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宝安县属的公明墟水贝村（现深圳市宝安区公明镇下村），村前有三座古老的祠堂。红石墙脚长满了绿苔，破落衰败，恰似蹲立着三个寂寞垂暮的老人，在凄风苦雨中过日子。

    然而，曾几何时，这里居然变了样。东江纵队把公明墟水贝村从日伪手中解放了，在这里建立起东宝地区第一所民主中学——东宝中学。祠堂修饰一新，中间一座命名为“高尔基室”，左边是“鲁迅室”，右边是“韬奋室”。进入“高尔基室”，迎面是一座礼堂，顶上挂着严肃团结、紧张活泼的校训。室外，凹凸不平的草地变成了球场，一排环拱着的百年合抱的柏树和大榕树也仿佛焕发了青春。前面是一座小桥，河水清清地流过，周围树木婆娑，花香鸟语。祠堂内，书声琅琅，歌声嘹亮；祠堂外，一群年轻学生在打球，奔驰欢跃。好一派春意盎然、生机勃勃的景象。

    革命和人民的需要

    东宝中学筹办于1944年底。                                        

    这时候，日寇正陷入侵华和太平洋战争的困境，战线延长、兵力分散、到处挨打、龟缩在一些重要的城镇里。我东江纵队由于得到人民的拥护，迅速发展。抗日根据地进一步得到巩固，1944年建立了抗日革命政权——东宝行政督导处，形势很好，出现了一个较为稳定的局面。

    东宝行政督导处建立后，立即大力支援革命部队，加强地方建设，关心群众的福利等工作。为了解决根据地青少年读书问题，各个区乡普遍办起了小学。1944年底，根据群众要求，同时也为了培养革命干部，便决定筹办一所新型的学校——东宝中学。

    在战争环境中，办学不是轻而易举的事，首先要解决人力和物力的问题。督导处在经济还比较困难的情况下，拨出了一笔经费，选择公明墟水贝村的三座祠堂作为校址，抽调一批干部进行筹备。

    在组织领导班子中，督导处贯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与党外人士团结合作的精神。学校校长何思明，年龄较大，曾留学美国，做过教会的神职人员，是一位开明人士；副校长曾劲夫；教育长郑盾。不久郑调走，由周大洲继任，周是大革命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同志；教导主任梁克寒；总务主任文萍踪。全校教职员工近20人，其中有留学生，大专毕业生，也有自学成材的“社会大学”毕业生。

    曾劲夫同志曾留学日本，在国民党统治区从事抗日救亡工作多年，到校任职前是根据地宝二区的一位乡长。当时他虽然是民主人士（解放战争时期他在香港加入中国共产党），但为人正直、热心、活跃，人缘颇好。在乡间有一定的号召力，在筹备和办学过程中，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

    学校建立了党支部，支部书记由黄研负责，周大洲和我是支部委员。黄研是一位好同志，思想和作风都好，他原是国民党统治区的中学教员，擅长美术，参加革命后进步很快，调到中学后兼任教师，责任心很强，工作认真细致，待人接物和蔼可亲。可惜在东宝中学停办后，他参加新五区区委工作时光荣牺牲了。

    党支部成为学校的领导核心，开始还是处在地下状态，后来在学校师生中发展了党员，建立了青年团组织。全校党员约有七八人，团员约有十七八人。

    东宝中学的创办，东宝地区的人民欢欣雀跃，纷纷送自已的子弟前来就学。农村青年踊跃报名，各小学把优秀的毕业生推荐入学，连起义不久的一位原国民党团长，也把自己的亲侄儿送来接受革命教育。其影响所及，连一些沦陷区的女青年，也不顾家庭反对，带着私蓄，投奔革命的学校。

    东宝中学在1945年春正式开学。

    革命学风

    办一间革命的民主中学，当时我们大家都没有经验，只有一个共同的思想：我们这间中学同国民党统治区的旧式中学要有本质的区别。根据东宝行政督导处的指示，我们确定了办学方针：实施新民主主义教育，树立革命人生观，培养一批写得、讲得、做得的，理论与实践一致的青年。

    学校开始招二个班：一个简易师范班（适应普遍办小学的师资需要），一个初中班；同年秋又招了一个初中班，一个高中班。学生人数最多时达130人左右。

    学生都是在校住宿的，学、宿费概免，自交膳费（经济困难的，经过申请、证明，批准后也可免交）。这是一个有利条件，使我们有更多时间接触学生，做教育工作。

    学校的学制和课程设置，都根据实际情况和客观需要有所改革。我们把师范班改制为一年，初中班改为二年。课程设置也作了一些精简，增设了政治常识、社会发展史、哲学讲话等主要课，以及农业生产的知识和实践。这方面的教材，有的用《大众哲学》，有的用《社会发展史简明教程》，有的则靠我们自已编写。

    除了正课，还经常举办演讲、书法、球类、戏剧、歌咏……等比赛，还举行时事讲座和各种问题的讨论会、座谈会，学校里兴起了一股独立思考、自由民主、生动活泼之风。

    学校实行“小组学习制”。把一个班分为若干组，每组五至八人，组长负责掌握全组学习，副组长则负责全组生活。有了小组做单位，他们的学习更灵活，更便于互相帮助，无论讨论、自修、搞卫生、旅行……都可以见到他们三五成群地活动。小组学习制，主要强调学生学得活，牢固基本知识，以先进带动后进，发挥个人作用，树立集体精神，培养工作能力。为了推动小组学习制，还辅以小组为单位的“红旗竞赛”，老师从旁引导。同学们自已管理自己的自觉性迅速得到提高。

    旧社会学校的封建残余的体罚制度被废除了，代之以“检讨会”。检讨会每周一次。晚上，在油灯下，一组组的同学，用坦白真诚的语调，检讨他们的学习和生活。起初，他们还有点怕批评别人检讨自已的陋习，经过老师的帮助和先进同学的带动，认识到虚伪是进步的枷锁，才逐步形成“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新风气，开始掌握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有一次，学校发生了一宗罕见的两个学生打架事件，通过检讨会同学们严肃地批评，这两位同学羞愧地哭了，终于自动握手言和。检讨会也可以向老师提意见，  这在当时旧社会“师道尊严”的统治下是不寻常的。有个原来脾气很大的老师，在同学们诚挚帮助下，居然大大地改变了。这也是教学相长的一个具体表现。

    师生关系在这里也是新型的。在学习和生活中，老师和学生同食、同住、同劳动、交朋友，对学生关心备至；学生也对老师有深厚感情，十分尊重老师，乐于向老师反映情况，敢于把自己的思想问题向老师倾诉。有一个姓刘的女学生，请假回来后，心神恍惚，眼泪暗垂。老师及时找她谈话，才知她的家庭听信了社会上的谣言，说共产党办的学校，学不到东西，还会教坏人家的子女，要她退学。我们立即通过家访，同学互访，并经当地民主政府配合，做好她父母的思想工作，使问题得到解决。由于这位女同学进步很快，品学兼优，她的家庭终于十分满意。后来我们到她的家乡做征购工作时，她的家人热情接待，并积响应政府的征购号召。

    学校的物质条件是艰苦的，但是全校师生以革命的精神，甘之如饴。教室不够，到大树下上课；宿舍不够，男同学则拼门板，“晚行朝拆”；粮食不够，则餐粥餐饭。有时为了反日伪的“扫荡”，学校转移了，则在乡下的炮楼里、郊野中坚持上课。课余生活也是多采的，有的引吭高歌，有的紧张排戏，有的在水中追逐，有的在促膝谈心。当时根据地的物资供应比较困难，为节省胶鞋支援部队，也为了使同学们得到锻炼，我们提倡“赤足运动”，全校师生响应。初时不习惯，走起路来扭扭捏捏，但很快便行动自如，大家一片笑声说我们都锻炼成“赤脚大仙”了！

    社会实践和“五四剧团”

    为了使学生迅速成长，同时发挥这一支师生队伍的作用，我们非常重视参加社会活动。

    我们利用时机，组织暑期工作团，由曾劲夫副校长率领，到处开展宣传工作。宣传方式是多样的，有街头剧、话剧、歌咏、舞蹈、美术，有口头宣传，有文字宣传。宣传抗日，宣传党的政策，宣传我抗日部队的斗争胜利。1945年5月，苏军攻克柏林，督导处开庆祝大会，我们在会上配合演出了音乐舞蹈和话剧，胜利的消息大大鼓舞了人心！

    按照党的政策，根据地开展了征购粮食和减租减息运动。在东宝行政督导处的直接领导下，我们全校师生积极投入了这场运动。开始，督导处派人向全体师生讲解党的具体政策和措施，经过反复学习，掌握政策精神，然后由校长和老师带领同学们开赴第一线，配合区乡政府一起行动。我们做的主要是宣传发动农民群众的工作，还配合区乡政府，进行逐户普查粮食，了解地、富有无逃避征购和抗拒减租减息的情况，开展合法斗争。在斗争中同学们斗志昂扬，不怕脏不怕累，工作认真，发挥了一定作用，也学到了从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增长了知识，得到了锻炼，受到了表扬。

    在许多社会活动中，学校的“五四剧团”大显身手。

    学校创办不久，我寻思自已过去学过戏剧专业，只是漂泊生涯，未能得用，现在是应该拿起这个武器为人民服务的时候了，便建议成立一个剧团，开展宣传教育工作。这个建议得到党支部和学校的支持。当时，恰好督导处缉获了一批走私物品，其中有许多丝绸布匹，拨了一部分给我们，制成剧团的布幕，为剧团的活动提供了有利条件。这样因陋就简，剧团很快建立了起来，在五月四日这个有历史意义的日子里正式成立，命名为“五四剧团”，曾劲夫副校长兼任团长，我兼任副团长。

    革命的精神力量有时是不可思议的。我们创作的第一个剧本，是以暴露旧式官办中学的黑暗和残暴，歌颂进步师生经过斗争奔向抗日民主根据地为主题的三幕五场话剧《奴隶养成所》。我们打破框框，边创作、边排练、边修改，短短的十多天，在剧团成立之日正式上演了。想不到附近各乡的家长和群众潮涌般前来观看，情绪热烈，反映良好，学校师生也受到教育。有一个姓麦的学生，平日十分顽皮，剧作者有意把他的性格和缺点写成一个角色，由他扮演。他固然演得逼真，他哥哥在台下看得也十分激动。通过演出他受到了鼓励和教育，变成了一个好学生。

    为了配合减租减息运动，我们创作了第二个三幕五场话剧《老虎九》，主题是揭露地主恶霸残酷压迫和剥削农民，勾结日伪妄图复辟的阴谋，歌颂农民进行合法斗争的胜利。这个戏演遍了东宝地区的松岗、新桥、沙井、连平、素步、大朗、西乡，受到了广大群众的欢迎。剧团的演出，还穿插了一些歌舞和其他小节目。演出中贯穿着因陋就简、严肃认真的精神。每到一个地方，自已搭台，自制或借用道具，有时没有舞台就在山坡上演出，但演员表演逼真，能激起观众的共鸣，欢喜处，台下笑声一片；悲切处，台上台下一齐垂泪；激昂处，群情激越，情绪高涨。

    有一次，我们到新桥演出。新桥处在我根据地与敌伪交界边缘，形势很紧张。我抗日部队周围放哨，部署力量监视敌人，保护我们的宣传演出。演出前，我们做好剧团和观众的动员工作。演出中，忽然伪军陈培的部队向新桥放了几声冷枪，进行扰乱，但我方有备，继续演至终场，秩序良好。演出后，我们连夜撤出，大家得到很好的锻炼。同学们风趣地说：《老虎九》居然在老虎身边演出了。

    抗战胜利结束，西乡也解放了。督导处召开了大规模的庆祝大会，并指示我们参加演出。此时，万人空巷，有的群众从几十里外赶来观看，群众对我们的演出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有的说：从来没有看过这么有意思的戏，真是耳目一新；有的说：这个戏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有的说：有共产党领导，我们也可以学着做。演出在一片掌声中结束，戏里农民斗争胜利的形象，深深印在他们的心里。

    “五四剧团”的影响，就这样地与“东宝中学”的名字一起，永远留在东宝地区人民的记忆中。

    1945年10月内战危机迫在眉睫。我党领导综观全局，为准备应付复杂而又残酷的斗争，督导处决定暂时停办东宝中学。全校师生疏散回家或转移到城市读书、工作。（作者系时任东宝中学教导主任、离休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