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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20辜晓进:来到深圳 满眼鲜事 遍地新闻

来源:深圳晚报发布时间:2016-01-20

我是1991年7月来到深圳的。来深圳其实是个意外,不料却倏忽干了1/4个世纪,眼看就要退休。

在此期间,我写出不少有较大影响的稿件,参与过几份报纸的创办,见证了深圳新闻事业的壮大发展。如今,我作为深圳大学传播学院的特聘教授,能将自己在新闻方面的经验积累、研究心得等无保留地传授给学生,亦人生快事。

2016年1月17日,辜晓进在家中书房写作。

那时深圳很热门,很多学生闻讯纷纷毛遂自荐,名额却只有一个。人事干部把门槛抬得很高:必须是研究生,要担任过报社骨干,最好是党员等等

研究生毕业,离京南下

我大学毕业干了多年报纸后,于1988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攻读硕士研究生。学习期间,我曾采访过新华社穆青社长。采访间隙,穆老对我的业界背景产生兴趣,表示欢迎我毕业后去新华社工作。“总社也行,到你家乡的江苏分社也行,随你挑”,他说。

临毕业,南京我原来工作的报社及上级领导也邀我回报社工作,甚至许诺“委以重任”。我却选择了人民日报社。我当年是人大新闻学院在校生中唯一获得“人民日报奖学金”的学生。该社教科文部主任与我谈过话,我在科技新闻方面的专长与该部门很对口,报社人事局已来人大调档。

恰在这时,深圳特区报社人事处两位科长来人大挑选毕业生。那时深圳很热门,很多学生闻讯纷纷毛遂自荐,名额却只有一个。人事干部把门槛抬得很高:必须是研究生,要担任过报社骨干,最好是党员,等等。学院副院长秦硅教授说,符合这条件的只有辜晓进一人,但要看他去不去(我考研前,任江苏科技报社编委兼采通部主任,且已破格获评中级职称)。他们很满意,当即与我见面,答允爱人立即调入经济特区,可分四室二厅房子,并描绘了深圳热火朝天、新闻频出的社会场景。我受到感染,而人民日报人事局关于爱人进京指标要排队等至少4年的告知,促使我最终放弃该报。

就这样,我们那届共6名毕业研究生,仅我一人离京南下来到陌生的经济特区,其余都留在北京或新华社的地方分社。

“业余”写出一批“有料”新闻

到深圳后,虽然妻子调入和分房完全不是那么简单,但深圳之热潮奔涌、气象万千,却特别合我这“新闻狂”的胃口。

上世纪整个90年代,我先后担任专刊部编辑、总编室副主任、《鹏城今版》编辑部主任、经济部主任、总编助理等职,从事的都是编辑或管理工作,未做过一线记者,更无直接报道任务。但我仍忍不住利用业余时间发表了数百篇新闻。

我们这代新闻人坚信“新闻是跑出来的”道理。刚来时按例要在校对科上几个月夜班,我就利用白天休息的时间到处观察,每天选择一个不同方向步行4至6站路,既为了解深圳,也为打探新闻。果然就发现一些有趣现象。其中之一,是深圳很多人的BP机上都镶了一幅毛主席像,女士们的钱包里也放着毛主席像。中巴、小巴、出租车司机更是普遍将毛主席像挂在驾驶室。这股风刚刮来不到半年,媒体并无动静。于是我采访这些市民和社会学家,对该现象进行多方解读,写了一篇1500字的特稿《BP机上的毛主席像》。写完后不知该往哪儿发,领袖做进标题也有点敏感,篇幅还有点长(当时特区报每天仅8个版)。好在报社老总开明,他们商量后一字不易地在“青春节拍”专版上刊发,结果在报社内外都受到好评。

1992年夏,我获悉团市委青少年权益保护部有一部热线电话,由来自各行各业的志愿者每晚轮流值班,然后根据电话诉求提供帮助。这批人就是刚成立不到两年的市义工联成员。我对市场经济环境下的这一现象感到好奇,遂邀另一部门的记者刘青一道,与这群志愿者及其负责人何学文(现任深汕特别合作区管委会主任)厮混了几个晚上,写了一篇通讯《飘扬在特区的“义务”旗帜——记深圳市义务社会工作者联合会》,文章套红刊于特区报头版头条,我还写了一篇短评《世界需要热心肠》在头版配发。报道反响热烈:一个多月内,义工联接到900多个感谢或赞扬的电话,其中154人申请加入义工联;内地报社或共青团组织纷纷来深圳采访或取经,中国社科院一位专家还主动牵线,帮深圳与国际青年志愿者同盟取得联系;还有企业家慷慨解囊,帮助培训义工。

整个90年代,我写了很多这类“计划外”而颇有影响的“业余”新闻,涉及大坑新村成为“中国首富村”的故事、深南路绿化改造大揭秘、深圳第三者现象、香功大师带功报告直击、“活雷锋”陈观玉的困惑、与牟其中彻夜面谈以及“股票风波”、顾城遗作《英儿》著作权官司、《哀乐》作者之迷等各种题材。

1993年的特区报总编室,从左到右分别为叶欣荣、辜晓进、王德义、刘宇庆、周斌、李强。

那时报社没有法律顾问,我是总编室最年轻的副主任,社长吴松营要我代表特区报请律师并出庭

商业转型期,首坐被告席

现在的深圳,到处都是大型商场和购物中心。人们很难想象,20多年前,市场经济发达的深圳,其“大百货”的规模在全国大中城市中却是倒数的。名气很大的“国贸”以出租柜台经营,不在“大百货”之列。

1993年,蛇口海上世界附近诞生了一家面积达4000平方米统一经营的商场,名为“天天商业城”(以下简称“天天”),规模在当时屈指可数的同类商场中位居前列。翌年2月,“天天”急功近利,耍起愚弄消费者的小聪明。它在媒体打出广告,推出所谓“购物还钱”计划:“自购物之日起满三年的,凭购物销售单一次性兑还与原金额等值的商品。”购物满两年和满一年的也可分别兑还20%和10%的商品。这意味着,买商品无论多少,三年后就能把花出去的钱全部捞回来。于是商场爆棚,营业额剧增。可就在“促销”行动大获成功后不久,“天天”突然于当年9月借故宣布取消“购物还钱”计划,持有“购物还钱单”的顾客可以凭单据一次性提前兑还原金额10%的商品。原还钱契约被“天天”单方面一笔勾销,群众一下炸了锅,怨气很大。

特区报等媒体报道了这起商业欺诈活动。不料“天天”恶人先告状,于1994年11月将特区报告上法庭,称侵犯其名誉权,索赔100万元,福田区法院予以受理。那时报社没有法律顾问,我是总编室最年轻的副主任,社长吴松营要我代表特区报请律师并出庭,于是我生平第一次坐上了被告席。我和律师与对方唇枪舌剑占尽优势,正等待判决,却被通知对方主动撤诉。事实是,开庭后第二天,其法人代表已经开溜,公司则拒不缴纳诉讼费。当月26日,“天天”突然关门,供货商和顾客均被拒之门外。我遂写了3000多字长篇述评《一场彻头彻尾的骗局——蛇口天天商业城欺骗消费者事件述评》,在特区报头版转二版刊出。《南方周末》在第二版头条全文转载了我的文章,进一步引发全国关注。

不过,该事件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深圳的商业转型。在原“天虹”“大江南”的基础上,“东方新世界”“万佳”“三九人人”等大百货在此前后相继开业。1996年1月,我闻讯深圳最大单体百货商场“岁宝百货”即将开业、世界最大零售商沃尔玛正打算进驻深圳,便在特区报撰文:《大百货时代终于来临》。后来的事实证明,深圳的大百货潮流,正缘起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

2001年,辜晓进(左)于美国访学期间,采访《纽约时报》总编辑豪厄尔·雷恩斯。

大量炙手可热、图文并茂的独家深度报道每天头版见报,使《鹏城今版》成为深圳早报市场最抢手的报纸。特区报的订阅和零售量因此大幅上升

第一份合资日报之功败垂成

上世纪90年代,深圳敢改革,媒体有闯劲。1993年11月,经市委批准并逐级上报省和国家主管部门并获首肯,特区报决定与香港最大报业集团星岛集团合资创办新中国第一份合资日报《深港经济时报》,我被从总编室抽调参与筹备工作。

该报的领导班子规格甚高:董事长由星岛集团董事局主席胡仙担任(胡是“万金油大王”胡文虎之女,当时兼任世界华文报业协会主席),社长由特区报社长吴松营担任,总编辑由刚以《东方风来满眼春》红遍全国的特区报副总编陈锡添担任,总经理黄锦西也是一位大咖,曾任新加坡《联合早报》及报业控股华文报集团总经理。我协助陈总在全国招聘了很多采编骨干。

报纸仿香港报纸架构实行“大部制”,除行政经营部门外,只设四大采编部门:编辑部、采访部、经济部、副刊部,我被任命为采访部主任。除组织记者写稿外,还四处奔波组织稿件,包括向中新社特稿部主任范东升(范长江之子,现汕头大学长江新闻学院执行院长)约稿,采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兼新闻发言人邱晓华(后成为中国最年轻的部长和任职时间最短的国家统计局长),从新华社旗下中国照片公司拿到最精彩的新闻照片,以及对一位在北京成功变性的“女”艺员的独家深度报道等。

1994年3月3日出版试刊号,20版。后面的两次试刊最多达24版。当时全国版面最多的《广州日报》仅16版,版面第二多的《深圳特区报》只有12版,内地大多数报纸是4至8个版。内容丰富的试刊逐级送审直至北京,各级领导都说没问题,但刊号迟迟不给。等到1994年9月,仍无消息,只好暂停筹办,多数员工回到原单位,其余留守或调入特区报。分手前全体会餐,港方几位领导也来了,气氛有些悲壮。饭后卡拉OK,黄锦西一首《何日君再来》,有人不禁落泪。

《鹏城今版》的改革探索

我于1994年10月回到总编室,不久又奉命筹备“下午版”。当时,内地的《杭州日报》《长江日报》《南京日报》等已先后创办下午版,成为办报新潮流。我带了两位同事赴内地取经后,由我执笔写出初步的办报方案,最大创意是每天头版一个新闻大特写,这在内地对开报纸中迄今绝无仅有。在我列席的1995年1月的编委会上,方案被一致通过。这时因合资报纸似又有转机,我再随锡添老总回去筹备,下午版的筹备事宜则由少壮派大将陈寅(现深圳报业集团社长)具体负责。陈寅在时任特区报副总编杜吉轩的领导下搭起了很好的架构,对各版面做了精心设计,确立了“伴着百姓走,与您同乐忧”的宗旨,强化了服务意识。

报纸从1995年3月3日起,开始了每周一期的试刊。由于该报一时难获刊号,省局建议仿《羊城晚报》的《羊城金页》定名为《鹏城金版》(后又更名为《鹏城今版》,以下简称“今版”)。1995年4月中旬,我突被任命为《今版》主编兼编辑部主任,接替陈寅继续筹办(陈转任特区报总编室主任)。6月上旬,《今版》全体搬至尚未竣工的特区报业大厦旁的附楼办公。位于香蜜湖的新办公室当时条件较差,没有空调,电话不通,仅靠我一个“大哥大”与外界联络,每天打得滚烫。

当时北大方正和报社技术处的几位工程师带着刚开发出的文稿编辑系统来《今版》运行调试,我们提了很多修改意见帮助其完善。当时我们决定利用这一系统在全国率先实施真正意义上的无纸化、网络化全程电脑采编,记者编辑们边学边干,包办了过去由电脑车间承担的全部工作并取消了专职校对。开始困难重重,有时忙活几小时做成的版,一个误操作就没了,眼看就要付印,有人急得直哭。那年夏天特别炎热,30多人的办公室只有两台落地风扇吹着热乎乎的风,大家个个汗流浃背。

《今版》于当年7月1日正式创刊。创刊前经我建议,报社领导放弃了下午出版的计划,改为早晨随特区报一同发行。大量炙手可热、图文并茂的独家深度报道每天头版见报,使之成为深圳早报市场最抢手的报纸。特区报的订阅和零售量因此大幅上升,当年底首次实现个人订户超过公费订户,全国曾有16家党报派人前来取经。

报道于2003年4月14日独家刊出,首次公开还原此事来龙去脉,迅速被境外媒体转载传播,取得积极效果

“美籍教授死于SARS”风波

2002年2月,我完成在美国为期一年的公派访问学者归来,被任命为《深圳日报》(英文)总编辑。该报是改革开放后被批准于1997年创办的第一家地方英文日报,但到2002年才真正成为每日出版的报纸,原总编辑为李延林。

我到任后,在副总编沈贤志、汪海洋及全体员工的大力配合下,报纸发展较快,创下了多个第一,诸如:全国第一个全数字化网络英文日报,华南第一个英文手机报,第一个在美国、印尼等多国(地区)发行的地方外文报纸等。而我记忆最深刻的,还是SARS(非典)期间的一次涉外报道。

2003年春爆发的SARS感染事件,广东既是发源地又是重灾区,先后病死58人。但同是重灾区的深圳,却一直保持“零死亡”纪录,直至4月9日。这一天,感染SARS的深职院美籍教授索尔兹伯里先生在从深圳转往香港医院的途中,病逝于香港境内。

死于SARS加上涉外背景,这在当时是个敏感事件,不得报道。但香港报纸几乎都在显著位置刊登了消息,不少还发了评论。美国主流媒体也纷纷报道。一些报道包含了各种传言和猜测,集中于对深圳治疗水平的批评及指责深圳将濒死病人推给香港等。由于深圳及内地媒体的沉默,谣言流传愈广。

我们从病人去世当天起就主张客观报道此事,但被阻止。在打了书面报告,并多次口头向市非典防治领导小组负责人申请后,最终获准报道。我遂派记者部主任莫琤及吴炎、王蔚岚等骨干紧急出动,深入东湖医院、深职院、口岸等地调研,还采访了索尔兹伯里的同事、保姆、岳父母及远在美国的妻子,迅速写出两个整版的专题报道,文中还披露了深港两地转院过程中遇到的匪夷所思的困难(甚至惊动美国驻广州总领事出面协调)。报道于2003年4月14日独家刊出,首次公开还原此事来龙去脉,迅速被境外媒体转载传播,取得积极效果。索尔兹伯里的大女儿米歇尔·索尔兹伯里后来在哈佛大学(其父是哈佛校友)的网站上说:“就我所知,他们(指深圳医院)为他尽了力,因此我对中国政府并无怨言。”

可惜由于中文报纸未曾报道,绝大多数深圳人并不知道此事。直到10年后,《香港商报》从我个人博客上发现端倪,才用整版报道事件经过。

数字化转型和融合发展已是必然趋势,对“两微一端”等移动平台的争夺是报业这两年用力最猛的方向

继续关注报业发展

2010年3月,我主动辞去深圳报业集团系列报刊副总编、《深圳日报》(英文)总编辑等职务,在继续为报业集团服务的同时,受聘深圳大学传播学院特聘教授,将自己近30年新闻经验和研究积累向学生传授,受到学生们的欢迎。

我依旧关注深圳报业的发展。目前,传统报业遇到全球性的发展困境,需要极大的创新精神和改革智慧,才有可能闯过这个坎。困难主要来自人们获取信息方式的根本改变以及媒体多元导致报业垄断地位的丧失。数字化转型和融合发展已是必然趋势,对“两微一端”等移动平台的争夺是报业这两年用力最猛的方向。

在这过程中,如何继续以强大的原创内容在多平台上留住和吸引读者,是值得高度重视的问题。西方发达国家一手抓创新数字转型、一手抓优质内容生产,以深度原创体现自身价值进而在数字端变现的做法,值得我们借鉴。

我觉得,在这个巨变中,报业不能自乱方寸、舍本逐末,而应在整个信息传播的大链条中寻找位置,以自己的强项和与时俱进的传播方式,更好地满足民众对优质新闻信息越来越旺盛的需求。

辜晓进

1956年生于南京。现任深圳大学传播学院特聘教授,深圳报业集团高级编辑。曾任《深圳日报》(英文)总编辑,深圳报业集团系列报刊副总编,深圳特区报社总编助理及多个部门负责人等职。著有《报业管理艺术》(译)《现代科技新闻概论》《走进美国大报》《美国传媒体制》《当代中外新闻传媒:现状与源头》等专著,并获广东新闻最高奖“金枪奖”和“中国国际新闻奖”等省以上奖项20余项。

口述时间

2016年1月12日下午

口述地点

上步中路1004号深圳市政协

本期整理:

深圳晚报记者 施展萍

实习生 杜婷 梁翠玉

前期统筹:

王外平 梁琼月 黄晓天

后期统筹:赖丽思

本版历史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编辑:蔡励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