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案第20180318号

标题：关于深圳率先设立重大项目与公共政策的社会影响评估机制的提案

提出人：黄伟文、王雪、李毅、梁宇、黄玲、沙里晶、李惠林、姜华、陈红

办理类型：主办会办

主办单位：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会办单位：法制办,市人大,市政协办公厅,市人居环境委员会

内容：

1、概要：社会影响评估概念内容

社会影响评估是对因拟建项目或政策改变导致的对社区和个人日常生活品质的影响所进行的评价，是一套对影响预先做出评估的知识系统。鉴于深圳重大项目建设过程中广泛涉及各种社会利益，为了保证重大项目能按预期顺利进行并取得生态、社会、经济的综合效益最大化，特建议深圳市先行先试建立重大项目／政策的社会影响评估机制。

2、理由：仅有环评没有社评对项目／政策推行与社会都不利

可行性研究作为在吸取更多惨痛教训基础上总结出来的评估-决策体系，差不多已经有一百年历史，环境影响评估和社会影响评估也差不多同时在20世纪70年代先后出现。这三者组成了可持续发展所强调的经济、生态和社会三者的平衡关系，以及认识上的递进关系：经济可不可行对一项行动决策是最基础的，环评报告书（EIS）在美国率先颁布《国家环境政策法（1969）》（NEPA）后已经逐步成为各个国家（包括中国）项目建设的标配，而社会影响因为涉及对社区、人群和个人在已有法律明确规定之外的影响，因而是更加难以量化和展开的评估领域，尤其是在中国。但也恰恰是在今天各种建设导致严重社会张力甚至群体事件的中国，特别需要引进社会影响评估机制和方法。

在中国每个建设项目都已经建立经济技术可行性论证和环境影响评估报告制度，这些论证与评估或多或少也会涉及社会层面，但专门的社会影响评估还没有得到重视和引进。

深圳越来越依赖的城市更新项目想通过将审批权限下放到区里来加快推动速度，但也遭遇着因各种利益博弈、各种社会影响难以预料带来时间进度上的拖延，迫切需要通过社会影响评估来提前了解项目潜在的社会影响及阻力、以便提前做出应对和化解。

深圳这些年的一些重大建设项目尤其是厌恶型基础设施的建设就因为缺乏社会影响评估而遭遇严重的“邻避”效应，如上洋、寮坑、燕川等污泥处理厂就因居民反对而被迫停产甚至关闭；清水河、老虎坑、红花岭、下坪和平湖等垃圾填埋环境园也都多次受到各种反对和投诉。这些“邻避”困境亟需通过社会影响评估和在此基础上的社会沟通协商来解决。

深圳这些年制定的公共政策也有很多引发争议甚至被中央媒体品头论足的，如自选车牌、汽车限购、禁摩限电等，以致一些政策颁布之后难以执行不得不取消，可见重大政策的制定过程中也不可缺少社会影响评估这一环节。

社会影响评估在国际上是比较成熟发展的行业，成立有国际社会影响评估协会，其1990年间的主席RabelJ.Burdge就著有《社会影响评价的概念、过程和方法》，将社会影响评估作为社会科学的一个次级学科来建立和发展。另一位社会影响评估大咖FrankVanclay著有《社会影响评价新趋势》，也指出社会影响评价的作用是分析、监督和管理项目开发所造成的社会方面的后果，是前瞻的、预测性的，并立足于干预、指导和预计重大行动（包括重大项目建设、重要政策出台）的发展进程。

国内社会影响评估也在引进之中。这些年在中国呼吁建立社会影响评估的包括了全国人大代表张兆安（2010建议）、全国民进中央（2011提案）、清华大学社科学院院长李强（2012答问）等。深圳市建科院计划在坪地建设中美研发中心大楼，因为用地与高桥村相邻，特地委托社会机构土木再生城乡营造研究所和未来＋学院进行社会影响评估，可以说是深圳乃至中国建筑设计项目中引入社会影响评估的第一单，其成果反馈起到了帮助空间方案更全面考虑与周边邻里建立良好社会关系共享发展机会的作用。

中国特别像深圳这样的改革开放先行示范城市，需要像建立环评机制那样建立起建设项目的社会影响评估机制。社会影响评估关注的焦点就是人民，这是落实十九大提出以人民为中心、解决好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与不均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矛盾的重要方法。这同时也是一个社会走向尊重社会每一方权利以建立和谐社会的成熟表现，也会大大减少因为项目社会影响预见不足所导致的各种利益冲突、以及所引发的更高项目成本和社会成本。

办法：

建议1:发改委牵头，法制办协助，组织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及相关职能机构、专家一起论证深圳制定社会影响评估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并着手制定《关于深圳市重大项目及政策必须进行社会影响评估的试行规定》。

建议2:由发改部门联合建设或政策制定部门，选取一些重点项目／政策进行社会影响评估的测试，以便更好制定和完善试行规定。

建议3:由发改部门扶持深圳社科部门、院校和社会机构进行社会影响评估的行业探索，建立行业技术标准，奠定深圳在社会影响评估行业的领先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