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1985年调进深圳市文化局。从上班的第一天开始，我就踏上了探寻“特区文化”理论构建的征程，亲身参与了这30年间，深圳文化从筚路蓝缕艰辛拓荒，到快速成长蔚为壮观的发展历程。

30年来，我和同仁们一起，组建全国第一个特区文化研究机构，策划推出读书月、市民文化大讲堂等品牌活动，并对深圳经济特区建立以来，出现的青春文学、打工文学等文学现象，进行跟踪、调研、推广，使之具有全国影响力。

壹

深圳是经济特区，我们有特区的经济，也要有特区的文化，如何建设特区文化，没有现成的答案，需要我们去闯

“你的任务就是研究特区文化”

我是广东梅州人，来深圳之前，在家乡梅州嘉应学院中文系当老师。在调来深圳的前一年，也就是1984年的时候，我曾借着去北方开会回来的机会，和一些年轻的同事，偷偷来过深圳一次。

此前听朋友讲，深圳有两个特色：第一是能够看到与内地不同的香港电视；第二是去沙头角可以买到港货。这在当时来说是有一种神秘色彩的，因此我们就想来考察一下深圳，看看深圳到底是什么样子。

上世纪80年代初，国家开始建设经济特区，尤其是以深圳为代表，吸引了全国青年的关注。记得当时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一句口号是“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个口号对当时内地的知识分子们，有很大的吸引力。甚至可以说，我之所以选择来深圳，也因为受到这种观念的影响。

来深圳考察之后，我发现虽然当时深圳的文化基础比较薄弱，也没有几个像样的文化场所，但是整个城市却充满蓬勃向上热火朝天的氛围。我就开始联系深圳的单位，最终到了深圳市文化局。

1985年7月，我到文化局上班的第一天，时任市文化局长叶于林对我说：“小杨，深圳是经济特区，我们有特区的经济，也要有特区的文化，如何建设特区文化，没有现成的答案，需要我们去闯。你的任务就是研究特区文化，这就是我们选调你的原因。”

我当时很兴奋——我才刚到深圳就承担了这样一个探索性的工作，这对我来说，是很有新鲜感和挑战性的。

“特区文化”的“发现者”

那时候的深圳是个各地移民汇聚、新风旧俗渗透的地方，我的工作就是要进入经济特区的各种“文化现场”，去调研去感受，比如在中外合资企业康佳电子公司，这里既有党的书记，也有大老板，还有外国的技术人员，以及全国各地来打工的青年……不同意识形态、生活背景的人们聚集在一起，在矛盾中融合，在融合中逐渐认同。

我记得公司有一个很有特色的口号：我为你，你为他，大家为康佳，康佳为国家。当时康佳还引进国外的企业文化理念，每月举行一次“生日晚会”，为当月生日的员工送蛋糕、开舞会，全体员工狂欢一晚。有员工曾告诉我，每次生日会后，第二天的工作效率都“出奇的高”。

那个年代，全国的大部分地区，还是属于计划经济时代，这样的企业文化在当时的内地，是完全不可想象的。我意识到：这种文化是既区别于旧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内地文化，又区别于资本主义体制下的港台文化，是与特区经济建设同步而生的一种有着特别内涵的新质文化。而后，经过一年左右的持续调研和思考，我和同事合写了一篇题为《深圳，呼唤特区文化“特”起来》的论文，发表在媒体上。

1986年底，“全国文化事业发展战略研讨会”在厦门召开，这篇文章被提交到大会交流，引起了广泛关注。时任文化部常务副部长高占祥看到之后很感兴趣，觉得特区文化应该列为全国文化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领域。于是他提议，在大会上开一个“特区文化研讨会”，专门研究特区文化，并邀请各省市代表，以及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全国性媒体代表参会，“特区文化”的概念由此而生。而后经过各大媒体的报道，“特区文化”作为一种新的文化类型，也成了全国关注的热点。

贰

1993年12月，一个特殊的文化研究机构——深圳市特区文化研究中心正式成立。为此，深圳市编办专门拿出10个编制，让我到全国物色优秀的人才

参加第五次全国“文代会”

1988年3月，中国文联在深圳和珠海两地召开“全国民间文学基本理论学术研讨会”。我提交的论文《试论深圳新民俗文化》对市场经济条件下新的文化现象进行探讨，被全国20多家报刊转载，并获得当时民间文学理论界最高奖“银河奖”，引起中国文联的关注。

刚好在当年11月，第五次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代表大会（简称“文代会”）要在北京召开。这是时隔10年后，也即1978年邓小平复出并参与第四次全国文代会之后，再一次召开全国文代会。

在这次文代会召开前，小平同志提出一个干部要“年轻化”的要求。但是中宣部发现，各地报上来的文学艺术界的专家，基本上都是在60岁以上。于是中宣部决定，在全国各省市当中增加80名40岁以下的代表。这样的话，有的省份可以再增一个名额，有的省可以增两个名额，广东就是两个。

由于我在全国民间文学基本理论学术研讨会的表现让中国文联印象深刻，就指名推荐广东省将其中一个名额给我。于是我就幸运地成为深圳第一个参加全国文代会的代表。

参加文代会时，我们受到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让我非常激动。这件事成为我来深圳后，人生经历的第一个重大事件，同时我也意识到，深圳就是一个只要踏实工作、哪怕做出一点点成绩，也有可能给你更多机会的城市。

组建国内首个特区文化研究机构

从我来深圳开始研究特区文化，到上世纪90年代初，“特区文化”作为一个新兴的文化研究领域，越来越受到全国的关注。

1992年，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改革开放事业迎来新机遇。同年5月，文化部政策法规司在海口召开“首届中国经济特区文化研讨会”。在会上，“特区文化”成为主要议题。鉴于深圳经济特区在改革开放中的地位，以及在研究特区文化上取得的成绩，大家建议在深圳成立一家全国性的“特区文化”研究机构。

时任深圳市委书记厉有为在北京与时任文化部长刘忠德商讨此事，他回到深圳后把精神传达给了文化局。机会再一次降临到我身上，我受命组建国内第一个特区文化研究机构。

当时市里给我们的任务是根据市文化发展战略规划，拟定科研项目，为市委市政府的文化决策提供咨询、服务。同时，作为毗邻港澳的文化研究机构，我们还承担着为港澳回归，及其在文化上平稳过渡与交流合作，提供决策参考的工作。

于是1993年12月，一个特殊的文化研究机构——深圳市特区文化研究中心正式成立。

为此，深圳市编办专门拿出10个编制，让我到全国物色优秀的人才。我就和文化局的人事处长，一起到北京、上海、广州等地跑。印象最深的是在北京大学。当时深圳的吸引力很大，我们贴出海报之后，来应聘考试的该校博士、硕士、本科学生达三百多人。

在笔试的时候我只出了一个题目：“我心目中的深圳文化”。我记得当时有人说希望这里有一流的影剧院、博物馆、美术馆；有人说希望这里有活跃的文化交流和艺术品拍卖会……

我们欣慰地看到，这些当年大学生笔下的愿景，到今天都基本实现了。

叁

打工文学的影响力扩展到海外，这些都是深圳本土产生的，具有品牌性的特色文化，我相信它将来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必然会留下痕迹

将打工文学推向主流视野

打工文学之所以能够成为深圳广为人知的一张名片，还是与深圳改革开放密切相关。

1986年的一天，我去蛇口的一家日资企业里调研。进去之后我发现，这个工厂非常安静，流水线上的产品一个接一个，工人一不留神的话，流水线上就会出问题，他们只能全神贯注。而且他们的时间要求非常严格，甚至去上洗手间都要控制时间，工作强度非常大。

我到工厂洗手间时发现，洗手间的墙上有一些工人的涂鸦。印象最深的一首是这样写的：一早起床、两脚踢飞，三洋打工，四海为家，五点下班，六步晕眩，七滴眼泪，八把鼻涕，九（久）做下去，十（实）会死亡。这是打工者创作的打工歌谣，从一到十把自己在工厂里的生活状态，非常生动地写出来了。我当时就预感到这是一种新的文化现象，或可称之为“打工文学”。

后来我了解到，这些打工青年白天机械地上班，晚上也没有什么消遣和娱乐，常有“白天是机器人，晚上是木头人”的感叹，只能拿笔把自己的生活写下来。而且这种作品非常多，带有“毛绒绒的生活感觉”，真实、粗粝。

之后我又去了一些工厂，陆续发现很多创作潜力很大的打工青年，例如深圳早期的打工妹安子以及至今仍活跃在深圳文坛的张伟明等。

我意识到在深圳这个新兴城市里，外来劳务工占很大比重，我们不能忽略这个群体的精神世界，要关注打工文学。当时我就跟海天出版社的副总编辑宋城商量，策划共同出版一套打工文学系列作品。两年后，大约在1991年，海天出版社陆续推出了八本打工文学作品集。后来，我自己又编印了六本。

到了2005年，市领导越来越重视打工青年的文化生活，让我们每年组织全国性的打工文学的论坛，到今年即将迎来第十届。

在打工文学的创作者中，从前期的安子、张伟明、林坚等人，到后面的王十月、郑小琼，到现在涌现更年轻的，一代接一代。打工文学作品也开始入驻一流高校的图书馆以及现代文学馆，得到主流文化的肯定和支持。

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等人，曾在多个场合向社会公开推介打工文学作品。这十几年来，也一直有韩国、日本、美国等地学者，来深圳向我要关于打工文学的作品。打工文学的影响力扩展到海外，这些都是深圳本土产生的，具有品牌性的特色文化，我相信它将来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必然会留下痕迹。

擦亮青春文学的招牌

除了打工文学之外，深圳文学的另一个名片就是青春文学。

在青春文学领域，最早在全国引起反响的作品，当属当年深圳育才中学学生郁秀创作的《花季雨季》。

我和郁秀的父亲——深圳大学教授郁龙余认识。他知道我从事文学研究，而且在文化部门工作，就让郁秀把作品拿到我家请我看看。

1992年的一天，还在读高二的郁秀拿着一摞打印文稿到我家来。我浏览了一下，觉得文笔清新，风格阳光，作品带着深圳鲜明的移民城市文化特色。我随手拿给正在读初中的女儿读，女儿阅读后大叫过瘾，称“写的都是我们的真情实感，很好看！”当下我便向有关部门与媒体进行了推荐。

一开始，《花季雨季》并未引起关注。后来中宣部要求每个城市报送“五个一工程奖”作品，其中之一是儿童文学作品。因为郁秀这本书就属于儿童文学的范畴，当时主管部门有人想起来，以前我推荐过一本《花季雨季》，还没有出版。

于是1996年，险些被“埋没”的《花季雨季》被拿到海天出版社出版。出版之后一炮而红，不仅得了“五个一工程奖”，还成为畅销书，拍成了电影。后来一再加印，累计销量估计突破二百万册，盗版的数量也在这个数左右。现在只要谈到青春文学，大家都会想起《花季雨季》，想起郁秀。

在郁秀之后，还有不少优秀的年轻人参与进来。比如和国际创意大师霍金斯合著《遭遇创意队》的中学生赵荔，目前就读于复旦大学的动物小说作家袁博等，深圳诞生了不少优秀的青春文学作家。

2004年，考虑到深圳有那么多学生在写作方面有那么好的基础，应该把他们组织起来加强指导。我就和教育局的领导商量，教育、文艺和出版部门通力合作，一起成立了全国第一家中学生文联。

此后中学生文联每年都要举办各类人文讲习班、“十佳文学青年”的评选，以及举办全国校园文学论坛等，深圳也因此成为青春文学发展最快、最健康城市，获得包括著名儿童文学作家曹文轩为代表的文坛大家的高度称赞。

肆

我成立了“杨宏海客家文化与艺术工作室”，连续举办七届深圳市客家文化节，做到“抢救原生态，精品留后代；创新原生态，吸引新一代”

我在最好的年龄来到深圳

回想起来，在我进入深圳的职业生涯中，组建、领导特区文化研究中心，是重要的人生经历。将来研究深圳经济特区文化史，恐怕是绕不开它，这是由特区文化研究中心的历史地位和所发挥的作用决定的——除了上面提到的打工文学、青春文学外，特区文化研究中心还成功组织了延续至今、影响深远的深圳读书月、市民文化大讲堂等活动，率先参与挖掘、整理了深圳最具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出版了相关的专著，提出把深圳建设成“现代文化名城”等理念。

此外，我还具体参与了与中国作协合作的改革开放文学工程，扶持近百部文学作品。我对深圳的客家传统文化的创新尝试，也是深圳客家文化研究的重要一笔。2009年，我成立了深圳市首批文艺名家工作室之一的“杨宏海客家文化与艺术工作室”，连续举办七届深圳市客家文化节，做到“抢救原生态，精品留后代；创新原生态，吸引新一代”。

最近，我跟我的家人感怀了我当年来深圳的抉择。30年前，在我最好的年龄来到深圳。是深圳给我提供一个最好的平台，让我发挥所能，我一直认为我来对了——在有生之年，能够为打造文化深圳奉献我的青春和心血，我觉得非常荣幸。

试想一下，如果我当年没有来深圳，怎么可能年纪轻轻就能到北京和全国的文化泰斗一起开会，受到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怎么可能作为一名非名校出身的年轻人，带着那么多名校的硕士、博士一起为文化深圳的建设而尽情驰骋，并且领导国内第一个特区文化研究中心做出那么多的事？

我在退休前，编纂了80万字的《我与深圳文化》一书，著名文学评论家黄树森先生为此书作序，他审读后建议加上一个副标题，“一个人与一座城市的文化史”，从个人实践经历去折射一座城市的发展。我采用了这个书名。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我们就是特区文化的拓荒牛，我的经历就是一部微缩版的“深圳经济特区文化史”。

杨宏海

1951年生于广东梅州，深圳大学客座教授、硕士生导师，深圳市特区文化研究中心首任主任，曾任深圳市文联专职副主席、研究员；1985年调职深圳市文化局，负责特区文化理论研究；1988年代表深圳文艺界赴京出席第五次全国“文代会”，受到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1993年参与创办全国首个“特区文化研究中心”；深圳青春文学、打工文学形成全国影响的主要推动者；2009年成立了深圳首批以个人命名的名家工作室“杨宏海客家文化与艺术工作室”；主要著作有《文化深圳》、《打工文学纵横谈》、《深圳文化研究》、《客家诗文》等作品。

口述时间

2015年9月24日下午

口述地点

南山区龙苑路香瑞园

本期采写：

深圳晚报记者闫坤

实习生 庄楠楠 梁翠玉

前期统筹：

王外平 梁琼月 黄晓天

后期统筹：赖丽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