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49年来到深圳沙头角的，那年我只有10岁，到今年已经66年了，算是将近一辈子住在这里，我见证了它从偏僻荒芜变成繁荣昌盛。这片土地养育了我，并改变了我的命运。

我1939年11月出生在新加坡。因为家境困窘，6岁开始要饭，我还记得有一次，我遇到几个别人家的孩子，他们让我站在讨饭的竹篮边不能动，他们往我身上扔地瓜，扔到篮子里的就算我的。我感到特别屈辱，那时候就想：“等我长大后如果有了钱，一定不会欺负穷人，而是要帮助他们。”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们家里迁到了深圳沙头角，当时住在现在的沙头角关口边，举目一片荒凉，只有一些低矮的房子，还有大片的水田，居民很少。我们以种田为生，生活虽有好转，但还是吃不饱饭。

13岁时，我去香港当小保姆，到了14岁时因病被解雇，我再回沙头角种田一直到1979年，插秧割稻我都是一把好手。

从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我因为做好事被政府授予很多荣誉，被树立为榜样，我感到受宠若惊，同时也觉得肩上责任重大。我是一名老义工，见证了深圳人从看重财富逐渐到重视精神文明建设的过程，深圳也因此成为一座充满爱心的城市。

陈观玉捧着自己手绘的雷锋像。

壹

雷锋干的是平凡工作，做的是平凡小事，却用博大的爱心，帮助了一个又一个与自己非亲非故的人，特别难能可贵

受母亲影响从小心存善念

我年纪大了，也记不清我是具体从什么时候开始做好事的。只记得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妈就开始教育我为人存善。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在我家里连野菜粥都吃不上的情况下，我妈还经常在路边救济无家可归的老人，甚至把他们带回家来，采草药给他们治病，我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我在1952年底从香港再回到沙头角后，因为家境的原因，我要参加劳动支持家里生计，没办法上学。但我还是很渴望读书，我先是参加了驻村工作队办的扫盲夜校，几个月下来认识了不少字。后来又常趁着放牛的空隙跑到学校，趴在窗口听老师讲课。老师被我的好学精神打动，将此事向校长汇报，又去做我家里人的思想工作，终于让我在不影响家务和农活的情况下，插班上了三年级。读书的那四年间，我在课堂上学到了很多革命英雄的故事，很为他们舍己为人的精神感动和鼓舞。

1963年3月5日，毛主席向全国人民发出“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我学习了雷锋的事迹后，特别受触动，觉得他干的是平凡工作，做的是平凡小事，却用博大的爱心，帮助了一个又一个与自己非亲非故的人，特别难能可贵。到了1966年1月9日，我入了党，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我觉得自己更应该为人民服务。

那时我在水产公司做保管员，因为周围理发店很少，加上有些街坊窘迫得连理发的钱都掏不出来，我就从驻扎在沙头角的边防战士那里借来理发工具，开始义务为居民们理发，予人方便的同时，也收到了快乐和成就感。

当时镇上还有十几个“五保户”，我下班以后就经常到这些老人家里，给他们缝洗晾晒，帮他们看病取药。那时生活都不富裕，偶尔家里买一回肉、宰一只鸡，我都要给他们送些过去。逢年过节时，我也会走家串户地去看望他们。渐渐地我们的感情越来越深，他们都把我当作最亲的人，有些老人临终都要握着我的手，我知道那是因为舍不得我。

因做好事也时常被质疑误解

也不是所有的好事都得到好评。我记得1972年，同村有一位男子生病了，没人照顾，我觉得他很可怜，于是我带孩子上山去给他采药，忙里忙外照顾他。那时候人们的观念还很封建和保守，很快就有一些捕风捉影的闲言碎语传到了我爱人的耳朵里，我们差点因此离婚，好在误解很快就消除了。

还有一次是1994年，当时被评上“全国五好家庭”时，我们全家都很高兴。当时在盐田区举办的表彰大会上，工作人员安排我们家表演节目。我和爱人一起上台，拿着雷锋的画像，在画像后用毛笔写了台词，给大家讲雷锋助人为乐的故事。下台之后，有些人发出一些刺耳的质疑声，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暗讽我不合时宜地“作秀”。

其实这几十年来，说我“爱作秀”“爱出风头”等批评之声时而有之，说老实话，我有时候也会为别人的不认可而感到难过，但后来又转念一想，嘴巴长在别人身上，爱怎么说是别人的事，我做好自己就是了，可不能因为别人的几句非议就放弃了自己坚持做好事的信念。1995年，我还去雷锋的故乡望城镇作报告。从那时起，我每到一个地方，都会把雷锋的画像印一些，发给别人。现在我家里也还有不少印有雷锋画像的旗子，谁来探望我就送给谁，我想以这种方式将雷锋精神传递出去。

1994 年 8 月 陈观玉（第二排左三）慰问梧桐山哨所官兵。

贰

我的天性就是这样子——一看到有人需要帮助，我就坐不住，不然我会不安心的

30多年捐了将近200万元

这么多来年，我做的最多的一件事，就是给有困难的地方和人捐钱。比如说在1995年，我在电视上看到河北的一个叫张素的女孩因家里贫困而辍学，我根据电视上提供的地址给她汇了1000元过去，后来她爸爸生病了，我又给她寄了500元和一些药物。后来张素顺利完成学业并结婚生子，我们还一直保持着联系。

1998年长江洪灾，我四处发动捐款，单是我自己就捐了27000元；只要在电视上或者报纸上看到哪里的人有困难，我就会给他们写信和把钱寄过去，记得有一次煤矿塌方，很多死者家属得不到赔偿，当时我在住院，没敢让爱人知道就从医院偷偷跑了回家，写了一封信还寄出了2000块钱；再后来的汶川地震、玉树地震、舟曲泥石流等灾害发生时，我也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我的天性就是这样子——一看到有人需要帮助，我就坐不住，不然我会不安心的。

有些人会说：“陈观玉是不是很有钱？所以才对别人很慷慨。”其实我的钱也是辛辛苦苦赚回来的，只不过我认为用在救助他人身上、能帮到别人就是有价值的。

在改革开放前，我们家里很穷，搬过10多次家，住的房子也只有20多平方米。改革开放后， 政府鼓励中英街居民贷款建房。1983年，我和爱人到信用社贷款，又找亲戚朋友借钱，才建起了两层半的小楼。

1987年，深圳发行首批股票，我最初想着自己是党员，应该带头支援国家建设，才把香港亲戚给我治病用的钱全部买了股票，没想到过了3年，1990年时，意外获得了45万元的巨额回报。拿到钱的当天，我们全家开了家庭会议，商定“把这笔钱用于帮助有困难的人”，按照报纸上收集来的求助信息，我列出了一长串的困难户、希望工程、贫困山区、残疾人、部队的名单，然后把钱两千元或三千元地一份份分好，装进信封，一下子捐出去30多万元。这一次，我终于兑现了自己小时候立下的“有了钱后要帮助有困难的人”的承诺，心里可高兴了。

后来，我又把楼租出去，再攒了租金继续捐出去……其实我并没有刻意地计算一共给别人多少钱，只是为了保证这些钱都能到受助人手上，我就把收据、汇款存根保留了下来，以便日后查对。前段时间，我妹妹帮我整理这些东西，统计下来，30多年来捐出去的钱将近有200万元。

2005年8月，陈观玉（右三）在河源为白血病儿童江仪募捐。

叁

我第一次见丛飞是在1995年，当时我们在沙井为赈灾募捐，他当时做义务演出，我们一见如故，成了忘年交

与部队战士情深似亲人

在我家里珍藏着一本用几十年心血绘就的《军民历》，记录了我和广东公安边防六支队“沙头角模范中队”之间的深厚感情。现在部队官兵总是一口一个“陈妈妈”“拥军妈妈”地叫我，说我对他们好，其实是因为我最先感受到了他们对我的好。

那是在1962年，我婚后不久，因为一次小产得了癫痫病，发作起来就会神志不清，栽倒过在河沟里、水井边、马路上，是部队的战士一次次把我从鬼门关拉了回来。当时爱人不在身边，我卧病在床无人照料时，又是战士们给我送来水饺、大米和羊血，帮我渡过难关。为了报答他们对我的关怀，我与爱人商量，将儿女的名字改为“拥军”和“爱民”，他们俩打小跟战士们也很亲，我时不时带着他们去部队，将自己种的蔬菜瓜果给食堂送去。

每到建军节，我都要给部队送慰问金，给战士们表演几个自编自演的节目。部队的官兵虽然早就换了一批又一批，但是我们的感情一直很好。记得好多年前，有一次，有一位战士被毒蛇咬了，我看到他手上还嵌着蛇牙，急得都哭出来了，骑着自行车走了很远的路找到赤脚医生来救他，那心情就像救我自己的孩子一样。

后来日子变好了，手头宽裕了，我又给战士们送钱、图书和文化器材。几十年来，“沙头角模范中队”每来一批新兵，我都是最早去探望的。每当有一批老兵退伍，我都要亲自送行，既舍不得又为他们高兴，希望他们在人生道路上越走越好。

我现在年纪大了，身体不好，战士们都经常过来照应我。前段时间我胃痛难受，家里人又刚好不在，就是一位排长把我送到了医院。

在义工联收获感动与爱

1995年，我申请加入深圳义工联，编号530，即第530位义工。其实我因为早年做过7次手术，又加上太过劳累，落下了颈椎病，家里人都希望我在退休后能多点休息，少点出门，但是我闲不住，因为还要做义工啊。

在义工联中，虽然我的年岁比较大，但是和年轻人在一起，我觉得自己的生活更丰富了，圈子更大，朋友也更多了。我的主要任务是看望白血病患者，跟他们说笑，给他们表演节目等等，劝导他们解开心结，勇敢地与病魔做抗争。

在诸多义工当中，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丛飞。我第一次见丛飞是在1995年，当时我们在沙井为赈灾募捐，他当时做义务演出，我们一见如故，成了忘年交。后来他不幸患上胃癌时，我还经常去看望他，带些营养品给他。但他心里仍然牵挂着山区那些孩子，当时他的积蓄已经见底了，还背了外债。他问我有没有钱可以借给他，但是那个时候我弟弟的孩子正好去世了，我给他寄了8000块后，手头上也没什么钱了，我把身上仅有的900块都捐了出来，他后来还买了个花篮给我当作感谢。

在他病得厉害的时候，还在到处义演募捐，经常唱着唱着就咳出了血，让人看得好生心疼。我劝他说：“不要那么拼命，身体要紧。”他摇了摇头，说：“还有很多孩子等着我筹集学费呢。”

后来丛飞病重入院，我写了求助信给市领导，恳求各方想方设法尽全力救治他。后来经过媒体报道，丛飞的故事被社会各界知道后，他收到了不少好心人的捐款，开始接受最好的治疗。可惜他病得太重，最终还是没能挽救住他年轻的生命。在他去世的那个晚上，接到电话被告知他已病危，我马上赶往医院，很可惜没能见上他最后一面，那真是白发人送黑发人啊，我一想起都会忍不住掉眼泪。

算一下，丛飞也已经去世近十年了，深圳义工联已有数以十万计的义工。这么多年来，我常常被这座城市的大爱所感动，但我还是坚持认为：一个人的爱首先建立在爱惜自己的身体上，然后才是去爱别人。

2008年，陈观玉（第二排左四）为9岁重病儿童募捐。

肆

俗话说“学好千日不足”，到现在我每天仍然看报纸，遇到需要帮助的人还是会挺身而出

能坚持做好事离不开家人支持

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 我做好事的名声越传越远，获得的荣誉也越来也多——1983年，我被评为“全国三八红旗手”，1994年获得“全国美好家庭”荣誉，1996年被评为“全国老有所为先进个人”，1997年当选党的十五大代表，2013年被评为“全国学雷锋模范”，2014年被评为“全国感动边关劳模”等等。

这些荣誉对我而言，不亚于是一次次的鞭策和鼓励。每一次获得荣誉，我都暗暗地告诉自己：一定要继续坚持下去。我把得到的奖章摆在客厅，让年轻人也知道：只有努力，才能得到别人的肯定。除了这些荣誉外，我还把受助人送给我的东西悉心地保存好，因为它们时刻提醒着我：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值得的。

最先是我妈教会我有一颗“菩萨心”，但我之所以能一直坚持做好事，离不开我爱人的支持。我只读了四年书，而他是一名人民教师，虽然也是出身穷苦，但他明白事理，并且一直身体力行地支持着我。

记得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帮沙头角务工的民工补衣服，连续补了好多天，补了上千件衣服，还不小心让针把手指扎伤了，我爱人心疼地帮我包扎，陪着我补衣服到深夜。我问他：“我都没时间顾得上家里，你会怪我吗？”他说：“你这是在做好事，我怎么会怪你呢？”保姆跟着我出门去做义工，他还会在家帮忙把家务做好，把饭菜准备好等我们回来。后来在我的带领下，我们全家人都成了义工，小孙女在七八岁的时候，就帮着我剪报，收集求助的信息。

两年前，我爱人去世了，我的身体也每况日下，不过只要能走动，我还是要出做义工。上个月，我还和一些志愿者一起去湛江孤儿院，为孩子们添置一些食品。我一直都觉得好事是做不够的，俗话说“学好千日不足”，到现在我每天仍然看报纸，遇到需要帮助的人还是会挺身而出。

陈观玉

1939年生于新加坡，1949年随家人定居深圳。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至今，关注社会、关心他人，慷慨地向社会作贡献，为社会、为群众做了大量的好事，被群众和当地驻军誉为“中英街上活雷峰”“当代沙奶奶”，曾先后荣获“全国三八红旗手”“广东省精神文明建设标兵”深圳市“文明市民”“全国学雷锋劳模”等50多种荣誉称号。已76岁高龄的她，至今仍坚持做好事。

口述时间

2015年8月21日上午

口述地点

沙头角中英街沙栏吓村

本期采写

深圳晚报记者 张金平

实习生 杜婷 梁翠玉

前期统筹

王外平 梁琼月 黄晓天

后期统筹：赖丽思

本版图片由受访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