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经济特区短短36年的历程，创造了世界城市建设的奇迹，蕴含了无数建设者的智慧和汗水，其中包括一个默默守护这座城市公共卫生安全的群体——深圳防疫人。我有幸成为其中一员，和大家一起，在深圳市卫生防疫站（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前身），经历了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让敢闯敢试成为深圳防疫的基因，大胆创新，让深圳防疫与国际接轨，使一个县级水平防疫站一跃成为全国领先的行业典范，也就此奠定了深圳公共卫生事业在全国的地位和影响力。

壹

1979年，深圳市防疫站在原宝安县基础上组建，最初只有4个科室、28名工作人员、1名本科毕业生、1名中级技术人员、几台显微镜等，业务用房不足300平方米

降两级，也要干防疫 到前沿，才有新天地

“老李，如果你去深圳市卫生系统工作，要降两级（从处级到正科级）；如果去其他系统，只要降一级。”1986年12月，我到深圳市政府报到时，当时的深圳市人事局副局长吴树君提醒我。我不看重级别，我就想到我的老本行——卫生系统去，因此毫不犹豫就选择了前者。

到卫生局报到时，时任局长栾力又问我：“去医院？还是市防疫站？”其实医院和防疫站都是公共卫生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为老百姓的健康负责，不同的是：医院是为个体服务，防疫站是为群体服务。当年是这样形容防疫人的：“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大气。”哪里有十万火急的疫情，哪里就有防疫人的白衣闪现。

无需思考，我的答案脱口而出：“去市防疫站。”最终选择了我钟爱的卫生防疫事业。

这个选择跟我的经历有关。我是穷孩子出身，父亲去世得早。我出生的那一年，还是战火纷飞，慢慢长大的过程中，有幸迎来新中国的成立，能上学读书，后来应征入伍，在部队入了党、提了干、上了军校，从一名普通战士成长为职业军人，从一名部队卫生员成长为高级军医，又出任部队医院的院长、军卫生处长。期间我还历经实战荣立军功，受到部队的赏识和器重。我戎马生涯27载中，超过20年是奉献给防疫工作。但时光飞逝，考虑再三，为了让孩子有一个宽松的环境，我还是决定从部队转业。

去哪里？因为当时我的岳父是汕头市的卫生局局长，全家都希望我能去汕头，一方面有好的工作环境；另外一方面可以照顾到老人。但我认为，人生苦短，想要有所作为，就必须到艰苦的地方去磨炼，去开创自己的新天地，因此我把目光落在了改革开放的前沿——深圳。

来深圳前，我在原广州军区42军125师医院工作，常来深圳公干。上世纪80年代，经济特区初创，相比于广州、汕头，这里还比较贫穷、落后。但是这里的新思路、新气象吸引着我，于是在全家的“反对声”中，我把深圳市防疫站作为了第一选择。

当时的防疫站也是个穷单位。1979年，深圳市防疫站在原宝安县基础上组建，最初只有4个科室、28名工作人员、1名本科毕业生、1名中级技术人员、几台显微镜等，业务用房不足300平方米，办公场所简陋拥挤，仪器设备陈旧落后。我带着“副站长”的任命上岗时，情况也是只好了一些，已经搬到田贝一路21号大院，但仍属拮据——防疫站和其他四家单位同在一栋楼办公，站里仅有5台车，只有一台车车况稍好能跑广州。

加之经济特区初创时期，各路建设大军涌入，卫生条件差，甲乙类传染病诸如疟疾、霍乱爆发流行，发病率曾高达2140.68/10万，还有食物中毒、职业病中毒频发等情况。流动人口多，流动性大，且毗邻港澳，疫情来源复杂，控制的难度很大。我们当时要经常下乡，有时候骑着摩托车或自行车去，那时候路不好走，如果在传染病的高峰期，我们可能就会在乡下待个十来天甚至超过半个月。

贰

我们先后三次修订防疫站的工作职责、制度和任务，后来又制定效益工资分配方案、中层干部选拔聘用方案、专业技术职务聘任方案和科研管理办法等

顶压力，立规矩

有人才，才能干大事

我在副站长的位置上干了6年，主要负责疾病控制和后勤工作。刚到深圳的前半年，女儿转学过来上中学，我们一家三口临时挤在红岭部队的营房，一房20平方米，室内没有伙房，离公共厕所有20米远，每天走路半小时上班，刮风下雨也不例外。

到了1987年6月底，我们一家又被临时安排住在卫生防疫站大门旁边的一间30平方米的铁皮房里。当时站里的领导老郭觉得不妥，想把分给寄防科张主任的那套房子让给我，被我婉言谢绝。

就这样，我们在铁皮房一住就是近两年。夏天，铁皮房像一个“大蒸笼”，里面极为闷热，电风扇吹出的都是热风；到了冬天也不御寒，盖一两张被子还能凑合着对付，但是遇上下雨天，雨点打在房顶产生“啪啪啪”的噪声，令人彻夜难眠。到了1990年3月，我才借钱买了一套福利房。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好在爱人也理解和支持我。

那些年也是深圳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城市建设突飞猛进，人口膨胀，环境巨变伴随着疾病频繁爆发流行。因为向上要个编制不容易，所以深圳防疫人虽势单力薄，但枕戈待旦，我们奔走在无数的工地、工棚、车间和患者床前。疫情来了，我们迎上去，好在干部职工们身体素质不错，在扑灭疫情的同时没有倒下一人；疫情走了，我们还得未雨绸缪、排除隐患。

1992年，老站长即将退休之际，当时站里有两位副站长，在全站干部职工大会上，以无记名投票，我得票率超过50%以上，很快就被上级组织任命为站长兼党委书记。

走马上任后，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抓制度建设——用制度和办法，管事管人。我们先后三次修订防疫站的工作职责、制度和任务，后来又制定效益工资分配方案、中层干部选拔聘用方案、专业技术职务聘任方案和科研管理办法等。

制度有了，先从我做起，每天早上班、晚下班，哪里有困难、哪里就有我。

在人员编制上，做到领导（站领导和科主任）要少，机关后勤要精，一线力量要强。我上任的第二年，就先后处理了三名违纪的干部和职工，即使他们有强大的关系背景，我还是顶住压力从严治站，这也给全体职工干部造成了极大震动，从此更加严格要求自我。

除此之外，我还坚持重才、爱才、助才原则——一方面，从实际出发，在晋升上，技术人员的副高、正高一律聘任，没有指标，就向上级争取，解决个人的后顾之忧；另外一方面，加强中层干部的培养，将他们轮流选送到卫生部在华西医科大学举办的管理干部学习班，每期3个月，这项举措受到时任卫生部司长戴志澄的表扬；另外，对于个别科室需要、有前途的同志，还选送其到外进修、培养。

当时为了加快人才引进，我一方面三上广州，从省卫生防疫站、中山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等地请来了一大批技术人才；另一方面，请来了从美、日学成的海归。到2002年我退休时，防疫站有正、副高61人，博士6人，硕士21人，同时规定不是技术人员不能来市站。

在我任上培养的人才，有不少输送到了市卫生系统和其他战线，其中在1998年，我们还培养出了一名“全国劳动模范”。

叁

我们一开始新办法、老办法、洋办法、土办法等全用上了，反复检测后得出的结论是：爆炸带来的污染没有构成生态和生命安全的威胁，不必疏散居民

遇疫情、灾情直接冲上去

防疫人就该担当

对于防疫人而言，疫情就是敌情，灾情就是命令。发生病情、疫情、灾情后，我不管与卫生防疫工作有没有直接关联，不管自己有没有责任和义务，出于职业的敏感，第一反应是带着队伍冲上去。

1993年8月5日，清水河一家化学药品的仓库发生大爆炸。当时我正在小梅沙开市卫生局组织的会议，正在吃晚饭，从电视上得知消息后马上把碗筷放下，请了假，坐的士赶往爆炸现场。途中，我按照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处理办法，给站里打电话，要求所有的工作人员归队，做好监测准备工作和待命。

从爆炸现场回到办公室后，我立刻成立卫生防疫站应急领导小组，并组成食品、饮水、大气和健康监护4个专业小分队。我身先士卒，和同事们一起，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多次深入爆炸现场以及附近的农贸市场、水厂等11个点采集各类样本632份，完成了4072项次实验检测。我们一开始新办法、老办法、洋办法、土办法等全用上了，反复检测后得出的结论是：爆炸带来的污染没有构成生态和生命安全的威胁，不必疏散居民。

当时，市里的另外一家监测机构也对此做了检测，但得出的结论与我们完全相反。市委、市政府面对两个截然相反的结论，一时也难以抉择。这时，我挺身而出斩钉截铁地说：“我对我们的检测结论负责。”后来经过调查，原来那边的化学药品早在爆炸7天前就搬走了，事实证明我们的检测结果是科学的，为政府决策提供了充分的依据。市政府迅速采取了措施，社会经济和人心很快就稳定了下来。为此，时任副市长李容根还专门带队到市站奖励和慰问工作人员。

还有1997年8月香港地区爆发的大规模禽流感（H5N1）事件。当时的疫情已导致多人死亡，在香港引起了恐慌，出现了“杀鸡大行动”。深圳市民同样“谈鸡色变”。时逢香港九七回归，有人认为禽流感来自深圳。当时香港的有关部门决定：停止从包括深圳在内的内地进口食用鸡及其半成品、禽类羽毛等产品。当时世界上有16个国家和地区进口我国的禽类，其中深圳市的禽类出口到香港停止后，每天造成经济损失65万元。当时有专家估算，仅停止食用鸡出口以及相关贸易，给国家造成的损失就达十几亿元人民币。

此事发生后，虽然一开始没有谁给我指令，出于职业上的本能反应，我迅速组织队伍展开人群禽流感病毒的监测工作，每天完成80个样品的采集和实验室监测，同时还到全市十几个养鸡场抽样和消毒。期间，世界卫生组织派专家组来深圳现场考察，我们的工作压力之大可想而知。最后我们迎难而上，拿出了令人信服的科学检测报告，表明：深圳没有发现禽流感，香港爆发的禽流感与深圳、内地无关。于是，出口贸易很快就恢复如常。

肆

不仅要当时有所作为，也要未来有所作为；不仅要在国内有所作为，在国际上也要有所作为。因此，我们又给自己设立了新挑战：与国际接轨，走向世界

敢闯敢试

奠定行业领先地位

能在关键时候打硬仗，除了跟我们人才培养、打造一流的“作战”队伍相关，也离不开我们实施的“科教兴站”战略。

为了加快与国际接轨，提高单位的管理水平和检测质量，从1995年起，我们不满足于市“档案管理一级单位”的成绩，又设立了向国家一级单位的目标迈进，经两年的努力后，成为深圳市第一个“档案管理国家一级单位”；与此同时，我们全站职工齐心协力，开始“创建国家计划单列市一等防疫站”活动，经过艰苦实干，防疫站顺利通过国家评审。这两项工程，使深圳市防疫站成为全市预防医学中心，在预防医学理论研究、预防医学业务技术指导等方面具备了更加成熟的条件和整体能力。

1996年起，我们在国内率先组织研发卫生防疫计算机网络化系统，即打通“市-区-医院防保科”三级的信息“高速公路”。那时候我和一些干部职工每天工作十多个小时，几乎没有休过一个完整的双休日和节假日，一干就是两年。

后来，我们认为：不仅要当时有所作为，也要未来有所作为；不仅要在国内有所作为，在国际上也要有所作为。因此，我们又给自己设立了新挑战：与国际接轨，走向世界。

为了改造和提升整个防疫站系统，当时除了工作量大之外，我们的压力也很大。我记得有一次，一位女员工加班到晚上11点，在办公室里哭了起来，她说，工作量太大了，怎么做也做不完、做不好。我安慰说：“咬咬牙，再坚持一下，我们会通过的。”就是这样一点一滴地坚持，就是靠着这样的拼劲，2000年我们通过了“实验室国家认可”，也是全国卫生系统中第一家，109个项目的检测报告得到亚太实验室认可合作组织中32个国家和地区多边互认；2001年我们通过了由英国BSI组织的ISO9002质量管理体系认证，使单位的内部管理更规范化、科学化和国际化。这样我们成为全国卫生系统中第一家实现与国际质量检测体系接轨的单位，我们也拥有为我国产品进入国际市场提供质量信誉的保证资格，也代表着我们的防疫站报告走出了国门。

在我主抓工作的10年期间，我们建成了7个重点实验室，有3个被评为市重点，有1个被评为省重点。例如我们从1994年筹建、1996年5月22日建成的由卫生部启用的全国卫生系统第一批（四家之一）“P3（生物安全防护三级）实验室”，这为后来的2003年抗击SARS病毒起到了关键作用；又如1996年，我们建成了全国卫生系统第一批（五家之一）的艾滋病病毒抗体检测确诊实验室；到了2001年，我们建成了全国首家“二噁英（一种致癌物质）检测实验室”，后来成为卫生部的二噁英检测实验室，现在是国家食品检验中心的任务委托实验室。

除此之外，深圳市防疫站在科研创新上还拿下了多个“第一”，例如建成了第一家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分院……回首那十年，是辉煌的十年，深圳市卫生防疫工作成为深圳市卫生工作的唯一名片，成为全国防疫工作的旗帜。它是改革开放的结晶，也源于全站干部职工艰苦创业和领导班子始终保持的勇气、锐气和朝气。

我在1992年接班时，全站共有固定资产690万元，账面现金50万元；到我2002年交班的时候固定资产已经达到7600万元（其中包括周转房6套），账面现金1496万元，也兼顾到了单位的长远发展和职工的福利。我退休那一年，全市甲乙类传染病发病率也下降至149.76/10万。可以说，在任期间，有辛酸，有付出，但我无怨无悔，我个人也获得了很多荣誉和肯定；退休后，我仍然关心着防疫事业，在我的骨子里，防疫人的烙印永远都在。

李良成

1941年出生于湖南衡阳，1959年入伍，1986年12月转业。历任深圳市卫生防疫站副站长、站长、党总支副书记、党委书记。2000年获深圳市政府特殊津贴，同年被深圳市人大常委会聘为科教文卫工作委员会委员。2001年晋升流行病主任医师，同年获得国务院特殊津贴。2002年2月退休。

口述时间

2016年3月25日下午

口述地点

南山区龙苑路8号深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历史展厅

本期采写：

深圳晚报记者 赖丽思 实习生 李慕瑶 张璇

前期统筹：

王外平 梁琼月 黄晓天

后期统筹：赖丽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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