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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13王琛:摄影在深圳就像呼吸 无处不在

来源:深圳晚报发布时间:2016-01-13

有人曾说深圳是文化沙漠,但从来没人敢说深圳是摄影沙漠。早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深圳的摄影已经非常有名,有全国唯一的摄影大厦。

深圳是移民城市,原生文化和现代文化在这碰撞、连接,这片热土上的人们充满热情、向往美好;深圳处改革开放前沿,经济发展为摄影繁荣提供了必要前提;这里诞生了许多摄影家,他们用镜头记录城市的发展……

摄影在深圳就像呼吸,无处不在。

王琛
深圳是一个尊重创造力与个性的城市,这和我喜欢的航拍一样。在空中,飞机每分钟都在动,就算在同一个航线,同一个摄影师,也几乎不可能重复一样的角度,所表现的东西永远充满变化,具有独一独二的魅力。 ——王琛

以前刘晓庆的挂历、老电影的挂历,很多影星拍完照片做印刷品,都要先通过修版,去皱纹、消痘、调唇色什么的,就是我们做的

30年前,深圳已有“PS”修图

我是与深圳一起成长起来的摄影家,来深圳32年,见证了深圳的发展。不过老实说,初来深圳时心里五味杂陈。

1983年12月,通过用工考试,我从广州到了深圳石油化学工业总公司,并根据安排进入石化占股的旭日印刷厂。那时候我是个18岁的小伙子,不太情愿离开省会来经济特区,因为改革开放刚刚开启,深圳遍地都是黄土,但又不得不去,当时在全国范围内找工作不像现在这样随意,找一份好工作很难,而旭日印刷厂在印刷出版界响当当,它是中港合资,算内地的中大型企业,承接全世界大型出版社的印刷业务。

到深圳的第一晚就没睡好觉,老深圳人在上世纪80年代有个说法:“深圳的蚊子,南头的苍蝇。”旭日印刷厂在上步工业区,上步工业区算深圳比较早的工业区,三十年前到处都是黄土,蚊子特别多,我们睡觉有蚊子咬,就拿报纸盖住头,天热喘气报纸就响,这个画面印象特别深。当然现在都已经繁荣起来了,如今华强北周边寸土寸金。

在印刷厂,我被分到制版车间影房部,做工业摄影这一块。说来很巧,我从小就喜欢摄影,十五岁时拿着从父亲单位宣传科借来的海鸥双镜头单反相机给同学们拍摄,也不知道谁教我的,就自己冲洗放大,十七八岁又在广州上下九路老字号“琳琅照相馆”租珠江牌相机给朋友们照相。

但影房部的工作和之前“玩票”有很大不同,我当时经常和人开玩笑,说我的工业照相机有24米长。那时候印刷是通过照相来做的,先是胶卷、暗房工作,再电子分色、编辑、制版、修版。所以现在很多人问我数码时代了还非要拍胶片,是不是心理抵触PS(电脑修图)?我都是答“当然不是”,三十几年前我已经在深圳玩PS了,这没什么新鲜。以前刘晓庆的挂历、老电影的挂历,很多影星拍完照片做印刷品,都要先通过修版,去皱纹、消痘、调唇色什么的,就是我们做的。

来深圳第一个月的工资是98元,三个月以后涨到165元,但18岁的我拿着工资没处花,附近没有大商场,吃饭的饭店都难找到。我们能消费的地方寥寥无几,一个最豪华的饭店叫“银园”,也就是现在的“银湖”,另一个是西丽的游乐场。1985年后,我们又爱去蛇口转转,但那时从上步工业区去蛇口非常折腾,坐两块钱的中巴,从上海宾馆到蛇口必须要一天时间。同样的距离,现在开车四十分钟就能搞定,深圳的发展令我们感到自豪。

1981年,16岁的王琛在湖南冷水江拍摄作品《同窗》。

这个时期,我的影像创作主要还是出于工作目的,……不是我个人的东西,和后期纯粹的摄影艺术创作有很大不同

下海从商,摄影成潮流

上世纪80年代末期,“下海”待遇比国企要好,很多人开始经商。过了1989年,我也成了下海一族。实际上,我下海也没有离开原来行业,我在编辑、出版、印刷挂历台历,还是和文化产业打交道。

早先市面上没有台历,只有挂历。上世纪90年代,我领先国内同行从日本引进三角台历,又从日本引进胶片挂历,印各种美女头像、名胜风光、影星艺术照,风靡一时,光三角台历一年就能印50万本,在个体户里面规模算是比较大的,挣的钱已经远远过万元了。市场上对台历、挂历的需求很大,逢年过节家家都要挂,企业也送,当时一份台历一般两三块,挂历七八块,最贵的有单价二十多块的,供不应求。

过去我经常调侃自己是个“挂历贩”,回过头来看,实际上我对这个说法是很自豪的,当时挂历台历算档次很高的礼物,送出去,对方很尊重你。上世纪90年代,我从广州回到湖南老家,老乡们都觉得家里能有一本时新的挂历很荣光。那时人们对钱的概念不太重,都很淳朴亲切,大家喜欢送挂历,觉得送的印刷品是影像,有文化气息在里面。

下海以后,很多时间可以自己掌握、自己调配,卖挂历也挣了钱,我就买了两部莱卡相机到处去拍照片,那会儿内地人已经可以经香港到新马泰。1995年到1998年,我陆续拍了香港、澳门回归的专题,其中一些作品也初获专业认可。如1997年《摄影历史瞬间》获1997香港回归祖国之日“松文杯”摄影大赛银奖。不过在这个时期,我的影像创作主要还是出于工作目的,比方说想做一个热销的邮票专题,就拎起相机拍黄山去了,有点商业性;拍香港,也是用于香港邮票的编辑使用,不是我个人的东西,和后期纯粹的摄影艺术创作有很大不同。

出版业蒸蒸日上,对深圳摄影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上世纪90年代,深圳的一些长辈、老摄影师已经开始个性创作,拍风光、搞人文创作。

1997年,在深圳摄影学会会长何煌友老师的牵线搭桥下,深圳成功承办了第24届国际摄联代表大会。这是国际摄影界首次在亚洲举行代表大会,为中国摄影事业和深圳摄影人赢得了很好的国际声誉。上世纪90年代的深圳还涌现出很多摄影人才,和我一起合作开公司的刘伟雄的摄影作品获得中国青年新星杯奖励,孙成毅、钟国华等摄影家也在当时获得很多国外大奖。这些人都是我的前辈,我内心非常尊重他们。

当时深圳还有一座摄影大厦,就在深南路地王大厦的东南角,这是全国其他城市都不曾出现过的。加上何煌友等老一辈深圳摄影人创立的“全国摄影‘十杰’年赛”等高平台,深圳的摄影家跟港澳台、国际摄影家在二三十年前就得到了交流和聚集。

2010年5月22日,万科王石(左)、华大基因汪建(右),将企业家摄影协会会旗带上珠峰,为人类史上第一次将摄影主题元素带上世界之巅。

2004年3月20日,企业家摄影协会第一次开会,就有500人的规模。现在这个群体更庞大了,全球会员9000多人,国内近5000人,各地都有代表处

与王石等集结商界摄影力量

从根本上来说,深圳摄影氛围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迅速兴起,离不开改革开放的推进。经济特区的政策优势,使得许多深圳摄影爱好者较早获得第一桶金,拥有出去摄影的经济条件。

摄影术和其他的艺术门类有所区别。传统书法,一支笔一张纸在家里就能练。国画、油画成本也不算太高,但摄影不能整天呆在一个地方,要出去创作,摄影需要相机、胶卷,需要冲洗、放大,这些没有一定经济条件是不可能完成的。摄影早期叫摄影术,近几年才叫摄影艺术,当摄影术飞跃到艺术领域的时候,也是需要经过技术、器材、经验、拍摄对象上量的积累,才能实现质的飞跃。

随着经济文化突飞猛进,摄影爱好者和摄影协会随之诞生,目前在全国都比较瞩目的“企业家摄影协会(深圳)”便是其一。2003年左右,万科集团董事会主席王石、我,以及时任深圳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副总裁的曾石泉等六位爱好摄影的企业家,偶然聚会交流,一致认为该有一个企业家摄影的平台。

那时深圳各个国企、合资企业、上市公司基本都有自己的摄影组织,企业的摄影爱好者非常多,我们希望把各种来自商界的摄影力量联结。2004年3月20日,企业家摄影协会第一次开会,就有500人的规模。现在这个群体更庞大了,全球会员9000多人,国内近5000人,各地都有代表处。

企业家摄影协会也变成了一个无边界的符号,不论你是不是企业家,是否在深圳,只要爱好摄影,我们都欢迎。按照国家的有关政策,要将中国的一些社团走出国门,推向世界。企业家协会的英文名同样是将“深圳”放在后面的括号里,意思是来自商界的摄影家,只是总部在深圳。因为我们是以公益为目的来做这个协会,帮扶残疾人摄影事业,发动会员给弱势群体的家庭拍全家福,装裱好送到他们家里去。记得有次到下沙村一个保安队长家,夫妻结婚七八年,小孩都五岁多了,从来没拍过全家福,后来这家人特别高兴,流着眼泪和我们合影。

和同仁们一起集结力量做企业家摄影协会,我最大的心愿当然还是推动摄影事业。摄影技术诞生至今已经176年,放在全球视野来看,我们的摄影技术和整个摄影发展氛围并非最好。在美国,影像的消费讲究原作,欧洲的一些商场也买了很多摄影的原作挂,摄影在西方欧美国家是引领艺术潮流的。而在中国,大家都习惯认为摄影家是一个职业,就是从事新闻、艺术、商业等的职业摄影家。 十多年过去,得偿所愿,如今企业家摄影协会的作品,已经有超过400幅作品获得国内外奖项。仅中国摄影艺术最高奖金像奖,我本人已获了三次,企业家摄影协会团队里则有十几人都获过奖。

企业家摄影协会能够在深圳这片热土上发展得这么好,和它处在改革开放前沿的特殊优势分不开,也说明这里的人内心向往美好、富有激情,甚至不惜以生命换取美丽。2003年我和几位摄影家朋友为拍摄祖国的大好山川,记下哈萨克的“转场”民俗与历史,竟遇上翻车,三经重大车祸,险些丧命。

2015年2月22日,王琛航拍安纳普尔那群峰。

选择航拍实际上就是选择创作的唯一性,这也是艺术创作比较强的新的理念,我就想创作和别人不一样的东西

航拍促成深圳首个蓝天提案

死里逃生后,我对摄影痴心不改。男儿三十而立,2000年以后,我的创作意识不断萌发,当时思想逐渐成熟,身体状态也不错,我按照自己大脑里灵感到处跑,全国大大小小的地方几乎都去了。

近十年专注做航拍,又把全球七大洲四大洋走了个遍。2000年之初,航拍还很罕见,非常困难,一个的偶然机会,经朋友介绍,2002年冬天我搭上了从成都至拉萨的军用运输机,在这条航线上尝试了第一次航拍。当时我在运输机前部的导航舱上拍,后面是两排的新兵坐着,抢在运输机飞跃横断山脉的途中,我的航拍处女作中留下无数精彩作品,也获得很多奖项。

当然也并不是每一次都这么顺利、幸运,把握得这么好。最初航拍时,我脑中有创作火花但还没有明确的主题思想,而现在的创作是有目标的。2007年航拍非洲之后,我找准方向,将镜头对准地球、环保、自然生态,并于2008年出版了国内第一本航拍题材的摄影集《地球表情》,获2009年第八届中国摄影金像奖纪录类创作奖。紧接着2011年出版了《地球的温度》,为了这本书,我走遍南北极,拍摄了喜马拉雅山脉的高山、南北极的冰川,用影像讲述“两度”的故事。“两度”是环保界提出的概念,讲这些年地球平均气温比以前高了两度。同年7月,《地球温度》获得了班尼(Benny Award)金奖,这是美国印制大奖最高荣誉奖,这本书当时由雅昌负责印刷,创作、设计、编辑、作品都是我自己弄,这也再次证明深圳的出版印刷水平保持在全世界前列。

我最新的航拍作品《上帝之眼》是2015年航拍美国黄石公园大棱镜温泉,飞行过程中,我连按了四次快门,形成一个全景的《上帝之眼》,用的是胶片,最终画面只有这一个,前所未有且不能复制。选择航拍实际上就是选择创作的唯一性,这也是艺术创作比较新的理念,我就想创作和别人不一样的东西。

在外面飞多了,也会想把深圳这片热土认真航拍一下。早在2008年、2009年,我已经飞过几次,但因为各种原因,航拍时没有开门窗,效果不是很好。直到后来深圳办大运会,我才拍到满意的作品。2011年8月23日下午,大运会即将在当天晚上闭幕,我在空中飞了5小时,拍了很多,包括深圳湾体育中心等大运会会场,航拍画面非常清晰干净,也很漂亮。一个月后,我又飞了一次,镜头里却满是灰白,前后对比让人触动。

因为这个原因,我用这两次航拍的作品做了2012年1月的政协提案,并把航拍照片在会议上展示。据我了解,大运会期间,深圳市政府停开100万辆车,整个珠三角停了2000个锅炉,我把这一点在政协会议上提出。当时不少媒体跟进报道,社会反响很大。此后,深圳市政府开始每天发布雾霾预警,深圳的蓝天天数也多了起来。这当中,不敢说我个人的呼吁起了多大作用,但我相信那个提案是有时代意义的,它是用摄影为深圳蓝天递交的第一份提案。

我这几年的其他提案也离不开摄影,比如建议深圳恢复自行车道、希望让深圳老百姓喝上直饮水等。到全世界各地创作,一次次航拍俯瞰地球,让我更关注环保、关注水、关注自然和人。

这里已是摄影之都

法国东部一个叫沙隆的城市,非常小,却有着世界级的尼埃普斯博物馆(法国摄影博物馆),因为一百多年前摄影术在那发明,摄影也因此被认为是法国的国家艺术。我想今天的深圳也可以成为中国的沙隆,让来自西方的摄影术在深圳开花结果,真正变成中华民族自己的艺术。

其实在我心里,深圳“摄影之都”名号已经是名副其实。深圳不仅出了很多人才和优秀摄影社团,具体来说各行业各企事业单位都有摄影学会,女子摄影学会、青年摄影学会等特色组织也不断涌现;还有很多摄影节,如罗湖摄影节、福田(国际)市民摄影节。按照现在深圳人的生活水平,深圳单反的人均数也在全国遥遥领先。若论摄像专业成就,拥有众多金像奖得主的深圳无疑是全国地市级城市中最高的。商业摄影领域,深圳从二三十年前起一直走在国内前线。总的来说,无论普及程度、摄影水平还是相关成就来看,深圳已经具备成为全国摄影之都的条件。

深圳还有其他城市难以复制的其他优势,它既是一个超级大城市,也是一个新生的移民城市,深圳人每年都要回到原生故乡,回家的过程也是一种创作情绪的积攒,每个人都可以拍下来,充满各种元素、原因。这片热土上,一种原生文化和现代文化碰撞、联结。

王琛航拍作品《上帝之眼》。2015.10.1 美国黄石公园

王琛

1965年出生于广州。现任:中国摄影家协会理事、策展委员,中国工业摄影协会副主席,中国摄影著作权协会深圳首席代表处主任,深圳市政协常务委员、深圳市社会组织总会副会长、企业家摄影协会(深圳)执行主席兼秘书长、深圳市福田区摄影家协会主席;首任深圳(福田)国际市民摄影节艺术总监。王琛是文化部国家一级摄影师、高级工艺美术师,先后荣获三届中国摄影艺术个人最高成就奖“金像奖”。

口述时间

2015年12月22日上午

口述地点

深圳市福田区天安数码城创新科技广场

本期采写:深圳晚报记者 苏静 实习生 杜婷 庄楠楠

前期统筹:王外平 梁琼月 黄晓天

后期统筹:赖丽思

本期历史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编辑:蔡励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