到英国谋生，第二年上船当海员工人。18岁时参加省港大罢工，成为国际海员工会的一员，1939年在延安加入中国共产党，延安中央党校毕业后被安排在延安的银行做经济研究工作；解放后分别在北京、上海、吉林等地的交通、海运、化工部门工作；1958年后任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检验局广州办事处主任；1982年离休；1992年病逝，享年85岁。（注：本文是庄敬民的遗稿，由其女儿庄求实提供给《深圳文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