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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3-30忻元甫:一辈子只做一行 做着做着就做到最好

来源:深圳晚报发布时间:2016-03-30

我从16岁开始创业,想在玩具业有所作为,到深圳那一年30岁。屈指一数,来深圳已经32年,在松岗扎根也有30年。我从来深圳伊始就是“以厂为家”,至今也还是住在工厂,一直在做塑胶玩具,可以说一辈子的贡献基本上是在深圳、在松岗了。回首这一路,可谓困难重重,今天所获得的成就虽然比一般人好,但也付出了很多努力,因为我坚信: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忻元甫
玩具业是传统行业,我的一辈子都在干这一行,其间的起起落落,有大势所趋,亦含事在人为。这么多年,从我工厂出口的“公仔”数不胜数,每个身上都有“made in China”的标签,其实是“made in Shenzhen”。

我将目光落在了毗邻香港的深圳。深圳经济特区建立后,掀起了招商引资的热潮,我虽然还没有在深圳办厂,但很早就开始关注深圳了

在深圳重新创业起步

我一辈子只干一行——深耕玩具业。深圳是我第三次创业的地方,也是我“咸鱼翻身”,从此事业一路腾飞的福地。

我出生在浙江宁波,6岁时随家人成为“港漂”。因为家里经济条件不好,日子过得苦,为了减轻父母负担,我从少年时代就开始一边打工一边读书,进入玩具作坊厂做“童工”。虽然我年纪小,但手脚麻利、勤快,小小年纪赚的钱比我老师的工资还要高,到了16岁时已经积累了第一桶金,便在香港开始经营一间小作坊式的玩具加工厂。

在我20岁那一年,世界经历了一场石油危机,所有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扬,处于起飞阶段的香港经济受到严重打击,对于我那个小工厂而言,简直是灭顶之灾。虽然我很伤心,还是不得不忍痛关闭苦心经营了四年的小工厂,又重返打工之路,第一次创业宣告失败。

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我考虑到内地生产成本较香港低廉,加上我当老板的念头从未泯灭,胸中也有一腔爱国的激情,因此1982年我在一位广东顺德的朋友介绍下,到当地投资办厂,但由于当时各项政策和投资环境不够完善、基础设施落后以及交通不便(一来一回要两三天)等原因,那间小厂经营了不到一年就倒闭了,第二次创业再次遇挫。

到了打算第三次创业时,我将目光落在了毗邻香港的深圳。深圳经济特区建立后,掀起了招商引资的热潮,我虽然还没有在深圳办厂,但很早就开始关注深圳了,由于我不认识人,所以也就没有把回内地的第一站选在深圳。1984年,我意外接到一笔大订单,我喜出望外,但我在内地没有工厂,所以就把订单发给了龙岗、沙湾、松岗的工厂做代工。到了1985年,我在一位刚刚当兵复员、到深打拼的宁波老乡介绍下,在西丽湖工业区租了厂房,开始创业。

为了扩大经营,在熟人牵线下,1986年我到松岗考察。其实在此之前,因为生意上的来往,我跟当时的松岗镇(即现在的松岗街道)和下辖的东方村已经打过交道,一切似乎都是水到渠成,很快我就与东方村委会签了合同,租了2000多平方米的厂房。1987年3月,等厂房装修完成后,我们正式搬迁过去,就在松岗落了脚,也扎下了根。

艰苦创业初期,忻元甫夫妇合影。

我做的是塑胶玩具,不做内地市场,主要帮美国、日本等地的客户做OEM(贴牌生产)。虽然我是老板,来深早期实际上更像工人

三次扩厂一路苦拼

我算是松岗最早一批从事“三来一补”的“外商”,我刚到松岗那会,整个松岗大概有一两百家工厂,除了塑胶玩具厂、还有印刷厂、玻璃厂等,东方村只有十余家厂左右,整个松岗镇的工厂数量相比深圳其他地方,算是比较少了,主要是因为交通不便。

在那个年代,松岗算深圳最偏远的地方之一。我从香港过了罗湖桥,过了上海宾馆后沿着107国道往前走,到松岗车程一般要3~4个小时。到了下雨天,坑坑洼洼的更难走了,没有6个小时走不完。

那时候松岗还非常落后,稻田多,夏天晚上工厂灯火通明地赶工时,就会常见到密密麻麻的蛾群飞来,一派“飞蛾扑火”的景象。因为当时松岗只有两家饭店和一家旅馆,如果有客户来访,就只能住在市内。

我到松岗后,也介绍了十来家同行业的加工厂到这边投资。1989年之后,松岗工厂的数量才算猛增了起来,除了港商外,台商也大量地涌了进来。

与此同时,我在松岗这么多年也经历了三次扩厂,发展的速度算是比较快了。我刚到松岗时的工厂规模最初是100多人,7台机器;不到半年就扩大到1000多人,机器也增至30多台;到了1993年已经有3000多名员工;如今我的厂房面积已经达到49000多平方米,但一直都没有离开东方村。

这一路走来,饱尝辛酸,亦收获了诸多成就。我做的是塑胶玩具,不做内地市场,主要帮美国、日本等地的客户做OEM(贴牌生产)。虽然我是老板,来深早期实际上更像工人,从开模、喷油、上色、点睛……关键的工序都亲自把关,我描画的动物和人物的眼睛炯炯有神、特别光亮,连客户都啧啧称赞。

创业之初,千头万绪,我身兼数职,包括门卫、司机、销售、装卸、出纳、检验、研发等十几个岗位。我和太太长年吃住在工厂,没日没夜拼命地干。记得有一年冬至,一般人家都要准备“过小年”了,我和太太为了赶工,忘了因为快餐店没开门,11岁的儿子和8岁的女儿还在家里眼巴巴地等我们回去煮饭,等我们忙完厂里的事赶回家里时,才心疼地发现他们饿了一夜。

除了工作劳累,还有经济上的压力。有一次由于资金周转困难,工人又要发工资,我们夫妻俩不得不将结婚戒指、项链变卖了给工人发工资。虽然觉得挺对不起太太,但这也是我一贯的原则——以诚信为本,从来没有欠别人一分钱,货款只有提早准备。无论是不是要倒闭关门,我都不欠钱。

上个世纪80年代的永正玩具厂生产场景。

做一个“公仔”,需要各种各样多达八九个认证,例如跟迪士尼合作,他们公司要出认证,美国也有专门的反恐认证,监督着我们从生产到装货柜到出口整个流程……

在业务上精益求精

那时候的工人来自五湖四海,一开始以湖南、四川籍最多,后来又是河南、贵州的大量涌入深圳,内地机关干部的工资可能就几十块,但是像到我厂里的工人每天的工资就有4块,一个月一百多块,大家抢着做,我们都不愁没有工人。后来随着时代发展,工人的工资越来越高,现在一个普通工人拿个六七千也不足为奇,好多人回老家盖了房子,改善了家里条件。

其实早期的工人素质并不高,好些不识字,当时领工资有些人不会写自己的名字,就按个手印。另外,老乡喜欢跟老乡扎堆,一开始不好管,有时候吵架和打架,道理听不进去,我时不时还要调解工人之间的纠纷。我每个月都跟他们开大会,了解他们的心声。

此外,我还经常在晚上去宿舍看望他们,跟他们聊一聊。有一次我晚上过去时,没注意到地上有积水,结果重重滑了一跤,他们也觉得有愧,知道我是出于关心才去找他们谈心。从那以后,他们就自发地团结了起来,平时保洁也都比较自觉。现在还有一些员工是几进几出,去过其他地方有比较后,兜兜转转又回到我这里,一干就是十几、二十年。

在业务上,我的原则是“要么不做,要做就做到最好”,我能走到今天,关键在严控质量。有一次,我们工厂承接了一笔来自日本的订单——共14款总量超过800万只的迷你轿车生产业务,为此共开了20多套模具,其中有3套在检测后发现与车身相差有几根头发丝的误差,虽然不影响外观质量,但是我知道跟日本人打交道,只有让他们无可挑剔,才能赢得他们的尊重,虽然会多出上百万元的成本,但我还是决定推倒重来。

还有一次,要出口一批货到美国,因为工人不小心把手指刮伤了,把一点血渍染在了纸箱上,其实对产品根本没有影响,但客户验货后还是因此要求把整个货柜退回,我二话没说就按照客户的要求退货,这次又损失了上百万元,但是也赢得了客户的充分信任。

像麦当劳、还有BURGER-KING(全美第二大的餐饮连锁店)、迪士尼还有日本有名的TOMY、BANDAN玩具公司都是我们长期合作的客户,我也曾在玩具行业中创下了“公仔”(卡通玩偶)生产数量和品种名列世界前茅的记录。

面临挑战设法升级

因为有诚信这块金字招牌,很多客户跟我们一合作就是20多年。其实做一个“公仔”,需要各种各样多达八九个认证,例如跟迪士尼合作,他们公司要出认证,美国也有专门的反恐认证,监督着我们从生产到装货柜到出口整个流程……全靠我们这班员工,齐心协力做好每个环节,保证没有问题。

随着时代的发展,人工和成本逐渐上涨,我们这个行业也面临着升级转型。在1994年深圳推出ISO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时,虽然没有硬性规定,但我们一直都主张力争上游,顺理成章地成为了深圳首批获得认证的300家企业之一。后来我们又通过了ISO9000质量管理体系的国际认证和SA8000的社会责任认证。

很多人去参观我的玩具厂,发现厂区非常干净、舒适,除了喷油部外,所有的车间都有中央空调,我们企业还在2008、2009年度分别获得宝安区环保局授予的“绿色企业”“环保示范企业”称号。

因为我一直都耕耘在玩具业这个传统行业,有很多人问过我:到底是用什么样的办法,最后才能做到升级而不转型?比如很早的时候,当内地的劳动力红利相比于东南亚已经没有优势时,日本的客户就劝我搬厂到越南,毕竟深圳出口到日本需要5%的关税,而越南出口到日本则免税。

我没有动心,因为已经在松岗稳打稳扎多年,员工的工作氛围都比较好,我通过把握生产的效率就能控制成本,同时还将工序改良,员工做得快,单位时间内的生产效率比越南的劳动力要高得多,仍然可以保持较高的性价比,价格甚至比越南的还要便宜。所以说这批员工也是我的财富。后来还有好多员工学了技术后,出来自立门户了。

除此之外,我自己在韶关办了一家油漆厂,虽然是亏损的状况,但是自己供应自己,用的是“放心漆”。这一路上,政府对我们的支持力度也很大,这也是我一直没有离开深圳的原因之一。当然,这个过程中政府的法律法规也在不断完善,我也是见证者和积极推动者之一。

深圳市总商会领导到忻元甫工厂参观产品样板。

我与松岗签订的合同还有20年,现在也拿下了一个旧改项目,准备进军房地产。在未来,我希望做到半退休或者退而不休,就算真正退休后也还要留在松岗

松岗是我第二个家

除了打理好自己的事业外,我也积极参加到松岗商会的运作中,至今松岗商会已经走过20周年。

在我们成立之前,台商们非常积极维护自己的利益,成立了市台商协会。由于当时松岗还是港商居多,也有民营企业。松岗镇政府主要领导以及镇外经办牵头,在深圳市工商联的指导下,觉得还是应该成立一个松岗本土的商会,利用民间的力量,为政企沟通搭建桥梁,服务所有的企业。

因为我比较热心,他们就找到我来帮忙张罗,大概筹备了3个月左右,松岗商会于1996年正式成立,我担任副会长。当年松岗大概有2000多家企业,加入我们商会的就有300多家,高峰时期达到500多家。当然,并不是谁想当会员就可以加入的,一方面我们有一个严格的准入门槛,另外一方面入会之后我们要给予服务,因此“贵精不贵多”。商会作为政企沟通的桥梁,除了为企业分忧解难,在宣传国家政策、引导企业规范管理、合法经营等方面,也是不遗余力。

最早的会员构成中,以港商居多;随着民营企业的迅速发展,现在松岗7000多家企业中,包括港商、台商在内的“外商”也就600多家。以我来松岗的1986年为界线,比我早来或者跟我同时来的港商,基本上退出了内地市场或者倒闭了。当中除了时代发展迫使的产业转型,在港商当中也有一个普遍的问题:就是第二代不愿意接班;或者第二代接班后,行事风格与父辈不同,最后还是把企业做倒了。

新兴的民营企业家做人做事的作风与港商自然不同,有另外一套方法,他们与时俱进,很积极地参加商会的各项活动,让现在的商会充满活力。今年开始,按照政策的引导,我也逐渐向民企转型,所有的资质都要改,不过“永正”这个老牌子是会一直保留下去的,30多年来,它跟松岗已经融为一体了。

2006年,我开始担任商会的会长至今,多次被深圳市、区两级总商会授予“优秀会长”的称号,这些荣誉也鞭策着我把商会越做越好。商会成立至今20年,我比较骄傲的一点是,在松岗,无论外商还是民企,没有一家跑路的企业是我们的会员。

在商会,我们也开展了很多慈善活动,无论是在松岗本地、还是代表松岗以及深圳走出去,我们积极助学、扶贫、济困、赈灾以及资助体育文化事业等等,同时我还兼任宝安区慈善会的副会长。此外,我也积极地反哺我的故土宁波。我白手起家,习惯了节俭,但这么多年来个人捐款数已累计达到了2600万元。

因为东方村是不卖地的,我们的厂房一直以租用的形式存在,我在松岗也没有自己的房子,但我把松岗当作第二个家。我与松岗签订的合同还有20年,现在也拿下了一个旧改项目,准备进军房地产。在未来,我希望做到半退休或者退而不休,就算真正退休后也还要留在松岗。

我常想,如果当年留在香港的话,不可能会有现在的成就。我来自草根,自认从骨子里不是一个生意人,朋友、员工是我真正的财富,在行业中摸爬滚打,也算小有名气。我是一个知足常乐的人,我觉得自己已经非常成功。

2010年,忻元甫连任松岗商会会长,接受街道办领导的任命。

忻元甫

1954年出生于宁波,1960年随母亲定居香港。1982年回内地投资,1984年开始在深圳创业。现任永正文化玩具创意(深圳)有限公司董事长、浙江省政协委员、深圳市宝安区政协委员、浙江省爱乡楷模、宁波市荣誉市民、香港甬港联谊会永远荣誉会长、世界中华宁波总商会副会长、宁波深圳商会永远名誉会长、宁波歌舞团和鄞州小百花越剧团名誉团长、深圳市宝安区总商会常务副会长、深圳市松岗商会会长等职务。

口述时间

2016年3月11日上午

口述地点

深圳市政协贵宾厅

本期采写:

深圳晚报记者 赖丽思

实习生 李慕瑶

前期统筹:

王外平 梁琼月 黄晓天

后期统筹:赖丽思

本版历史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编辑:蔡励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