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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口述史|曾艳:为“大爱福田”帮教工程的探索发展贡献力量

来源:深圳晚报发布时间:2022-08-19

曾艳

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四级高级检察官,深圳市民政局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专家。从检23年来,始终奋战在检察一线,先后荣获广东省优秀公诉人、广东省三八红旗手、鹏城十大政法英模、深圳市十佳最美政法干警等称号,两次荣立个人三等功。2013年,她牵头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和“大爱福田”涉罪未成年人帮教工程,在全国首创的未成年人司法保护“福田模式”,之后升级为精准帮教的“深圳标准”,并在全国推广。2019年,深圳被最高人民检察院授予全国未成年人检察工作(以下简称“未检”)创新实践基地。

这些年来,她带领团队先后荣立集体二等功两次、集体三等功二次,全国青少年维权岗标兵,广东省五一劳动奖状,最高检“优秀公诉团队”,福田区改革开放三十年“红树林奖”——未成年人司法保护重要推动者称号。2020年,她两次受最高检邀请在“全国未成年人检察事例培训班”“西部未成年人检察业务研修班”授课,获得最高检领导及全国未检同仁的一致好评。

▲2021年,曾艳被选为全市政法系统英模之一,参加英模事迹宣讲活动

如果说,公诉工作是法律精英的单打独斗,未检工作则需要未检人、社工、家庭、学校、各种爱心力量共同的努力。回望过去的一次次遇见、一次次的挑战,我百感交集,始终不变的是法律人对于社会安定和谐、家庭幸福稳定最朴素、最执着的追求和不懈努力。

记得有位帮教专家说过,对于助人的工作,最重要的不是技术和方法,而是人与人之间温暖的支持。未检工作就是这样,温暖着孩子,也温暖了自己。此前,我看到这样一句话:我们所需要做的只有一件事,热爱生命,专注兴趣,把喜欢的事做到极致。我深以为然,到目前为止,我好像只喜欢过法律,也只干过两件事,那就是公诉与未检。

少年时代,我其实对法律法学没什么概念,直到看见了《你为谁辩护?》这本书,我开始对法学有了痴迷。

“法律”是我的第一志愿也是唯一志愿

从祖辈推算起,我应该是潮汕人,祖籍广东揭西。上世纪七十年代,父母因工作调动来到北方,于是我在河北邯郸出生长大了。初中时,因为读了一本《你为谁辩护?》,我开始对法学有了痴迷,在心里偷偷播下了法律和公平正义的种子。以至于高考填报志愿时,我几乎把所有的法律院校填了个遍,而“法律”是我的第一志愿,也是唯一的志愿。

1995年,我如愿考进中国政法大学经济法专业,苦读法律书籍,对未来满怀憧憬。如果没有大三那年在福田区人民检察院的实习经历,我想自己现在有可能会是一名律师。那次实习让我近距离接触到公诉人这个角色,也第一次对公诉人有了概念,看着他们用最精准的语言指控犯罪,将涉罪被告人绳之以法。我觉得公诉人的职业很神圣,自己以后要做一名检察官,那些在公诉台上的所有唇枪舌剑变成了我的梦想。

1999年7月大学毕业,我怀着公诉人的梦想,考入福田区人民检察院,在公诉岗位上一干就是二十多年,先后办理各类刑事案件千余件,办理的某证券公司经理江某某挪用公款案获评广东省优秀公诉案件。公诉人的角色让我激情四射,神圣、庄严与正义,在那一刻全凝结在公诉席上的发言,我很着迷。

其间,我曾客串过“教练”带了四届公诉人比赛,看着小伙伴们先后17人次获得全国、省、市十佳优秀公诉人称号,并拿到“全国优秀公诉团队”,被大家戏称为“魔鬼教练”。

毅然选择由公诉人转变为一名未检人

作为一名公诉人,我认为认真审慎翻阅每一起案件,不放过任何一个指控细节,是一名检察官的神圣使命和终极责任。于是我不断地研读深奥的法律理论,在法庭上毫不留情地斥责犯罪,看到一个个被告人最终受到应有的法律制裁时,就觉得自己是在出色地履行公诉人的职责,直至承办一宗未成年人故意伤害案。

那大概是十多年前的事情了,当时全国还没有涉罪未成年人帮教概念。提审时,看到铁窗后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尚且稚嫩的双眼时,我愕然了:是什么导致他犯罪的呢?

为了更好地了解这名未成年人犯罪的动机,我走访了他的家庭,父亲死于工伤,与母亲相依为命,生活艰辛。因为缺乏管教和引导,他的法治观念十分淡薄。

他的母亲得知儿子将受到严惩时,泪如雨下,恳请检察官给孩子重新做人的机会。可是被害人的伤痕又该如何抚平呢?我记不清自己是如何发表公诉意见的,只知道当时心情很矛盾,一方面要求法庭根据案情从严惩处,另一方面又希望充分考虑被告人的实际予以从轻。

当听到我的从轻量刑建议时,那张稚嫩的脸庞当庭流下了眼泪。刑法教科书上有一句话:“惩罚只是手段,而预防和教育才是刑罚的最终目的。”我突然发现作为检察官,指控犯罪和简单的法庭教育是远远不够的,尤其是对涉罪未成年人,需要用爱与专业帮助他们顺利回归社会而不再犯罪,检察官应该自觉扛起新时代未成年人保护的检察责任,呵护好每一位孩子的健康成长。

这份缘由未成年人的职业感悟,在当了妈妈后显得更为深刻,自己的职业成就感不再是成功指控,而是挽救。2013年,福田区人民检察院开始组建专业化办案团队,我毅然选择未成年人检控组,由公诉人转变为一名未检人。

未检工作,概括来说,就是在涉未成年人案件中开展教育、惩治、保护、监督和预防的工作。看似小事,但关系千家万户,需要检察官在一宗宗个案中,诠释好司法为民的理念。

在全国首创未成年人司法保护的“福田模式”

这是一项创新工作,没有经验可参考,也缺乏相应的规章制度。怎么帮教,帮到什么程度,谁都没有底。刚开始的帮教探索之路异常艰难。但看着那些受伤无助的孩子,我温柔地告诉他们:“别怕,阿姨会帮助你。”为了让孩子们尽快回归社会,我们未检团队针对性开展亲职教育、心理疏导,以修复破损的家庭关系,为孩子搭建温暖的家庭支持体系。

不知何时起,我在法庭上开始婆婆妈妈、絮絮叨叨,就是希望法庭能考虑涉罪孩子的成长经历、悔改情况等种种可以从轻判处,也是想换种方式让这个孩子知道:我们虽然起诉了你,但从来没有“放弃”你。后来我知道,“啰嗦”其实也是一种爱。

有个涉嫌盗窃的女孩刚从看守所取保出来时,曾一度因受他人歧视和找工作困难而产生自杀想法,幸好我们及时发现,通过陪伴、心理慰藉谈话、劝导,并推荐工作岗位,帮助她挺过艰难的过渡期,从而恢复了对生活的信心并找到适合的工作岗位。当这样的事情越来越多时,我们已经可以淡定地处理各种突发情况,“心”也磨练得越发“稳重”。

做未检工作不仅要与孩子们“斗智斗勇”,还要想尽办法取得这些孩子的信任,让他们相信你是在帮助他顺利回归正途,而不仅仅是苛以刑罚。然而不同的孩子、不同的成长环境、不同的心理特点,取得他们的信任真不是件容易的事。每当此时,我发现仅有法律专业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心理学、教育学、行为学。

从2016年开始,福田区人民检察院在全国首创“精准诊疗”帮教模式和“精准协同”工作模式,被称为未成年人司法保护的“福田模式”。“精准诊疗”模式前期实现社会调查、心理测评和帮教面谈100%全覆盖,找准切入点制定个性化帮教方案;中期运用先进心理学开展分级心理干预和矫治;后期继续采取干预措施,经评估后决定是否起诉。“精准协同”模式则由检察官和社工平行工作转变成检察官、社工和帮教专家“三位一体”的帮教模式,实现“帮教+团队合作”相融合;调动帮教对象父母、亲朋和同学参与帮教的积极性,实现“帮教+共同成长”相促进;对服从帮教并取得良好成效的依法从宽处理,实现“帮教+法律处遇”相关联,同时联合公安、法院、司法局“三方力量”,建立由专人负责机制,推动司法局共同组建少年辩护法律援助队伍,探索辩护律师参与帮教机制。

理性的公诉人也可成为“温柔”的未检人

在反反复复的“纠结”和从未放弃的帮助中,有些孩子逐渐走上正轨。

每当与这些孩子们交谈,或是看到《调查报告》中他们的成长经历时,我常常会想到自己的孩子:是否曾像他们的父母一样对待过自己的孩子?如果我的孩子违法犯罪了,我会放弃他吗?这些孩子最希望的应该是父母更多的陪伴和理解包容吧。每每在这样的“角色”转化中不断地反省,我就觉得不能“太武断地起诉他们”,应该多“拉”这些孩子一把。

有个孩子曾因好奇,参与了少量毒品的贩卖,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毒品犯罪无论数量多少向来严惩,当我得知,他贩卖毒品给他人后一直处于后悔和自责的情绪中,整晚坐在自家阳台上直到天亮……瞬间我犹豫了,这绝对不是一个坏孩子,是完全可以引导回归正途的,如果起诉判了、贴上“罪犯”的标签,他就真的被世人归为“坏人”了。

在和社工一起做心理疏导、法治引导和亲职教育后,我们决定“大胆”适用附条件不起诉,这应该是福田区人民检察院第一例证据充分而不起诉的贩毒案件。当他拿到《不起诉决定书》时,眼睛里泪光闪闪,后来他考上了一家中专学校。

看着那个十四岁的小女孩从曾经的阴影中走出来,重新读书、走上工作岗位,在我们面前重新展露笑脸时;那个带着二十多个“小弟”到处“惹是生非”的“小混混”重新回到校园,考上大学时;那个曾在看守所里喝肥皂水想自杀的男孩,看到我们几经曲折找到他的妈妈并带到看守所探望时,他紧紧地拥抱着母亲并哭着说:“检察官,我要好好活着,再也不干坏事了!”……当这样的事情越来越多时,我感受到了与公诉工作不一样的成就感。

2017年,一个调离公诉的同事过来找我,说已转行未检过来“取经”。我想了想说,首先是思维的转化,做公诉人时拿到案卷的第一反应是,这个案件能不能起诉?干了未检后拿到案卷则是反复看,想想能不能帮这个孩子,该怎么帮?话音未落,我突然怔住,原来在不知不觉中自己已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从关注案件到关注人,从习惯思维中的“犯罪嫌疑人”到不自觉就脱口而出的“孩子”。原来,理性的公诉人也可以成为“温柔”的未检人。

2019年,福田精准帮教模式被深圳市人民检察院推广升级认定为“深圳标准”,福田区人民检察院也被最高检确定为全国第二批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创新实践基地之一。九年的坚守,我们的帮教体系已从陪伴式到精准化,从单纯的涉罪帮教拓展到未成年被害人救助与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并举,并率先在全国做到了对每一个进入诉讼程序的未成年人开展帮教和挽救,率先研发未检智慧帮教平台,实现了精准帮教的全流程、智能化。

不放弃每一次帮教的可能,是因为我们相信:未来,还会有更多改过向善的孩子!

每个涉罪的孩子我们都不想“放弃”

每办理一个未成年人案件,就能看到每个问题孩子的背后都有一个缺少正确爱的家庭。我曾遇到过形形色色的家长:有衣着光鲜的妈妈,痛哭流涕地请求再给孩子一次机会,但在孩子问题上总是避重就轻;有辛苦劳作的打工父母从外地赶来,看着许久未见的孩子,满心焦虑却只能不知所措地流泪、沉默;还有家长当着孩子面无表情大声呵斥:“这个孩子我不想管了,你们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吧!”

每个涉罪的孩子,我们都不想“放弃”。在接到案件的第一时间,我们先想尽办法联系孩子的家人,不厌其烦地对每一个家长说:“请相信我们,我们需要和你们一起来帮助孩子重新走上正途。孩子需要你们的爱与关注……”我们会及时用“亲情会见”的方式,让关在看守所里的孩子感受到父母的爱一直都在,他们在等着自己的孩子的回归。

帮教工作中最艰难的事情,就是有的孩子经过帮教后,还是再犯罪了。2019年,我曾办理过一宗16岁少年多次盗窃案。第一次在看守所,看到他情绪低落,身上到处都是自残伤痕,有自杀倾向。心理测评量表显示,他有重度的创伤压力症状和中度抑郁倾向。

在走访调查时,我发现他童年成长经历悲惨,盗窃动机只是为了上网。虽然他盗窃次数多,但金额不大。我一次次找他谈话,渐渐他开始变得开朗起来,并主动向被害人写信赔礼道歉,根据他的良好表现,福田区人民检察院对他作出附条件不起诉决定。接着他很快找到工作,仅一周后又因盗窃被抓了。当得知这个消息时,我特别沮丧,但迅速整理情绪,开始梳理反思帮教中存在的不足,并针对性开展帮教补救措施,并在案件起诉后持续跟进,直到刑满释放后他回到老家。

2020年春天,这位少年通过微信发来一封长长的信,感谢检察官、社工没有放弃他且一直帮助他,以后绝对不会再犯罪了。同年10月,他再次来到深圳,做的第一件事是献血。他在朋友圈这样写道:“或许我曾经很不懂事,可我还是很有爱心的,第一次捐血,把健康的血给有需要的人们,这是我能为陌生人提供的一点点爱心,陌生人,快点好起来,加油!”

截至2021年12月,我们团队共帮教涉罪未成年人344人,帮助152人重返工作岗位,62人重新就学,16人考取大学,其中一人获得“天使投资”资金100万元的资助。这些年来,福田区人民检察院秉持“永远不放弃一个孩子”的理念,帮教转化率从2013年最初不足10%,到2017年已升至50%,到2019年已达到70%以上。

帮教工作收获最大的,是孩子的转变和家长的认可。也曾有过烦躁、无措甚至想要放弃的时候,就翻翻这些帮教过的孩子的照片,看看他们写的信件,就会再度燃起前行的信心和勇气。

未检工作温暖着孩子也温暖了自己

“是你给了我一次改变一生的机会,我一定用优异的成绩和勤奋的努力去回报。”这个孩子曾是高二学霸,因涉嫌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罪而中断学业,一度抑郁。经过我们的帮教,他继续完成学业,收到国外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后给我写了这封信。当看到落款处写着“您的孩子”四个字时,我瞬间破防了,泪流满面。

如果说,公诉工作是法律精英的单打独斗,未检工作则需要未检人、社工、家庭、学校、各种爱心力量共同的努力。回望过去的一次次遇见、一次次的挑战,我百感交集,始终不变的是法律人对于社会安定和谐、家庭幸福稳定最朴素、最执着的追求和不懈努力。

这期间有过心酸、苦闷,也曾偷偷地背地大哭,但更多的是爱,鼓励与坚持。记得有位帮教专家说过,对于助人的工作,最重要的不是技术和方法,而是人与人之间温暖的支持。未检工作就是这样,温暖着孩子,也温暖了自己。我曾以为是自己影响、改变了孩子的成长轨迹,现在想想又何尝不是这些孩子促进我们不断反思和自我重塑!

直到现在,我越来越喜欢这种“积小成大”的感觉,或许是自己当初对“大爱福田”这个名字最钟情的原因吧。此前,我看到这样一句话:我们所需要做的只有一件事,热爱生命,专注兴趣,把喜欢的事做到极致。我深以为然,到目前为止,我好像只喜欢过法律,也只干过两件事,那就是公诉与未检。

— 深小晚特选 —

采写 | 深圳晚报记者 伊宵鸿 实习生 赖嘉柔

编辑 | 陆楚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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