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我因为博士论文研究来到深圳。最开始做论文研究的那3年，我还去过北京、上海、广州，最终依然落脚深圳。其实不是因为深圳的生活环境吸引我，而是这座城市能让我做到在其他地方做不到的事情。因为深圳比较开放，只要你敢去做，就能有机会做。这个环境在当时是很难得的。

21年过去，我和我的丈夫杨阡在深圳创作、成立了剧团，我还在深圳当过一任外籍校长。这些都是当年我没想象过我可以做到的事情。

壹

1995年9月，我来到深圳。当时原经济特区内村里的地刚收回来3年，村民们仍在拼命盖楼，就是现在的“握手楼”。那时候还没有“城中村”的说法

来深开展论文研究

我与中国的缘分可以追溯到1976年。

当时我还在读小学6年级，学校让我们做一份第三世界国家的报告，我选择的主题恰好是中国。那次研究让我对这个国家产生了兴趣。上高中时，我曾赴菲律宾留学一年，住在当地的一个华侨家里，接触了中国的语言和文化。对我而言，中文比法语有趣。大学期间，我在中国台湾深入系统地学习了一年汉语，为我的中文能力打下基础。

1994年，我在休斯敦念书，深圳和休斯敦是友好城市。当时深圳这边派了一个代表团去休斯敦考察，我过去给他们当翻译。他们团里的一个人说，可以帮我写信介绍到深圳大学那边做人类学研究。

那时候，在美国对中文或汉学感兴趣的人不是去北京就是去上海、广州。几乎没有人去其他城市，也很少人知道深圳。来之前，深圳在我脑海中的印象可以说是一片空白。我大概了解到，休斯敦和深圳的发展策略很相似，当时他们都有海港和大的工业项目，休斯敦主要做石油，对空气的污染很大。许多城市在发展时都是先关注经济，到了一定阶段才开始关注环保。我就想过来看看深圳是不是也是这样。

1995年9月，我来到深圳。当时原经济特区内村里的地刚收回来3年，村民们仍在拼命盖楼，就是现在的“握手楼”。那时还没有“城中村”的说法，这些村子被称为“新村”。而市区内也还有农田、荒地，下沙、上沙、沙嘴一带还是一片荒土。

上海宾馆是一个明显的分界。当时我们去罗湖、福田办事情都说“去市里”，意思是去上海宾馆以东。因为上世纪80年代的深圳建设主要集中在罗湖东门蔡屋围一带以及蛇口这里，中间的区域基本还在铺路。

我来的时候深圳正在以罗湖为起点往外建设，上海宾馆以西这边已经开始盖新的房子，福田、南头基本是工地。世界之窗刚刚对外开放迎客，在世界之窗的后面工人们还在拼命地填海。深南大道基本没有多少车辆，两旁的楼盘也很孤单。我们坐巴士从深大到市里要换车。

我在深大旁住了一个月，第二个月就搬到了粤海门村，那正好是一个“新村”。因为当时深大要求我们所有外国人要用外币交学费或者租金，在粤海门村可以用人民币，会便宜一些，一个月租金大概600元人民币，这个村和深圳大学是相通的。那时候深大和桂庙中间都有围墙的，只有这个村子还没有被隔开。

我在这里落脚，也从这里开始了我的访问和调查。

贰

我发现中国人在饭桌上说的话会有趣一些，和正式采访时不一样。而且来深圳的人都很忙，有正式工作的人不一定愿意接受采访

走街串巷了解深圳

原先我是想将深圳和休斯敦做对比，但是在访问过程中发现一半以上的人不愿意和外国人谈论这个话题，我就将论文课题调整为《改革开放后城市化过程中的文化变迁——以深圳为例》。

我拿着政府开的介绍信去采访一些政府部门领导、深圳博物馆的工作人员等。这为我提供了一定的便利，他们都愿意和我交流，甚至请我吃饭，但大家和我说的内容差不多是相同的。

我记得当时深圳博物馆有一个15周年的展览，展览内容包括每个区的发展和建设等等。我会问保安或者其他工作人员：“你能告诉我这个展览是什么意思吗？”他们会向我介绍深圳的改革开放历程、取得的成就和未来会有怎样的发展。那段历史是很有趣的，但是更有趣的是，当时的保安和市里领导的回答几乎都是“邓小平当时南方视察，来到深圳，画了一个圈……”

连续几次都听到同样的回答之后，我开始觉得很无聊。后来我发现中国人在饭桌上说的话会有趣一些，和正式采访时不一样。而且来深圳的人都很忙，有正式工作的人不一定愿意接受采访。

我开始经常去喝早茶的地方找退休的老人聊天。我会和他们聊街坊邻居的八卦，回顾他们以前的故事。这些老人特别愿意和我说他们的邻居，从他们谈论周围的事情中，我渐渐了解他们的价值观，从他们回顾过去的事情中，我也了解到历史和当下正在发生的事情之间有什么联系和意义。

除了退休的人之外，我还常和在深大任教的建筑师、规划师交流。因为深圳好像是要补回前30年没有发生的现代化，大家似乎都有一个不是特别清楚但很想实现现代化的愿望。我好奇当时深圳建筑师对现代化的判断是怎么样的。

我认为新村也是一种现代化的模式，但他们会认为只有规划建筑师设计出来的地方才是现代化；我会认为现代化也可以有很多不同的模式，东门蔡屋围可以和蛇口、沙井、观澜不一样，更有一些当地特点。而当年很多的规划师或者建筑师认为现代化只有一个模式，这个模式就是香港或者纽约或者伦敦，它不可能和当地有关系。

我记得很清楚，当年从南头古城一直到南山村，有一条很窄的老路，我会走那条路去看老村。来深圳大学的那些建筑师都没有带他们的学生去看那些，也没有去看深圳上世纪80年代的一些建筑，即使那个时候深圳的建筑已经有些突破。很明显他们对当代的深圳文化不感兴趣。

我发现他们更喜欢国外的建筑，比如说香蜜湖的那个古堡，它的外形和迪士尼城堡差不多。当时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深圳要盖一个迪士尼的城堡，文化的自信在哪里？即使当时这座城市已经经历了十几年的改革开放，而且很多人是过来做一些在内地做不到的事情。

1995年，我从美国来深圳时，很多人问我，你为什么要来这里？还有很多人劝我去北京。他们对城市的自豪感还是来自于历史和文化，而不是现代化。当时和现在是完全不同的，现在许多人开始为深圳感到自豪，觉得当时来深圳是对的，但那时候他们不一定会这么想。当时他们觉得深圳是一个经济的城市，不是文化的，觉得文化应该是在北京或者上海。

我觉得历史和现代化在深圳是一个有趣的碰撞，它既需要中国古老的文化和历史，又希望成为像香港这样的现代化城市，它希望将这两样组织起来，这是我刚来时碰上的深圳的状态。

叁

大多数人不知道怎么和外国人交流。我走在路上，随时都会有人跟着我说“Hello,Hello”，而且他们不习惯外国人听得懂中文

结识爱人坚持创作

我用了3年多的时间完成调查，在这个过程中，我认识了我的丈夫杨阡。当时深大有一个专门管理外国人的部门，其中有一个老师是杨阡的高中同班同学。有一天，我去和那位老师交流一些事情，然后他说今天晚上有人请客吃饭，就带我一起去，我们俩就在那天认识了。

杨阡是我遇到的第一个“将我当做一个人而不是外国人来对待”的中国人。当时我在深圳有一个很强烈的感受，就是大多数人不知道怎么和外国人交流。我走在路上，随时都会有人跟着我说“Hello,Hello”，而且他们不习惯外国人听得懂中文。如果我坐在一个地方，旁边的妈妈会跟孩子说，“你赶快跟她练习英文”。即使我跟那个妈妈说我可以用中文交流，她不会理我，还是一个劲地让孩子说英文，当我的话没说过一样。

杨阡不会这样，他特别愿意和我交流、交换想法。我是一个思考问题比较理性的人，我一直在分析和看情况，杨阡也愿意去跟我一起这样思考和分析。他知道我在做的研究课题后，建议我去大家乐舞台和那里的工人交流。

在之前的正式采访中，没有人跟我说过大家乐，也没有人提过深圳的打工文化。其实，当时深圳有很多的打工者，许多人都在讨论深圳工人的身份、定义和贡献，但没有人跟我介绍过这个群体。杨阡带我去了大家乐，带着我去看城中村，和那里的工人吃饭，聊这座城市的来源和发展。因为他们都是打工的，也没有深圳户口，所以和我交流也没那么多顾忌。

杨阡对和这些人的交流同样感兴趣，他也会想知道一群打工的人，周末时他们去哪里玩，他们怎么谈恋爱，他们会和什么样的人做朋友。在认识他之前，我觉得很孤单，身边的人对这些都不感兴趣，要么是想办法挣更多的钱，要么是想办法将一个固定的现代化模式套在一个地方。我和杨阡特别志同道合，我们的价值观相同，我们对身边的生活、写作、创意、文化交流都有兴趣。

完成博士论文的研究后，我也在考虑去哪里发展，杨阡做的是文学创作，母语环境对他来说比较重要。我是做人类学研究的，在任何一个地方，我都可以做自己的事情，所以我们就留在了深圳，共同生活和创作。

当时杨阡他们成立了一个俱乐部，创作一些实验话剧，去一些地方演出。2003年，杨阡找到一起从事实验话剧的朋友，成立了自己的表演机构，名为“胖鸟剧坊”。同年，他写了个剧本《不伦不类》，写的就是我的经历，希望我能演出。但我参与演出后，他们觉得我演得不像外国人，就换了一个演员来演。

选择有趣的事情

2005年时，我去城市绿洲国际学校负责英文改革，后来做了几年的执行校长。之所以会愿意接受这个岗位的工作，是因为我希望能在教育上做一些革新。后来发现我没办法和家长交流，他们想要孩子享受西方的生活，不愿意接受西方的教育。

家长常常会问我：“送孩子出国会不会对他以后的发展好一些？”我没有办法回答，因为我也不知道。我问他们：“你希不希望孩子待在你身边？送他们出国20年后，你希望孩子是偏向你的价值观还是国外的价值观？”他们不觉得我这些话对他们来说有用。我不知道他们想要怎么样的答案，但家长还是会一个接一个地问我这样的问题。

这不是我想要的，所以我做了3年左右就没有继续下去了。而且我的价值观是很自由的，我希望能安排自己每天的生活，这很重要。相比每天待在学校里，我更喜欢到处走走，去看看深圳的老村、围屋，如沙井、西乡等地，还会去实地考察“翻身”、“安乐二队新村”等地铁站名和地名。

这些老地方随着城市发展，正在发生变化，所以很有意思。我会去那里和当地居民聊天，聊文化、环保等话题。他们都愿意跟我喝茶，愿意理解我的背景，因为他们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他们也特别想知道，我为什么要来深圳。

对当年的我来说，来深圳的出发点也是因为兴趣，可能就是为了体验一种好玩的生活方式。可惜当时我碰上一个不想玩的、想挣钱的社会。我来深圳时和许多“深一代”的年龄一样大，但是他们更多是和我的父母一样，价值观的重点在于挣钱、买房，为了下一代在打拼。对我来说，这是我父母过的日子，不是年轻人的日子。我的父母已经为我打下了比较好的基础，所以我找工作可以选择我想做的。

直到后来，“深二代”出现，我才慢慢找到有同样价值观的群体，现在的深圳也开始谈论创意和有趣。

肆

我应该是从西方来到深圳的第三个人类学家，来深圳21年，美国人不会问“为什么你会在中国待这么久”，但中国人会问这个问题

关注城中村的人

在四处考察了解深圳的过程中，我发现新村里住了很多外来打工的人，因为那里生活成本低，他们需要一个落脚的地方。

为什么很多人愿意生活在白石洲，对他们来说是多了一种可能性吧。很多白石洲之外的人看白石洲是脏乱差，但当你走近白石洲，你会发现很多梦想飘在白石洲，很多人真的是想改变自己的生活，真的是很想走出去成为某种意义上而言的“深圳人”。

大概在2004年左右，我们开始将“新村”叫做“城中村”。我一直对有理想、有希望的人感兴趣，相比于城中村，我更关注的是住在这里的人，想知道这里面人的生活状态。

我自己也曾经住过很多城中村，粤海门、罗湖、南头老街等，也是因为它们便宜、方便。城中村会给我一种自在感，我记得那个时候很多朋友都不会给我介绍他们的父母，或者不愿意我上门做客，因为他们担心一个外国人不会使用筷子、不会理解老人。但是在城中村里，他们脑海中对外国人的定义和概念没有这么多，所以他们不会焦虑。我可以在小店里吃面条，跟老板娘聊天，他们也不会多问，是比较自然的关系。

随着深圳城市化的发展，从1998年开始，城中村被陆陆续续地改造。我曾经先后目睹了深南大道一侧的田面村和蔡屋围村的改造。我挺喜欢田面村的改造，因为它有高大上的住宅区，然后后面有握手楼，中间有中产的房子，可以让三个经济上不同阶层的人都住在那。

在2005年之后的一些旧改项目，改造后就只有一个商场和高大上的住宅区。还有一些城中村，他们请了设计师做改造，变得比以前漂亮。比如说水围，它已经是比较高档的城中村，但它的租金也不便宜了。

如果城中村不再便宜了，又没有其他的选择，那些低收入者和年轻人怎么办？如果没有城中村，这群人中绝大部分就必须生活在原经济特区外。深圳很多活动都是在原经济特区内举办，他们要花很长的时间过来，这意味着这群人很难参与深圳的文化活动和展览。城中村为他们在这座城市拥有丰富的生活提供了可能性。

为了让更多的人关注到生活在城中村的居民，2012年，我和朋友策划了“握手302”研究项目，我们在白石洲的握手楼里租了一个小房间，不定期地策划一些好玩的活动。迄今为止，我们举行了“算术”、“白鼠笔记”等活动。其中，“算术”是邀请城中村的白领来计算他们一整月的花销和余额，“白鼠笔记”则是邀请对城中村感兴趣的人来白石洲生活一周，并完成一个作品。这些活动都是在我们经费很有限的情况下完成的。现在我们正在将“握手302”注册成为一个社会组织。

我应该是从西方来到深圳的第三个人类学家，来深圳21年，美国人不会问“为什么你会在中国待这么久”，但中国人会问这个问题。

我的丈夫是我留在深圳的一个原因，还有一个是——因为中国这么重要，深圳改变了世界这么多。

初来乍到时，深圳对我而言是一个很新奇的地方，和我之前生活的城市完全不一样。在深圳生活的时间里，我也在不断地调整自己来适应这座城市。现在，我找到一群朋友，我们坚持做自己想做的事，关心这个社会和人，不会去过多地在意别人是否看得懂。

马立安

1964年出生于美国加州长岛。1995年来深开展人类学研究，旨在了解深圳的文化变迁。从始至今，她一直关注着深圳的建筑、城市规划及文化变迁。马立安现阶段的研究着重于后社会主义城市化的文化逻辑、变动中的城市的创造性文献、文学翻译，以及与胖鸟剧团的合作项目。目前，马立安正带头在白石洲推进社区公共艺术项目“握手302”。

口述时间

2016年3月29日下午

口述地点

深圳市南山区蛇口半岛花园

本期采写：

深圳晚报记者 黎灵希

实习生 张璇 黄玉凤

前期统筹：

王外平 梁琼月 黄晓天

后期统筹：赖丽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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