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这座城市倡导将理论、学术跟具体的社会实践结合起来。所以来深圳对我的人生最大的改变就是，在学者之外，我同时也是一个实践者，从纯理论研究转向同时进行公共艺术的实践。许多年来，我甚感欣慰的是：深圳这座城市为我提供了一个新的舞台，我也为深圳尽了一份力量。

孙振华，1956年11月出生于湖北荆州，先后在文学、美学、美术史专业学习，获中国美术学院博士学位，国家一级美术师。曾任深圳雕塑院院长，现任中国雕塑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深圳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中国美术学院雕塑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四川美术学院特聘教授。曾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文化部优秀教材二等奖、深圳大鹏文艺奖。

01

如果当时继续留在学校教书，就像看电视剧，提前把结局都看到了，里边的人再怎么演都是那个结局，所以看着看着就没了激情。

意外与雕塑结缘

在江汉平原上，有一座历史文化名城——荆州，我就在那里出生长大。我的母亲出身于一个书香世家，新中国成立前就从师范学校毕业，我与我的姐姐和妹妹得到了母亲非常细致的照顾和教育。虽然当时生活条件不能和现在相比，但家庭氛围比较自由，崇尚文学，父母出差带回来的礼物就是书，这使我养成了一种比较理想主义、不被现实功利所左右的人生态度。

后来，我进入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学习。记得在1980年左右，我第一次从电视上听说我国要招收博士研究生，当时我就跟父母说，我这辈子一定要读个博士，但我没有想到的是，后来会专门和雕塑打交道。

从中文系毕业后，我留校任教，在文艺理论教研室担任助教，之后考入本系文艺美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继续深造。1985年10月，我无意中看到了浙江美术学院（现为中国美术学院）招收中国雕塑史专业博士研究生的简章。其实当时我对这个专业完全没有了解，相关的专业资料也非常少，但是简章里提到这个新的学科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做实地考察，考察历史废墟。

这一点非常符合那时候年轻人想到处跑、到处看的浪漫冲动，让当时一直在书斋里打转的我很受触动，似是一种废墟的诱惑和荒原的呼唤，于是我就报了名。当时有美院学这个专业的都没有考上，我竟一下子考上了。

博士毕业后，我留在浙江美术学院，在刚成立不久的美术史论系任教。

被满地都是理想与机会的深圳所吸引

1992年，深圳开始做城市雕塑规划，我因此被借调到深圳，也因此改变了人生走向。

那是我第一次踏足深圳，在借调的三个月中，我真正感受到了这个被时代选中的城市：没有条条框框，只有满地的理想与机会，英雄不问出处，每个人都在寻找自己的位置与梦想。

那时我就想，如果继续留在学校教书，其实我从我的导师身上就能提前看到自己的归宿。我的导师当时已经80多岁了，可以说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教育和学术研究，最后变成学校里的一个老前辈。他虽然满腹学问，受人尊重，但是，这中规中矩的生活就像看电视剧，提前把结局都看到了，里边的人再怎么演都是那个结局，所以看着看着就没了激情。我想体验一种新的生活，我希望自己的人生有更多的可能性。

而深圳则不太强调让一个人局限在书斋，我可以将自己的所学与具体的社会实践、城市的新需求产生关联。

回到杭州之后，我就要求调来深圳。

浙江美术学院历史悠久，地处西子湖畔，是中国最好的美院之一。听到我要走的消息，学校里很多人都不理解。几年之后，有些老师碰到我甚至还有同情之意。尽管如此，我的决心不改。1993年10月，我如愿调入深圳雕塑院。到深圳前两年，很多人还在担心我能否适应深圳，但至今我从未后悔做出这个决定。

▲1992年，孙振华借调深圳，编制深圳城市雕塑总体规划时到大鹏所城进行拍摄。

▲1993年，孙振华在深圳世界之窗雕塑园施工现场。

02

深圳是一个新的移民城市，我们面向市民，留下了一些有关这个城市生活的故事和记忆。这些故事在当时看起来也许极其普通，但随着岁月的流逝，它们显示出了独特的魅力。

推动城市雕塑向公共艺术转型

初到深圳雕塑院时，我主要还是负责跟文案相关的工作，并参与了深圳市城市雕塑总体规划和《深圳经济特区城市雕塑理规定》的制定工作。当时，我在整理过去的老档案时，在其中发现了一份用老打字机打印出来的资料，叫“深圳市城市雕塑规划”，是《孺子牛》的作者潘鹤先生留下的。

资料中有段写，在大梅沙海边，有块礁石形如一头狮子，稍作修改或可成为一件作品。

我当时就觉得尽管深圳早期条件有限，人们对城市规模的设想也很有限，但是拓荒者们的视野却并没有被局限，深圳的城市雕塑建设在全国是领先的。

正如早在1981年，深圳经济特区成立不久，深圳就率先成立了“深圳城市雕塑办公室”。而“全国城市雕塑规划组”则是在中国雕塑界元老刘开渠等人的建议下，于1982年成立。这正说明了深圳老一辈人开拓创新的意识和前瞻性的眼光。

1998年，我接任深圳雕塑院院长一职，因我本身并不以实践为主，所以当时我就考虑如何将雕塑在一个城市的实现与雕塑自身的发展文脉以及学术创新结合起来。同时，我们意识到“城市雕塑”这个概念有局限性，而深圳是一个与公共艺术概念非常吻合的城市。

从很早开始，深圳人就对参与公众事务表现出了极大了热情。许多人对个体与城市的关系，对这座新兴城市的建设发展都有着非常深入的思考，也致力于推动深圳本土文化的建设。“我们来到深圳，就是这座城市的主人，我们要打造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城市。”对此，我深有感触。

所以，不管是从学术上还是艺术上，我们认为对于深圳这样充满了创新意识的都市，公共艺术应该是最好的突破点，于是我们就开始致力于向公共艺术的转型。

后来，就有了《深圳人的一天》。

以市民为主角，用雕塑讲述城市故事

1998年，深圳有关部门决定将城市的14块公共空间改造成街心花园，其中就包括园岭社区，这个契机成为了《深圳人的一天》策划的起点。

那时，即将迎来深圳经济特区建立20周年，我们和加拿大海归建筑师杨建觉博士决定用一种全新的雕塑观念，将园岭社区建成一个小型的纪念公园。

过去的城市规划和设计通常都是规划师和设计师给社区居民什么，他们就接受什么。这一次，我们决定让市民来告诉我们，他们想要什么。

在征求了近百名社区居民意见和经历了三天的头脑风暴后，《深圳人的一天》的大致框架就基本定下了。

同时，我们还确定了几点：一是摒弃过去宏大叙事的基调，以城市的普通市民为主角；二是强调纪实风格，来于生活，也忠于生活，就如同化石，凝固历史当下的一刻，颇有点自然主义的做法；三是随机性和偶然性，不选特定日子，不刻意不强求。

当时，我的办公桌上有一个旧式台历，我闭着眼睛随手翻了一页，翻到了1999年11月29日，那天就成了《深圳人的一天》的开始日。我想，每一个人在这座城市生活，不管好的一天或者不好的一天，都要接受，这就是生活。

因为要找18个随机的市民，我认为记者会比我们更有办法，于是找到了《深圳晚报》的记者一起合作实现这个项目。

1999年11月29日凌晨6点，我们从当时位于园岭新村的雕塑院办公室出发，兵分三路寻找市民。不能刻意挑人，在18个类型中，就找首先遇到的那一个，如果不同意，才找下一个。

那天的寻访本身就是一个行为艺术的过程，寻找18个不同类别的人，就是寻找18个曲折有趣的故事。遗憾的是，我们当时没有用录像将全过程记录下来。

将《深圳晚报》版面刻在浮雕墙上

18个人有学生、保险推销员、晨练的老人、股民……都是深圳最常见的人。后来在制作雕塑的时候，完全是按照他们当天真实的动作和衣饰，采用翻制法，真人等大的青铜塑像外，并将他们的真实姓名、籍贯和工作单位等镌刻在各自的塑像旁边。

衣服、自行车翻制完，基本就毁了，我们照价赔偿。记得当时那个股民，身上的衣服好几千元，直接捐给了我们，没要赔偿。

围绕雕塑的背景墙部分，我们提出了一个数字深圳的想法，将1999年11月29日当天深圳的各种数据记录在了背景墙上，当天的天气、菜价、影讯、股票行情、甲A战报等。许多年以后，大家可能会去回想那一天的深圳人生活的点点滴滴，非常有意思。

为了回馈深圳晚报的付出，我们也把1999年11月29日的深圳晚报头版和最后一版，用影雕的方式镌刻在了浮雕墙上。斜竖的浮雕主墙上，是我想出来的几行大字：“1999年11月29日/深圳人的一天/平凡的日子/普通的人/石头的历史/城市的故事。”

2000年6月，《深圳人的一天》正式落成。作品一经推出，立即就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关注。深圳是一个新的移民城市，我们面向市民，留下了一些有关这个城市生活的故事和记忆。这些故事在当时看起来也许极其普通，但随着岁月的流逝，它们就显示出了独特的魅力。

2004年，《深圳人的一天》获建设部、文化部十年一度的“全国城市雕塑优秀作品特等奖”；2009年，又获得了建设部“新中国六十年100件优秀雕塑”的殊荣。

同时，《深圳人的一天》还被业界公认为国内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公共艺术作品。自此，深圳逐渐告别城市雕塑模式，开启了真正公共艺术新模式。

▲《深圳人的一天》雕塑中的“股民”形象。深圳晚报记者杨少昆摄

03

每一个不管外来的还是深圳本土的艺术家，在与深圳的互动之中，都客观地记录了城市的精神史。

留下深圳精神史

每一个不管外来的还是深圳本土的雕塑家，在与深圳的互动之中，都客观地记录了城市的精神史。

改革开放初期，深圳早期开拓者在荒土上建造出新的城市，便用《孺子牛》铜雕来表达他们的志向和抱负。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早期，深圳高速建设的奇迹，让深圳涌现了一批以神话为题材的雕塑，如南山区海王大厦的《海神波塞冬》,直接穿楼而过，还有华侨城的《后羿射日》等。

后来，经济进入稳步发展阶段，深圳开始慢慢沉淀，深圳市民对公共交往的需求逐渐显现，公共艺术开始走进大众生活。除了《深圳人的一天》，还有华侨城的《都市风景线》，反映的都是都市人的平常生活。

到了2000年前后，深圳进一步与国际接轨，深圳街头开始出现很多国外雕塑大家的作品，深圳的雕塑作品也送到国外，进行艺术交流。

其实，并没有人专门有意识地说我们要为深圳这样做。这是这座城市发展的逻辑、发展的轨迹一步一步地，或自觉、或不自觉地用石头金属凝固它的精神世界。

真正的艺术品不再是纯粹点缀环境的作用，而是能够走进人的内心，和他们的历史长久地发生关系，和他们永远在一起。

在公共艺术的道路上继续创新

在国内公共艺术领域，深圳开创了五个第一：2000年6月，《深圳人的一天》正式落成，这是业界公认的国内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公共艺术作品；2003年，我出版了一本《公共艺术时代》，这是国内第一批公共艺术的专著之一；2004年，深圳雕塑院率先在全国制定了第一个公共艺术总体规划；2004年，银湖宾馆开了国内第一个“公共艺术在中国”的学术论坛和文集；2009年3月，“深圳市公共艺术中心”在深圳市雕塑院挂牌成立，这是全国第一个公共艺术事业机构，更传达出一个城市文化转型的信号，是深圳公共艺术发展史上有一件里程碑意义的事件。

创新是深圳的基因，我也一直试图在做一些创新的事情。现在，深圳的城市空间相对饱和，在高大的建筑之中放置一两个雕塑已经无法有明显的艺术效果。

去年，深圳灯光秀如火如荼，我在参加一个灯光论坛时，发言的题目就是在公共艺术视野下的灯光艺术。现在利用高新科技材料和手段做艺术的多了起来，高新科技也可以与艺术相结合。

越来越多的人生活在深圳，我认为深圳更应保有一份人文关怀、艺术氛围，让深圳更有魅力。

面对今天日新月异的时代，我也常反思自己，如此，我们才能保持相应的敏锐，拓宽边界，未来与深圳一起找到更多的可能性。

口述时间

2019年3月3日上午

口述地点

深圳雕塑院

本期采写

深圳晚报记者 周婉军

实习生 康铭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