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炎卿（1852-1938年），广东南海人，为清末民国时期英商怡和洋行天津分公司买办、英商高林洋行买办，负责在华北地区采购马尾、猪鬃等货物，聚集财产二千万元，成为天津"买办之王"。由于商场关系结识了一些权要和社会名流，但也招致不少磨难。本人通过王璧先生，有幸结识炎卿先生之子、现居深圳的梁文奎先生，并于2001年2月16日采访了他。梁文奎于1918年在天津出生，先后任职于怡和洋行天津、香港公司，对他的父亲及其所处时代了解甚多。由于所述之人和事年代久远及其已届高龄，其中难免有错漏之处，这里暂不作考订，以保存原貌。

    --蔡惠尧

    我父亲梁炎卿在广州出生，家里有点钱，长大后去香港皇仁书院念书，跟何东成了同学、好朋友，我父亲比何东还高一班。何东是英国怡和公司大班和中国宝安籍的妾所生的儿子，不完全是中国人。他们是个大家族，好些个哥儿们，在澳门做赌场的何鸿焱就是何东家族的，他们俩有关系的。何东的儿子何世礼后来当了国民党的后勤部长，起先他一直跟着张学良，当了四年炮兵营长，就去了外国读军校。张学良还向何世礼借过钱，帮他父亲张作霖打内战。何世礼是西点毕业的，头发卷着。我们俩是亲戚，我的外甥女嫁给了他儿子。何鸿焱 在香港跟我吃饭，见到我叫叔叔。他的叔叔跟我平辈。我后来去了香港，何东去世前，我每个礼拜六都去他家住，星期一离开，那时他是头一个住山顶的中国人。

    当时的怡和是个大的殖民主义买办机构，需要会说英文的中国人来办事。我父亲在皇仁读的是英文，加上他和何东的关系，书念完之后就进了上海怡和做事，后来又调去天津怡和，并且交了五十万两白银的押金。那时的买办制度是这样子：公司给你一年多少钱或一个月多少钱，你自己拿着钱去雇人，怡和要买货，像羊毛、马尾、猪鬃什么的，就告诉你，给你个价，你到国内买去，价格多少，公司不管；赚多少，公司也不管。后来不行了。我记得我小的时候，父亲说：钱不好赚啊！他们知道国内的价钱，把价钱限制得很死。那时没有尼龙，做牙刷子的都是猪鬃、马尾，唱戏的大胡子是用马尾做的。我父亲雇了好些个人，买回来的羊毛、猪鬃多，就多请一些人，少的话就不多请，摘羊毛、猪鬃，挑好的捆成一把一把，用黑的、白的纸拴上，做成五十五箱一套，长长短短的都有。其实我父亲是拿着自己交的押金去做买卖，赚了多少钱，公司也不知道。我记得有一年，我还不到十岁，都快年三十了，但我父亲派去张家口收购羊毛、猪鬃的人还没回来，着急的要命，他要了骡车去张家口，找到那人，哪想他拿着钱把张家口火车站附近的两溜地都买了。我父亲惟有向朋友们借钱，就地买了货，才把这事弄好了。我父亲赚了钱，也捐献一些。天津的广东会馆，由唐绍仪发起兴建，我父亲捐的钱最多，现在改成戏剧博物馆了。

    我有四个母亲，她们都是广东人，南方人还是娶南方人。大妈和三妈去世得早，我父亲去天津时带了二妈和我亲生母亲。她们一共生了十五个儿女，我最小，差点儿把我落下了。我是在天津出生的，我亲生母亲生了八个，四男四女。由于生意的关系，我父亲和天津的一些有权有势的人来往很密，市长、公安局长经常上我们家去。张学良也常去我们家，他就在我们家认识赵四的。赵四小姐跟我姐姐同学，她还低我姐姐三两班。她们同在天津的广东小学读书，这所学校是我父亲和一帮人捐钱做的，后来还有了中学。赵四也不是张学良的正太太，他有好几个太太。我在耀华里的耀华学校读小学，念英文、中文、历史及其他一些科目。原来耀华里有十几条胡同，后边是大坑，后来英国人把它填上了，盖起了耀华学校，以后又改为天津公学，凡是英租界的英国董事的子女都在那儿上学。完了我在天津新学书院念中学，那是教会学校，是英国人立的，比较近代化。后来我上工商大学，日本打来的时候，乱七八糟的，家里人都走了，只剩我母亲、哥和我三个人留在天津。抗战八年就留在天津，一直没走，因为我母亲在那儿。那时侯我们有点儿钱，生活也不难过。我们住在英租界里头，在我们家向后面走一条马路，就是营口道，一边是法租界，这边是英租界，后来都归日本兵管了。日本宪兵队看到我们是英国买办，进来我们家就拿刀吓唬吓唬，打了我们看门的两个耳光，总体上我们的生活还是比较好的、宁静的。我母亲认识日本领事，还有一些朋友，经常上我们家去，所以没什么骚扰。那时我们家有地方，我母亲雇人做了一个球场，用来打网球。抗战结束后，我家里人都没有回天津，他们去了香港、美国，最后只剩我和母亲俩。

    我父亲在抗战初期就去世了，二哥继承为怡和买办，但钱已经不容易赚了。他最后是给绑票的弄死的。大概在我七八岁时，绑匪在光天化日下绑架他，叫他写了好多封信，绑匪不时地发出一封，以证明我哥还没死；如果死了，钱就没了。那时我们跟他们接不上头，来的信警察都拆。国民党抓不了，就发了一个命令：收票的与绑票的同罪。这样谁都不敢收了。有一回绑匪通知我们晚上去赎人，我舅舅拿着灯笼，提着一个大皮包，其实里面也没装钱，但也没见着，逮得紧，绑票的不敢去。过了好多年，绑匪因为别的案子被逮着后供了出来，说有那么一个人，埋在哪儿哪儿了。警察叫我们家去认尸，我去了。我哥是给勒死的，脖子还缠着麻绳。我给钱敛尸官，给二哥刷干净，穿上寿衣，戴上帽子，长袍马褂的，七窍都用棉花堵着。我二哥生前喜欢看戏，梅兰芳、尚小云都给他题写了扇子面，后来抄家，这些东西都不知去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政府征用我们家的坟地，给我们运费，我一个人给他们十几个人的都办妥，从吴家窑迁到天津公墓。

    此后，我们家在耀华里、宝华里、安定里的房子都收回了，只剩下一间房子。后来，我母亲去世了，我十四哥在香港，他写信叫我去。见面之后，他说不是我找你，是怡和公司找你，你十三哥在那儿，他也不敢写信给你。这样我进了怡和当中国贸易部经理，主要负责向内地进口洋酒，曾去过大连、天津、青岛、广州，考察当地的码头、仓库。那时很害怕回内地，因为我是持双程证去香港的，怕给扣下来。 （作者系深圳博物馆工作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