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清时，1946年2月生于四川成都，中国科学院院士、物理化学家。1968年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近代物理系，曾担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第七任校长，2009年至2014年任南方科技大学创校校长。

01

在儿时求学期间，我常通过实践学习知识。这种经历很大程度上培养了我的学习习惯和思维方法，也为我日后求学之路和我所奉行的教育改革理念奠定基础。

一路奋进的求学之路

我从小在成都长大。上初中时，因父亲工作调动，全家迁往四川省金堂县，我独自在成都住校。那时住校最大的乐趣就是跟同学们"捣腾"，我们买矿石、翻电力杂志、查线路图，最后成功用电阻电线装成收音机。于我而言，这种探索是很重要的学习过程。

1963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以下简称“中科大”）来成都招生，当时高考招生很灵活，没有统一的分数线。虽然我总分不是很高，但数学考了97分，且1962年曾在数学奥林匹克竞赛中获得一等奖，中科大老师觉得我有数学天赋，便录取了我。我非常崇拜华罗庚，一心想报中科大的数学系，但中科大只有应用数学系。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正是中国在研究核武器的年代，对于物理，我也充满了期望。思虑之下，我还是报了近代物理系。

1968年，我大学毕业，学校分配工作，当时有天津和青海两个地方供我选择，我琢磨着两个城市差别不大，且青海离四川近，就选了青海。后来听别人说，青海条件非常艰苦，没有人愿意去。就这样，我则扛起行囊，来到了青海。

刚到青海时，我在一间铸造厂当工人，工厂的工作很累也很危险，我们每天晚上需要烧冲天炉，把铁水烧化后倒入模型，等凝固再打开。冲天炉只要烧了一次，壁上的耐火砖就会磨损，所以第二天早上，我们又得爬到炉子里，把坏的耐火砖敲下来，换上新的砖，如此周而复始。后来，因数学好，我被调到供销科，当材料计划员和采购员，工作之余，我还自学英语。在厂里工作5年后，1974年，我迎来了人生第一个转机。

1974年，为赶上世界科学发展的脚步，我国启动了一批重大科技项目，其中一个就是激光分离同位素。这是当时世界上最热门的技术。当时其他地方大学和研究所的研究工作都瘫痪了，只有中科院青海盐湖研究所（下简称"盐湖研究所"）受影响比较小，所以激光分离同位素的重大科研项目就放到了盐湖研究所。该研究所原有人员不熟悉这个项目，启动后从当时在青海工作的学物理的大学生中招募一批研究人员参与这个项目。

当时正在工厂工作的我，听到盐湖研究所在招人，便跑去盐湖研究所毛遂自荐，经过一番考察，我通过测试，最终被录取，调入中科院盐湖研究所。

成为新中国第一批赴美留学生

1979年，我33岁时，作为国家重大项目的骨干，有幸被选上派到美国作访问学者。我们踏出国门，不仅承载着国家寄予的希望，也代表着中国踏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初到美国，我们遇到的困难是可以想象的。我们当时是到美国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研究核物理和激光光谱学，实验室里的设备多数从没见过，我们连用途都不甚了解，更无法下手使用。设备说明书装了一柜子，要看一遍至少也得大半年，相关参考文献更像天书般难懂。加上英语口语不流利等原因，刚开始，我们还无法进入较深入的讨论。

按照中美协议，我们第一批去美国的访问学者应是博士后，但由于中美技术业务水平相差太大，我们之中有三分之二的人转成研究生，从头学习基础课。但我没有转，我用自己在制造厂当工人的方法，看说明书学习各种机器，然后迅速在实践中对照，就这样，一年后，我转到麻省理工学院，在那里我完成了学业。

那时美国工资2000美元一个月，是国内的几十倍，许多人以为我会留在美国，但我没有。1982年，怀揣着对祖国的报恩之心，我从美国回到中国青海。

回到中科院青海盐湖研究所后，我遇到了很尖锐的挑战和问题。由于买不起设备、研究基础差，我回来后研究工作几乎无法顺利开展。当时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简称大连化物所）是国内最好的研究所，恰好需要一批我们这样回国的人，在回国两年后，我被调到大连化物所。

尔后，我在大连化物所工作了10年。在大连化物所的支持下，我迅速建立起实验室。因为之前在盐湖研究所做的重大项目，后来在大连化物所做的激光光谱工作也取得一定成绩，1991年，我当选为中科院大连化物所学部委员，后来改称“院士”。

02

宿舍、图书馆、食堂，这些硬实力可以花钱买到。但扩招也需要更多的软实力支撑，也就是学校老师的水平、经验、精力，这是单靠花钱换不来的。

顶住压力，坚守办校理念

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之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向我伸出了橄榄枝。

当时中科大的发展正陷入困境之中，由于地理位置的劣势，许多教授请而不来。中科大只有一名院士，对于中科大而言，多一名院士的加入，能为中科大增加士气，是一件非常好的事。为此，许多老师劝我去中科大，包括曾任中科大副校长的钱临照老先生。中科大是我的母校，如今中科大需要我，我怎能弃之不顾，考虑良久，我下定决心奔赴中科大。

1994年，我调至中科大，在学校的支持下，我建立化学实验室，并开创学校新的研究领域，培养了一大批人才。因为成绩突出，1998年，我当选为中科大校长。

我当上校长没多久，国内高等教育界掀起大发展浪潮，一是并校，小的学校合并成大的学校；二是扩招，当时中国大学生的比例还太少，家长们愿意为孩子受高等教育掏腰包。扩招拉动中国教育的内需，这是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一条路。中科大开始也扩招了一些，从1500人扩招到1800人。然后我们意识到，各个学校的分工不一样。我们中科大的使命就是培养国家尖端的科学技术人才。我们的任务是尽可能提高学生的水平，而不是学生的人数。

大学扩招以后，学生人数多了，老师的时间和精力压力也就大了，老师们在不同校区来回奔波，作业、课堂辅导都多了，势必得拿出更多时间去应付。结果是老师坐下来看书想问题的时间就少了，科研水平就受影响。宿舍、图书馆、食堂，这些硬实力可以花钱买到。但扩招也需要更多的软实力支撑，也就是学校老师的水平、经验、精力，这是单靠花钱换不来的。

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直坚持不大规模扩招的原因。直到现在，中科大本科招生依然保持着与当年相当的规模人数。

一封信开启了南科大创校之路

当上中科大校长后，我意识到一个问题：中科大在合肥，地缘优势缺乏，导致一流人才来学校任教的意愿不强。为了寻求更大的发展空间，中科大想在一线大城市建立高等研究院，吸引人才。北京、上海、深圳等这样的城市才是吸引人才的首选之地。

于是在1999年，我来到深圳，与深圳市有关领导商量，想建一个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深圳高等研究院。当时的市领导想得更大更远，想直接建一个一流高等院校，这就是南方科技大学最初想法的萌芽。

2007年，深圳市政府开始正式筹建南方科技大学，希望能“参照香港科大建校的模式，一步到位地建成一所高水平的研究型大学”。为了达成这一目标，他们开创性地委托国际猎头公司在全球选聘校长。

2008年，我从中科大退休，深圳市想聘我当南科大创校校长。在考虑了半年后，我给他们写信说，要在深圳这样一个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区建一个一流院校，必须少而精，不求数量求质量，并在信中提出几个要求：第一，教授要高待遇，真正的一流人才回国不能比国外差太多；第二，在初期创校的五年中，校长和党委书记由我一人担任；第三，要真正让教授群体来参与学校管理。深圳市相关领导同意了我的这些要求，并在当年7月下旬的一次市委常委会上形成了文件。2009年9月10日我正式被聘为南方科技大学校长。

03

最后我们别无选择，决定创新办学模式，主张“先行先试，自主招生，自授学位，自颁文凭”。

筹建南科大困难重重

深圳想要一步到位建立一个高水平的高等院校，但在实际筹备过程中，我们经历了很多的困难。

第一个就是大学校名问题。当时，根据一份发布于1986年的《普通高等学校设置暂行条例》，条例规定任何高等院校建立，都要先从学院开始建。成为大学还有一些硬指标，比如在校生计划规模不少于5000人，图书不少于60000册等。学校名字也只能叫地方名，比如深圳某某学院。

我认为，建一流学校就像建房子，一开始地基就必须打好。就教育而言，一开始就要招聘到一流的教师队伍，然后通过他们参与学校管理，逐步引进后续人才，这样才能保证教师队伍的高水平。如果开始时的教师队伍水平不高，以后很难依靠他们去引进更高水平的人才来淘汰自己。所以一开始校名的高定位很重要。后来在上级的支持下，突破有关规章制度，批准我们的名称为南方科技大学。

第二个难题就是招生问题。南科大首批招生计划为50人，由于各方面不符合建校指标，迟迟未能取得正式建校的批准文件，也无法开展招生。为此，教育部建议，让南科大跟其他大学合作，以其他大学的名义先招生。我们先后找了几所大学都未果，等教育部批准招生可能又要等几年以后。最后我们别无选择，决定创新办学模式，主张“先行先试，自主招生，自授学位，自颁文凭”。

做这件事之前，我还写了封公开信。发出这个公开信的目的，实际上是我们在观察社会对此事的反应。那天我们开说明会的时候，光深圳就有一千多个家长跟学生参加，这说明全社会、家长和学生们也都有这种改革的愿望，他们愿意来参与尝试。

为高教改革做一场实验

2010年12月，南方科技大学举办了首场招生咨询会。3个月后，44名由学校自主招收的学生到南科大报到。

这个举措当时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正反面的评价都有。反方认为我们南科大是让这些学生做教育改革探索的牺牲品。但我认为这些学生不是牺牲品，反而是得到天赐良机，一个很好的学习和发展机会。我认为，好的教育最重要的不是按部就班地给你传授知识，而是跟着老师在实践中学习，这样学习能力会快速得到提升，系统知识其实不是最紧要的，能力培养起来了，需要什么知识，学生们都可以很快自学获得。标准化的大课过程很简单，但是学生们得不到好的教育。而南科大可以提供给这些学生最好的不是简单的大课，而是师傅带徒弟式的互动实践教育。

在此之前，我们招聘了南科大第一批教授，因为南科大的知名度高加上高薪，网上报名的教师有1万多名，首批我们筛选出十几个，这批教授现在在很多领域都成了知名教授。十多个教师对应四十多个学生，一个教师就是三四个学生，所以我又建立了书院制。让教授与学生住一起，教授住3楼，学生住2楼、4楼，1楼共用，教师和学生互动非常密切，学生们成长非常快。

有关部门对南科大的教改探索表示支持，但同时提出教育改革探索要遵循有关制度，南科大已经自主招生的44个孩子应参加高考。可最终，学生们自主选择，并没有出现在当年高考的考场。

那些学生很多是从这件事开始思考自己的人生和命运，在为自己的人生决定负责的过程中，他们成长更快，亦更成熟。教育最希望得到与众不同的学生，后来这些孩子申请国外一流名校时，受欢迎程度也超过他们自己的想象。

事实上，南科大改革探索的努力，得到了上级的支持，也为其争取到了应有的地位。就在公开信发表9天后，上级教育部门发文批准了南科大的筹建申请；2012年4月，教育部批准了南方科技大学正式成立，这样让南方科技大学招收的第二届学生有了合法身份。

04

这5年，我们把学校的改革创新基因建立好了，后来的人就有路了。

这是一场成功的改革探索

2014年9月1日，因聘任合同到期，我卸任了南方科技大学校长。回顾在南科大任期的五年，其中有遗憾，但更多的是欣慰。

细数起来，我的遗憾在于未能完善南科大的管理系统。比如因时间关系，当时还没来得及为南科大制定学校章程，那时条件还不成熟。

但对于南科大的建立，我认为是成功的。这个学校，从脑袋里的一个想法，变成一个正常运作的高等院校。我们是每时每刻面对荆棘的人，我们用手里一把刀开路。这5年，我们把学校的改革创新基因建立好了，后来的人就有路了。

我们当初挑选出来的一批年轻的教师，在我们的培养下，现在已经成为南科大骨干教授，成为一支一流的教师队伍。这些年轻的教师能干又有事业心，他们把南科大当成创业基地，珍惜南科大，兢兢业业为南科大奋斗，这也是南科大后来迅速发展的原因之一。

同时，从第二届开始，南科大通过“631”模式（录取综合成绩的考量方式为高考占60%，自主测试占30%，高中平时成绩占10%），招收到了许多优秀学生，并且这种招生方式得到全国越来越多的肯定和推广。

南科大自筹建之日起，就承担着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探索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使命。小班授课、英文教学、书院制管理、理事会治校……南科大在艰难的改革探索中努力找寻着方向。南科大带着改革之城深圳的创新基因，是可贵的“试验田”。中国高等教育改革探索这么多曲折，争论这么多，我们就想在这中间点燃一团火，大家一看，这个地方亮了，就会继续往前思考。我们就想做一些实事。

我们深知中国改革开放最重要的是要教育现代化。只有教育现代化，培养出一代一代年轻人的水平才会越来越高。我见证了这40多年中国高等教育的迅速发展，现在享受高等教育的年轻人已经越来越多，远超我们年轻时候的想象。但现在高等教育的质量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还有距离，我们非常需要提高教育的质量，这需要一代又一代人去努力。教育改革永远不停步。

口述时间

2019年12月30日

口述地点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本期采写

深圳晚报 记者 成功 唐文隽

实习生 余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