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回归那一天，当国旗在香港慢慢升起，很多人看着看着掉下了眼泪。这一幕，我仍然时常想起，过去多年还记忆犹新。

在那几十秒里，我脑中闪过许多情景：坚船利炮，鸦片战争，中华民族曾经的不堪一击，今日的强大……这些年来，每到7月1日就有电视台采访我，我每次说起这一段经历仍然很激动。

我很幸运，见证了两次百年一遇的历史事件：1997年香港回归、2008年奥运火炬传递。这幸运集合在我一个人身上，意义非凡。这份幸运，又成为我的动力，让我像永动机一样不停地工作，非常兴奋、永不停歇地一直努力下去。

壹

我与驻港部队的荣光

那是1994年，我32岁。经过一个晚上的辗转思虑，我第二天一早7点便打电话给领导，表明我要去驻港部队的决心

家里有些年纪大的亲人很不赞同我去……我不理会这些，执意南下，和战友一道去履行神圣而光荣的使命。

下定决心去驻港部队

在这之前，我已经当了14年的兵，也干了近14年宣传工作。我1981年参军，到后来2001年转业，一路从最基层的连队到人民解放军高级机关总政治部宣传部。

之所以做宣传工作，和我的少年时代有关。我从小就开始出板报，办小刊小报，喜欢写写画画。参军后在新兵连，每到晚上，别人休息了，我就坐起来把当天的训练情况写下来，投稿到广播室，我的稿子经常被播出，连长总说：“你这个小伙子不错啊！”就这样，半年之后，我被选到团机关当报道员，我挺高兴的。

到了团机关，我写稿、摄影一肩挑，还附带冲洗、放大、烘干照片这些琐事，一边学一边做。我写了很多稿子，经常刊登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中国青年报》以及北京军区的《战友报》上，当报道员期间，我就立了一次三等功。再后来，我写的一篇《微山荷花别样红》被上级领导看中，我被调到了集团军政治部。

后来，我又对部队思想政治教育感兴趣了。有一次，总政治部难得来部队征求有关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意见，在会上，我也忘记说两句表扬的话，噼里啪啦提了七八条建议。没想到，因为这件事，我被调到总政治部。后来他们告诉我：你这七八条不一定全对，但有几条确实令我们眼前一亮，这么年轻的干部对部队的思想政治教育有这么深刻的理解，非常可贵，我们就需要有冲劲的人。

1994年，机会来了。有一天，我在沈阳军区出差，领导告诉我，正在筹备中的驻港部队要在总政治部宣传部选第一任的宣传处长。我一晚上没睡好觉，我对自己说，这是中华民族的一件大事，千载难逢，我一定要去见证，我要去！

我第二天一早7点多给北京打电话，上午组织就研究确定了我。中午，还有两位同事找组织报名时，已经晚了。

不过，虽然组织同意了，但家里有些年纪大的亲人很不赞同我去，他们担心香港回归不顺利，担心组建初期太艰苦。我不理会这些，执意南下，和战友一道去履行神圣而光荣的使命。

1997年6月30日晚，驻港陆军部队开始在市民中心集结，空军从广州集结飞抵香港，海军则从汕头集结从海上进入香港。集结完毕后，陆军主力部队从皇岗口岸、文锦渡口岸和沙头角口岸等过境入港。

累到站在电梯里睡着

1994年5月10日，我从北京来到深圳，第一次来南方，除了炽热的天气，我还感受到了热火朝天的干劲儿。

我们的驻港部队从1993年开始组建，官兵都是从全国有光荣历史的英雄部队选优而来，营地在观澜竹村。我去的时候，这里才刚刚盖起部分营房，七八个同志挤一间，房顶一个大吊扇，自来水里都有沙子，还有的战友住在铁皮房里，条件非常艰苦。更艰苦的是，我是宣传处第一个到的，一个兵都没有，我要先招兵买马。

作为宣传处长，我的主要任务是组织官兵的理论学习、思想教育、法治教育以及丰富部队文化生活、承担新闻报道等。来深圳后没多久，政委给我下任务了：为部队进行组建教育提供香港的情况。

当时我还没去过香港，但也得干啊，我们着实下了一番功夫。比如香港法律相关资料堆起来一米多厚，我和同事把资料研究了一遍，把其中与军队相关的内容摘录出来，用通俗易懂的话重新编辑，再用粤语、英语编写了“香港法律一百问”，让官兵们学习。

紧接着，我又组建了文艺演出队、篮球队、足球队、威风锣鼓队等“特色文体小分队”。这些队伍在部队进港后发挥了很大作用。

1996年，驻港部队正式面向全世界公开亮相，一下子引起各界关注。而香港市民最担忧的是：这支部队到香港后是否能遵守香港已有的法律？是否能按香港规则办事？能不能和香港市民处理好关系？好在这些问题官兵们早有学习，与港人沟通起来非常顺利。

驻港部队公开后的一年，我每天都要接待来自全国的记者、作家、编剧、演员、导演，平均一天接待上百人。产出作品也不少，有部电视剧叫《九七方队》在央视播过，宋祖英也来拍过一部MTV叫《东西南北兵》，我是策划人之一。

最紧张的时候是临近香港回归一个月，大家压力非常大，驻港部队里流行一句话：雨天当晴天，一天当两天，黑夜当白天。那两年，我几乎每天都是夜里11点之后下班，甚至下班后站在电梯里都睡着过。

香港回归之后，我还在《深圳特区报》连载了《难忘的日子》，记录的都是这段辛苦但宝贵的经历。

万人空巷送驻港官兵

1997年7月1日终于来了。驻港部队准备了几年，就盼着这一天，所有人都很兴奋。我大概有两三天没怎么睡觉，一是因为忙，二还是因为兴奋。

6月30日下午，我的家人全来送我了。我领着他们来到部队的倒计时牌前，照了一张非常具有纪念意义的照片。

当晚，驻港陆军部队开始在市民中心集结，空军从广州集结飞抵香港，海军则从汕头集结从海上进入香港。集结完毕后，陆军主力部队从皇岗口岸、文锦渡口岸和沙头角口岸等过境入港。

我完全没想到的是，那天有那么多市民自发前来欢送，里三层外三层，用万人空巷来形容一点不为过，即使当晚下起雨，人们仍然热情不减，唱歌跳舞，吹吹打打，非常欢快。

我作为宣传处长，重要的任务就是，保证108名从全国各地来的随军记者顺利到港，做好报道，把人民解放军的形象宣传出去。那两天我和记者们摸爬滚打在一起，除了给他们安排食宿、办理护照、分配车辆等事宜外，还要做好各种配合工作。

香港回归那天，我记得是白岩松做直播，直播之前，我协助他一起选最佳位置，我指着深圳和香港中间的那条分界线，建议他直播时就这样说：“过了，过了，中华民族一百多年……”白岩松非常有经验，解说词也早就准备好，准备很充分。他还对我说，胡处长，今天多给你点镜头。我说这不行，我有那么多领导、战友，把镜头多给他们，但请你也一定给我一个镜头，因为我的战友们在看着我。

出发时，市民们太热情了，拼命向我们招手。解放军站在大卡车上，非常威武，可是部队有规定，他们不能动；我坐在小车里，一共有100多辆小车徐徐前进，按规定小车也不能开窗户。可是，看到那么多市民向你招手、为你载歌载舞，我心想，怎么就不能开窗呢，我就算违反规定了，也要把窗户放下来向他们招手。

刚一开窗户，市民们的鲜花就“呼呼”往车里送，快到香港时，我车里已被鲜花塞满，再也放不下了，而我也招到手都僵了。那个场合，那份热情，真的令我感动。

经历了几天没睡觉的日子，一到了香港没两天，没想到我是第一个病倒的，住了10天院。大概是因为之前神经紧绷太久，现在香港回归，大功告成，精神一放松，整个人就一下子“垮”下来，顶不住了。

董建华曾亲自接见我，他握着我的手说，驻港部队到香港以后表现得很好，香港市民反应很好。我说，这是我们的使命。

从误解转变为喜欢

驻港部队初到香港时，由于香港当时的文化、制度与内地差异大，曾面临香港市民的疑虑甚至误解，需要一点一滴磨合。

记得刚到香港时，我们的官兵像在内地一样，一早起来会抢着扫帚去打扫卫生。可是他们没想到，在香港，这个行为会被承担后勤工作的社会服务人员认为是“抢饭碗”，这就是文化带来的误会。好在，我们在深圳提前准备的培训还是派上了用场，无论是学英语、粤语，还是学习香港的法律和风俗习惯，都拉近了彼此之间的距离。

港人以前以为解放军没文化，后来看到我们多才多艺，对我们刮目相看。有一次，吃饭排座位的事把大家难住了，如果按阿拉伯数字排，难免有人要排到后面。我们一琢磨，最后采用了紫荆花、勒杜鹃、牡丹花、梅花等为坐席命名，风雅十足。第二天，全香港的媒体都在报道“解放军有文化、考虑周到”。

那两年，港媒对驻港部队的任何事都十分关注。解放军在香港的第一次交通事故，只是一次非常普通的对方追尾，港媒报道篇幅非常大，他们关注是谁的责任？该如何处理？谁开车？开的什么车？

还有一次，香港回归一周年之际，香港红磡体育馆举办了一场大型晚会，驻港部队出了两个节目，我们的官兵一上场，全场欢呼。那一次与香港的天王天后同台演出，第二天报道出来一看，全是驻港部队的大幅照片。

港媒还在杂志上发动市民为驻港部队的站岗哨兵投票，评选“五星级哨兵”，甚至有姑娘写信到部队想嫁给兵哥哥。

为了与市民多互动，我们在重要节日开设了“军营开放日”，市民们来参观我们的军舰、飞机、营区、生活基地等，观看我们的军事表演、会操，品尝我们提供的小糕点，每次开放日都接待一两万人以上。

驻港部队还陆续参与到了香港的社会公益活动中，植树、献血、抢险救灾、海上救援，身穿军装的官兵们成为一道风景。

慢慢的，赞美多了起来，有青年学生和老人写信来说：有了解放军在这里，我们很安心。一位出租车司机还给部队写信，建议把哨兵站岗的岗亭铁柱架子改成木头，以防雷雨天气，他在信中附上手画的图，我们看了特别感动，并采纳了他的建议。

有时候，我会穿上便衣到街头找人聊天。我问一些年轻人：你是哪里人？过去，他们会说“我是香港人”，后来，他们开始说“我是中国人”，这个变化已经很大。有一次，我假装成归国华侨问一位老人国内的情况，他反过来批评我“怎么不关心国家的事情”，还耐心告诉我国家主席是谁，我当时很感动，感动他的“批评”。透过驻港部队这个窗口，港人对祖国的认同感越来越强。再后来，港人开始替解放军说话。如果有人说“解放军没文化”，会有市民立即反驳“你才没文化”。

作为驻港部队的首任新闻官，那几年，我也充分感受到了两地舆论环境的差别。在香港，有几十家乃至上百家国内外媒体盯着我们、问一些挑战性的问题，对我而言是一种考验。我们要求每一名官兵都要努力像外交官一样，曾有英国记者评价驻港部队官兵“并没有以为的呆板，而是非常有智慧”。

在香港那些年，我的成长最快、收获最多，还立了三等功。在“驻港部队画册发行仪式”上，董建华曾亲自接见我，他握着我的手说，驻港部队到香港以后表现得很好，香港市民反映很好。我说，这是我们的使命。

2000年，我的任期结束，准备离开香港。没想到走的那天和第一天来香港时的情景一样，两列欢送队伍排得很长，我一路小跑跟大家拍手过去，心里很不舍得。

贰

我在报业的那些事

如果说到驻港部队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选择，那么我从北京转业到深圳，就是仅次于此的第二大人生选择

路两侧人山人海，我举着火炬潇洒地跑了一百米，在人群的欢呼声中，我脑中再次映出香港回归时国旗升起的场景。

奥运火炬手的激动百米

从香港回到北京，我在总政治部又工作了一年，此时我是最年轻的副师级干部。可是我做了一个连领导都惊讶的决定：转业到深圳，转移战场到特区创业。

领导不放我。我说，在部队的战场上，我这仗打得还算不错，我想换一个战场，到改革开放的前沿去比拼一把，看到那个战场去能不能继续打胜仗。领导听了沉默半晌，说：“这小子有魄力，好，我们支持你。”

当时我39岁，转业深圳从头开始。这次选择比较艰难，可我总是希望在特区改革创新的氛围里锻炼自己。

我先在市文化局工作一年，后被调到市委政策研究室，仍然做文字工作。其实转业的时候，我曾发誓再不做文字工作的，太辛苦了，可没想到转来转去还是没离开文字，包括现在从事的媒体工作。

2008年，奥运会在中国举办，我被选中做奥运火炬手。我当时很惊讶，又一个百年一遇的历史事件被我遇上了！火炬传递当天，我很激动，连前一天中央电视台约好的采访都忘了。来到现场，我眼前浮现了香港回归那一天的情景，在我的记忆中，深圳仅有两次万人空巷的时候，就是逢上香港回归和火炬传递。

路两侧人山人海，我举着火炬潇洒的跑了一百米，在人群的欢呼声中，我脑中再次映出香港回归时国旗升起的场景。这历史长河中那短暂的一瞬间，对于我的人生来讲，意义太不平凡。我能见证两个百年历史事件，很光荣，很自豪。

如今，我兜兜转转又回到了媒体。我仔细想过，这看似偶然，实有必然。过去的经历让我培养了一定的政治敏锐性和政策敏感性，能够把我这么多年的积累用于办报上，市领导谈话时提出，现在媒体需要政治家办报、企业家经营，我说，我既不是政治家，也不是企业家，但我一定要做一名实干家。

不久前，我带特区报的很多画家和书法家一起到驻港部队，我离开部队这么多年，他们还记得我，我很高兴。当年我们来的时候地面还是黄土地，现在都是一片绿色，我们当年栽的小树，现在都长大了。这就是深圳，不断发展、创新的城市，在这座城市中，连空气都会把你的创造活力激发出来。

香港回归对内地最大的贡献，是连接和影响了内地人的行政管理体制和文化理念。这些年，我们一直学习香港，现在我们又有了前海。前海不大，但是若要在这个“袖珍海”做大文章，不是让它贡献多少GDP，而是一定要学习香港的体制、机制、法制、税制这些制度，通过制度创新，把前海打造成一个制度高地，将来前海就是中国又一个标本。——胡恒芳

胡恒芳

1962年生。1981年入伍，在部队工作20年，期间荣立三等功2次，是解放军驻港部队第一任宣传处处长，驻港部队的“新闻官”；2001年转业后，先后任职于深圳市文化局、深圳市委政策研究室等，是2008年北京奥运圣火深圳传递站第16棒火炬手；现任深圳报业集团党组成员、深圳特区报总编辑。

口述时间

2015年12月9日下午

口述地点

深圳特区报业大厦

本期采写：

深圳晚报记者 蒋平

实习生 杜婷 梁翠玉

前期统筹：

王外平 梁琼月 黄晓天

后期统筹：赖丽思 吴浩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