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印象中，深圳经济特区的形象是模糊的，那几天我特意从各方面了解特区的情况。后来我和妹妹叶剑眉商量，是否一块报名去深圳工作，两天后我们决定去报名，试试看。

1983年6月15日,我们见到了当时的深圳市委组织部部长欧阳杏同志。他很热情地接待我们，第一句话就是“欢迎你们来特区工作”。他知道我们父亲的情况，并告诉我们，我们父亲的老家惠阳县淡水镇他也去过。就这样，这一次见面就决定了我下半生的人生历程。

壹

“先科公司”的来由

深圳要发展科技，首先发展先进科技项目，那就叫“先科公司”吧

因为我是副局级干部，调动不易，我妹妹在那一年的10月初接到调令就先动身到深圳去了，而我则是在10月底才收到深圳组织部的调令。我决定尽快动身，11月2日晚上八点坐火车去往广州，然后去深圳。就这样，我离开了生活工作近30年的北京。

来到深圳后，市委决定让我到市科委工作。1984年春节过后，我被正式委任为市科委主任兼党组书记。

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深圳经济特区只是一个边陲小城市，当时人口不过几十万，财政收入只有过亿元。因此，科技工作基本没有任何基础。当时科委下属的部门有一个电子研究所和科技情报所，每年的经费只够发工资。彼时市政府管科委的是文教办主任李定同志，我和他商量如何打开科技工作的局面，我们的共识是利用改革开放给予特区的特殊优惠政策，利用外资引进一些高水平的科技产业项目，同时加强对内地的宣传，吸引各种科技人才来深工作。

随着特区改革开放宣传力度的加大，许多外国公司和香港公司前来深圳了解情况，科委的外事活动也开始增多起来，我经常与客人交换名片，他们一看到是“科委主任”，认定是政府官员，只能从政府政策层面上了解一些情况，而无法在投资和商业上往下谈，我认为科委要尽快成立一家对外洽谈的公司。我把这一想法向李定同志汇报，他表示支持。

1984年4月，科委领导班子集体研究了成立公司的问题，大家一致同意，先打报告给市政府，边等批边筹建。关于公司的名字，我建议大家可以想一想，当天晚上，我躺在床上，想到小平同志在科技大会曾说过：“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深圳要发展科技，首先发展先进科技项目，那就叫“先科公司”吧。我把这想法告诉爱人李淑卿，她也表示同意。

第二天一上班，我把“先科”的名字给领导班子通了气，大家都表示赞同。我们马上打报告给市政府，要求成立“先科技术开发公司”，资金由科委自筹、自办，以引进高科技项目为主。由于拿到市政府批文的日期为1984年5月7日，大家一致同意将那一天作为先科技术公司的成立之日。

邓小平视察先科生产车间，叶华明（右一）为他介绍先科的产品。

贰

开创中国光盘产业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激光视盘放送机和激光视盘，试放的是俄国经典芭蕾舞“天鹅湖”视盘，音乐和彩色都非常逼真

1984年，我满50岁，前半生基本上从学校门到科技门，一直在国家航天部从事科研工作，从来没进过银行的大门，更没有想过要办公司，只有来到深圳经济特区才开始接触市场经济之事。如今先科公司成立了，从何处切入开展工作？我决定先从项目人手，然后再去找钱和人。

一开始，我曾考虑生产录音带和录像磁带，因为各种原因，无法付诸实践。1984年6月，在一次研究公司工作的会议上，周兴文同志提出，他在沈阳工作时曾接待过一位香港朋友林慧曾先生，谈到荷兰飞利浦公司生产的激光视盘产品。我脑海中马上出现了1981年我在荷兰做访问学者时所看到的激光唱盘，动人的音乐似从唱盘中流淌而出，那时我还心想：“我们何时能拥有这种高科技的产品”。

因此，我立即决定请林慧曾先生来深圳见面。后来又在林先生牵线下，香港飞利浦公司专门来人到深圳演示了激光视盘产品。那是我第一次看到激光视盘放送机和激光视盘，试放的是俄国经典芭蕾舞“天鹅湖”视盘，音乐和彩色都非常逼真。

我决定向市领导演示激光视盘。就在当天晚上，当着梁湘、周鼎、周溪舞、邹尔康、刘波、林祖基等20多位市领导的面，我拿着一张激光视盘，简要地讲解它的工作原理、性能、发展前景，随后周兴文同志操作机器，开始演示。大家都为在电视机里看到的图像而拍手。结束后，许多领导都要拿激光视盘摸看一下。

随后我抓住机会，扼要汇报了先科公司对引进激光视盘产品的考虑，各位市领导都表示深圳一定要引进这样的高科技产品。最后，梁湘做总结性发言，提到“激光视盘是一个高科技产品，目前中国还没有，深圳就应该引进这样的东西，先科就要抓住这个产品来发展我国的光盘产业”。

当时我国正处于改革开放的探索阶段，家用电子消费产品方面正处在发展彩色电视机的初级阶段，谁家买了彩电都会成为邻居的新闻，而在当时，激光视盘这个名词也只是在一些研究所有人知道，公众和传媒基本对它一无所知。先科公司的领导班子根据市领导对该项目的支持态度，慎重研究，制定了详细方针，其中一点便是“坚决引进飞利浦激光视盘的生产技术和设备，采取以我为主的引进方针”。

当时，先科公司才成立几个月，还没有实力和业绩。荷兰飞利浦如何看待先科公司，是否愿意把激光视盘技术转让给先科，这是关键的第一战役。为此，我们抓紧了与香港飞利浦高层的联系，用“敢闯”和“敢冒风险”的精神去解决他们提出的各种问题。同时，我们还积极宣传深圳经济特区是改革开放的第一阵地，没有什么条条框框，就像一张白纸可画最美丽的图画。

在多方争取下，我们在香港与飞利浦公司签定了引进激光视盘的原则协议后，又趁热打铁组团赴荷兰飞利浦公司进行项目的考察和商务谈判。在经历了艰苦的商务谈判之后，1985年的春节前夕，我们与荷兰飞利浦公司就技术转让费用和生产线及母盘生产设备的价格等方面达成一致。我们在荷兰过完春节后，满载着谈判成功的心情回国，准备迎接我国光盘产业的诞生。

叁

红红火火办起先科

第一张CD于1990年8月16日诞生，在北京出版亚运会会歌——“亚洲雄风”；第一张LD视盘是“红楼梦”，于1991年3月诞生

我们计划在1985年5月前在深圳正式签署商务合同，这是先科公司也是深圳市的首个高科技产品的引进合同。市领导以及有关部门对此很重视也很支持，要求先科公司既要慎重，又要敢闯各方“禁区”。为了防止夜长梦多以及节外生枝，我们不仅加强与香港飞利浦公司的洽谈和合作，我和周兴文日夜加班地审阅上百页的全英文合同。在当时先科公司的全体员工（当时只有10位）的齐心协力下，终于出色地完成了各方面的准备工作。

1985年4月17日，在梁湘、周溪舞等市领导、市政府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和银行界代表近100多人以及飞利浦公司的10多位高层共同见证下，我和对方高层代表双方签字。当时报纸和电视台都做了报道，一时“激光视盘”的名字和先科公司开始传扬开来。

实际上，我们与荷兰飞利浦公司关于引进激光视盘生产和技术转让的协议主要分为两大部分，其中关于LD视盘引进的总费用约2500万美元，而关于视盘放送机的组装及技术转让的总费用则约为888万美元。当时的政策规定，超过3000美元的项目一定要上报当时的国家计委审批立项，对于先科这样一个新公司，既无资金又无资产是十分困难的。我们采取先行先试和特区的政策，先办起来再说。

首先摆在我们面前的，就是要建设我国的第一个光盘生产基地。因为项目协议签订后，我们需要制定较为全面的生产项目的规划，经过研究，我们办起了包括先科激光电视机有限总公司和先科激光节目出版发行公司在内的四个子公司以及基建办公室，各有分工。

在筹集资金方面，除了总计3400万美元的引进费用，还要购买土地、厂房建设以及水电设备和员工宿舍，又大约需要1亿元。这么庞大的资金当然不可能伸手向只有几个亿财政收入的市政府要钱，只能分阶段解决以及向银行贷款。

一下子要组建多个公司，需要各种人才，只能公开招聘。大家当时关心的问题涉及户口、住房、待遇以及小孩上学和看病等多方面，有的在市里的支持下能很快解决，有的需要逐步解决。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到1986年8月前后先科招聘了近百人。

经过考量后，我们决定将厂房选址当时正在规划成为工业区的八卦岭。由于激光视盘是一个高科技项目，根据飞利浦公司提供的技术要求，厂房要建成封闭式的特殊厂房。1986年6月，工程正式开工，我们要求一年内厂房能基本建设好。这期间市领导周溪舞和李传芳多次来工地视察，帮助解决一些困难。因为当时还有另外两家单位也想争夺激光视盘的项目，最后是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教育委员会主任李鹏同志拍板定下这个项目落户于先科公司。

在先科的发展过程当中，我们做了很多探索。例如与外资合作建立液晶显示器（LCD）和导电玻璃产业方面的合资公司，办过精密模具公司以及四季青鲜花公司，还曾参与过深圳航空公司的筹建。在做过多种尝试后，我们决定还是把精力集中在激光视盘基地的建设上。先科大院按照预想顺利竣工，看着图纸上的厂房变成现实，我心里十分高兴。

与此同时，在主营业务上，我们与荷兰飞利浦达成了合作意向，成立一家合资公司，除了生产激光视盘产品外，再增加生产激光音盘（CD）。合资公司定名为深飞激光光学系统有限公司，于1988年5月17日获得市政府批准并注册成立，第一张CD于1990年8月16日诞生，在北京出版亚运会会歌——“亚洲雄风”；第一张LD视盘是“红楼梦”，于1991年3月诞生。从此，中国有了自己的光盘产业，也成为继荷兰、日本、法国之外第四个既能生产ＬＤ视盘又能生产ＣＤ音盘的国家。

肆

小平同志视察先科

1992年小平同志来深圳视察，于1月20日视察了先科企业集团属下的深飞激光公司

为了专注先科的发展，我在1991年正式离开科委，先科公司也与深圳市科委完全脱钩，并且挂靠在市投资管理公司。我从市政府公务员转到企业，从此我的下半生就全部与先科的事业融合在一起了。

在先科成长的过程当中，得到了许多国家领导人的关心，例如邓小平同志、江泽民同志、李鹏同志以及朱镕基同志都曾在先科留下足迹。

1992年小平同志来深圳视察，于1月20日视察了先科企业集团属下的深飞激光公司。当天上午十点，小平同志的中巴一行到达先科大院。我连忙上去迎接，小平同志看了我一下，并说：“你是叶老二吧？”

“不是，我是叶老四。”

“我们四十多年没有见面了，你弟弟叶正光在哪里？”

“他现在海南岛三亚的一个公司工作”。

……

之所以能有这番将近五分钟之久的拉家常般的谈话，是由于当年父亲飞机失事遇难后，我们兄弟有一段时间生活在聂荣臻元帅家里。小平同志与聂帅常有往来，认识我们。

当我把小平同志引入贵宾厅，顿时，大家见到小平同志，又惊讶又高兴，拍起手欢迎小平同志一行。小平同志和先科10位的职工代表一一握手后，便坐下来，我开始向小平同志汇报先科集团及激光集团项目情况，接着便开始演示激光视盘《我们的邓大姐》，小平同志边看边说：“我和邓大姐是同年生，但她比我大几个月。”接着又演示了由先科业余歌手演唱的卡拉OK——《在希望的田野上》，小平同志很高兴地说：“声音很好，我听得很清楚，好，好。”并带头鼓掌，之后，我向小平同志一行介绍了贵宾厅所展示的先科激光产品，便从展厅后门出来去生产车间。

门一打开，上百的先科职工站着走廊下，鼓掌欢迎小平同志。小平同志频频向群众招手，并询问职工的年龄。我说平均年龄在30岁，他说：“很好，搞高科技就是要靠年轻人。”小平同志在过道上停留了约10分钟，我便引导进入激光母盘车间，小平同志很仔细地听我讲解母盘的制作过程，我提到每年深飞激光公司要生产几百部国内外电影视盘，小平马上询问：“版权如何解决？”我说，按国际规则，向国外影视公司购买国内版权，才可生产。小平同志连声说：“好，一定要遵守国际规则办事。”

从母盘车间进入视盘生产车间，小平同志被压盘生产线及整个净化车间的现代化生产吸引住，他听我介绍压盘的生产过程中，高兴地走向擦光盘的工人行列中。当时有四位女工正在专心地擦净刚压好的光盘，小平同志很随和地和其中一个女工交谈起来，“你从哪里来，娃娃？”“我是从汕头来的。”“来多久了？”“我来两年了。”“今年多大了？”“刚20岁。”“来深圳工作习惯吗？”“习惯，这里很好，车间有空调。”“你能告诉我，一个月挣多少钱吗？”“大约1000元。”“很好，一个人生活还够的。”

这一段对话，使周围的气氛一下活跃起来，我继续向小平同志汇报深飞公司的生产计划和市场销售情况，不知不觉已来到车间出口，此时车间外已聚集了很多职工，准备欢送小平同志。临走前，我向小平同志赠送了10套激光唱盘，小平同志高兴地向欢送的员工挥手，健步地走向汽车。

小平同志视察先科一事，后来随着那篇著名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的刊发和传播，传遍大江南北，我被动地成为“新闻人物”。自1992年4月后，先科的光盘基地——深飞激光公司成为许多来深圳参观的领导和外宾的必到之处。

我在先科工作20年，创建先科这一品牌不仅仅是打造先科集团本身，更重要的是让国人认识激光视盘产品，让消费者能及时享受激光视、音盘等当时高科技产品带来的高品位的快乐。在先科发展的历史上，也曾遭遇过一些挫折，我也不免有些遗憾。在那段火热的岁月中，先科的发展和取得的任何成就都离不开广大先科人的无私奉献，由于还有许多感人的事迹我无法载入先科故事之中，敬请原谅，我只能说一声：“谢谢你们！”

本期整理：

深圳晚报记者 赖丽思

前期统筹：

王外平 梁琼月 黄晓天

后期统筹：赖丽思

特别鸣谢叶夫人李淑卿女士提供的大力支持

叶华明

1933年出生于澳门，祖籍广东惠阳，为开国名将叶挺将军第四子、新中国第一批地空导弹专家。1983年，他毅然放弃在北京舒适的生活，南下深圳。曾历任深圳市科技发展中心副主任、主任、党组书记以及深圳市科委主任、党组书记等职务。

1984年，开始着手创建先科技术开发公司；1990年4月，开始组建深圳市先科企业集团，其后担任集团董事长、总经理、党委书记等职。

先科集团在他的领导下，瞄准世界先进水平、紧跟先进科技步伐，取得多项“中国第一”的骄人成绩，成为中国激光光盘的生产基地、中国液晶显示器生产基地、中国精密模具和机电产品生产基地。1998年到2002年，先科集团被国家电子工业部评为中国电子百强企业；2002年，“先科SAST”荣获中国驰名商称号。邓小平、江泽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视察先科集团。

2015年11月29日2时50分，叶华明在深圳逝世，享年82岁。

总第99期

出 品：深圳市政协 深圳晚报社

总策划：戴北方 王 璞 王大平

总监制：乐 正 丁时照

总统筹：柳光敏 万国强

总顾问：黄 玲 南兆旭

总执行：周智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