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3日，深圳市政协深聊会组织社会福利界别的政协委员以及相关部门召开以关爱困境未成年人为主题的座谈会，汇聚各方力量形成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合力，共同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让离家出走的女孩回归家庭，帮助叛逆少年重新起航，为家庭监护有困难的儿童寻求国家监护……”在《深圳市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服务案例选编》纪录了多位困境儿童的救助案例。在该中心的帮助下，因家庭、个人健康等原因陷入困境的未成年人，逐渐走出阴霾。

《深圳市困境儿童分类保障工作指引（试行）》将困境儿童分为：孤儿、自身困境儿童、家庭困境儿童、安全困境儿童和临时困境儿童。但是，非困境儿童不等于儿童没有陷入困境。一些看似平常的事情也有可能让儿童陷入困境，例如：考试没有考好，或者家长打骂自己的小孩。

在2021年深圳市两会期间，有政协委员提出要加快构建深圳市幼有善育儿童福利制度和普惠型儿童福利体系。其中，儿童的精神和心理层面的问题引起了广泛关注。同时，深圳的困境儿童中有一大部分为非深户籍，对他们的帮助也不能忽视。在实际的帮扶中，社区和学校是主要阵地，但目前仍然需要补充专职人员队伍和提高从业人员素质。

9月23日，深聊会召开以关爱困境未成年人的座谈会。（受访者供图）

关注精神和心理困境，提升相关人员业务能力

出生于2004年后的孩子，虽然普遍都不愁吃穿、看似生活无忧，但有部分儿童因为自身或家庭的原因步入困境。相比物质层面，精神和心理层面的困境往往容易被忽视。

当“内卷”的压力传导给儿童，巨大学业压力如果无法及时得到排解，就有可能造成心理上的损害。深圳市政协委员潘争艳指出，只要有一次考试成绩不好，孩子就有可能因为强大的落差产生心理矛盾，这种矛盾如果不及时化解，将有可能让他们步入困境。

与此同时，一些看似日常的“操作”，也有可能使儿童一步步走进困境。“很多人觉得大人打骂孩子很正常，但其实在那一刻孩子已经处于困境。我们应该伸手去拉一把，但大多数人没有这个意识。”对此，潘争艳认为强制报告制度也十分重要，同时还需要建立一套适合深圳儿童的福利体系。

《深圳市困境儿童分类保障工作指引（试行）》指出，建立健全困境儿童救助保护强制报告制度。中小学校、幼儿园、医疗机构、托育机构、社区居委会、基层党组织、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或其他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及其工作人员负有强制报告的义务，单位或其工作人员在工作中发现困境儿童的，应当第一时间向公安、民政、教育等有关部门报告。

在关注未成年人精神和心理层面的困境上，学校是一个重要阵地。目前，按照相关要求，深圳各中小学校至少配备1名专职心理教师，寄宿制学校或学校规模超过60个班的学校至少配备2名专职心理教师。心理专职教师和相关服务的普及，让陷入困境的未成年人能及时寻求到相应的支援。

“我们学校住宿生有4000人，只有4个心理老师和1个社工，国家规定是1:1000，我们已经配齐了。可是1个心理老师管1000个学生，也有很大的压力，有时一个个案就要花费大量时间精力。”深圳市红岭教育集团青少年成长促进中心主任杨小燕指出，当前迫切要解决的是心理老师和社工专业化的问题，针对有精神方面困境的学生，心理老师需要相关的专业培训。

深圳市政协委员张卓华认为，社工服务是社会支持，要链接家庭、学校和社会，以及和德育教育配合起来。学校是未成年人保护的主要阵地，各个区应由教育局统筹本区域内的学校社工，统一规范他们的行为，用标准去贯彻它。

近十年来，深圳社会工作政策体系基本建立，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初具规模，社会工作服务实践不断拓展和加深。深圳市民政局公布的数据显示，“十三五”期末，全市社工从业人员9732人，覆盖16个专业领域、1376个社工服务点、400多个项目，并向全国20多个省市输出社会工作督导、评估、培训等服务。

深圳市政协委员房涛认为，社会组织应把未成年人儿童保护的内涵分层，不同的社会组织在细分领域、细分赛道做得更深入、更贴近用户的需求，而不是全雨露均沾。

充实基层服务队伍，不可忽视非深户籍的困境未成年人

作为一座典型的移民城市，深圳目前的困境儿童中，有相当大一部分属于非深户籍人员，他们是深圳普惠型儿童福利体系的服务对象之一。

深圳市政协委员蒋雷指出，深圳的困境儿童只有极其少数需要关注生存问题。从政策福利来看，深圳目前对户籍困境儿童的救助力度非常大。下一步，需要更多考虑非深户籍困境儿童的问题。

以特殊学校入学为例，由于学位供应有限，非深圳户籍困境儿童相对于户籍困境儿童会更难就读本地的公立特殊学校。记者观察发现，每一个困境儿童背后，往往都会存在一个困境家庭。

深圳市政协委员张莹莹告诉南方财经全媒体记者，无论是否深圳户籍，残障家庭的孩子都常被边缘化。在这种残障儿童中，单亲家庭非常多。此外，这种家庭往往都由老人来带小孩，他们的受教育程度以及与社会的融合度、参与度都比较低。

针对困境未成年人工作的部门统筹，深圳市政协常委、深圳市民政局副局长杨浩勃认为，首先要把底数搞清楚，有哪些困境未成年人属于政策保障范围内的，哪一些属于政策保障范围外的，例如患有抑郁症的孩子。民政部门将底数摸清楚才能够针对性地提高服务质量，这也是建立深圳儿童福利体系的基础。

除了学校以外，社区也是未成年人保护的主要阵地之一。早在2016年6月，为做好困境儿童保障工作，促进困境儿童全面发展，国务院下发《关于加强困境儿童保障工作的意见》，明确要求在村（居）民委员会设立儿童福利督导员或儿童权利监察员，负责困境儿童保障最基层的日常工作。

张莹莹调研发现，社区工作很复杂，许多儿童督导员对自己的工作职能并不是很清楚，而且社区工作人员流动性也很大，对于各方面的资源整合能力存在不足。因此，社区需要把儿童主任和督导员专职化，同时要还需要对督导员加强培训，提高他们的业务能力。

《深圳市困境儿童分类保障工作指引（试行）》指出，儿童督导员和儿童主任可以逐步采用专业认证的方式，根据资质、实际开展个案数量和效果、开展辖区各类困境儿童保护整体成效等指标，建立分级资质认证，逐步实现持证上岗，并根据专业分级实行分级待遇保障。

如何解决未成年保护基层队伍不健全，服务不扎实的问题？杨浩勃指出，要争取像配备养老社工一样，让每个社区配备一名专职的未保社工，把“一老一小”的专职队伍做起来。同时，还要把服务项目清单化，利用民政队伍将项目做实做细。此外，还可以发挥慈善的作用以及通过社工动员志愿者队伍的力量。

“深圳在困境儿童帮扶方面，政府部门走在前列，但是企业和社会的力量却还没有带动起来。”房涛指出，深圳的社会捐赠大部分都集中在扶贫、高等教育和医疗板块，许多捐赠人并没有注意到困境儿童。今后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要把捐赠人的心志往先行示范和民生七有方向做一个引领。

深圳市政协副主席、党组成员姜建军表示，在未成年人保护这个领域，要站在长远的角度看待怎么解决。但任何一件事情都不能单纯靠政府去解决，而是社会各方共同参与的结果。政协作为统一战线的组织，具有先天优势，要把各方力量凝聚起来，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形成一个协商的机制，构成合力，破解社会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