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深圳市政协文化文史委组织委员、专家举行“深聊会”，就“如何协商怎样文化——深圳政协协商文化体系的内涵要素及构建路径研究”展开“深聊”。

深圳政协要为我国协商文化建设探路

“什么是深圳协商文化的特色，深圳协商文化对中国特色的政治协商制度有什么创新价值和独特贡献？”深圳大学人文学院教授黄玉蓉认为，探讨深圳政协协商文化，要立足于这两点。深圳政协早在1993年就确立了“发扬敢闯精神，敢于闯先，敢于进言，闯出政协工作的新路子”的目标；1994年的“我为特区献良策，推动良策变决策”活动提升了参政议政实效。这些彰显深圳精神的政协工作创新实践需要总结、提炼和发扬。

“在如何建立适应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协商文化机制的过程中，我也在考虑网络伦理的问题。互联网已成为思想文化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需要通过制度设计引导网民进行理性的政治参与，警惕网络暴力和非理性行为对协商文化乃至协商主体的伤害。”黄玉蓉说。

袁义才认为，深圳政协要为中国的政协制度发展发挥实验、探路作用，要为丰富和完善政协制度做贡献，协商文化建设、创新也一样要起到为全国协商文化建设探路的作用。

在吕绍刚看来，深圳要在大的协商文化基础上提炼出深圳特色协商文化，这种特色应该有强烈的创新，包括有创新形式、手段、氛围。

“所有创新都是根据时代大环境和我们拥有的外部条件、因素推进这个创新。移动互联网正在重新塑造世界范围的政治生态，也必将深刻影响‘协商’在新时代的‘进化’和升级。我建议，深圳要建立适应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协商文化。”余治国说，移动互联网时代，我们可以链接更多的专业人士，可以链接更多的政府部门，可以链接更多的市民居民发表意见的话，这个协商文化该怎么建立？这也是我们立足深圳互联网城市建立协商文化应该考虑的一个出发点。

尹昌龙表示，协商文化的建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政协要在社会协商文化中发挥先行示范作用，来带动整个社会形成理性、科学、有效的、创新的协商文化。协商文化建设同时还有个质量问题，不仅仅是协商，还要看协商得到位不到位，协商得有没有成效，唯其如此，协商才算有质量，协商文化才算深入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