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出时间：2008年2月9日

 

         王蒙     全国政协文史委主任、文化部原部长、著名学者

 

王蒙：平常，我们都会谈起文化这个词，但到底文化是指什么呢？我们可以看到大百科全书里面，对文化有190多种解释，光把这190多种解释看完都会把人累死，而且很可能看完了以后，你就更不知道什么是文化了。对于文化，我想得比较简单，广义的说，除了自然的存在以外，全都是文化，包括一切和人类活动有关系的思想、著作、产品、历史、积累等等，都算文化。工业是文化，商业是文化，餐饮也是文化，茶有茶文化，酒有酒文化。我到中山市还听到一个词，叫鱼文化，因为他们有一条街都是卖鱼的，他们说这就是当地的鱼文化。卖肉的有肉文化，都是文化。狭义一些来说，文化更多的是指精神方面的，包括价值、学术思潮、文化艺术、生活方式、宗教、教育等方面内容。文化是离不开教育的，它具有长期、稳定、广泛的特点，文化无所不在。我常举的一个例子，就是港澳台和我们大陆都属于中华文化，它们之间有很多东西是一样的。有一个美国人就跟我说，他印象最深的就是中国大陆官员的微笑和台湾官员的微笑完全一样，而且在这个微笑当中，你弄不清楚这是表示同意还是不同意，是给你办还是不给你办。多数情况下，微笑就是表示不给办了，他说只要这些官员一笑，我就凉了，因为这事要办不成了。他说你们真是一个民族啊！这里，我要强调文化的亲和性，就是说文化不是靠强力能够推行的，改变一个文化是非常困难的，改变口号很容易，改变报纸面貌也可以，改变编辑部的组成也都非常容易，但是无论怎么改，文化并没有因此而改变，因为它是渗透，是润物细无声的，这就是文化的亲和性。

有一些大学老师提出了要重视中国的民族传统节日的建议。在去年，也有些政协委员建议，应该禁止过圣诞节，认为这是洋文化，洋文化正在吞噬我们的传统文化，这个是很尖锐的争论。还有北京正在建设和已经完工的一些新的标志性的建筑，比如国家大剧院、“鸟巢”、奥运会主会场以及中央电视台新的Z字型办公大楼，像两个互相对着的比萨斜塔一样，都是通过招标方式由法国建筑师设计的，这个也引起了国内建筑界和美术界的一些头面人物的痛心疾首和激烈抗议。对出现的这些具体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有争论，大家可以尽情地发表意见，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但是，我必须说明一点，文化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吸收各种优秀文化的基础上，就可以成为新的文化，所以我们在对文化的态度上要抱一种兼收并蓄的心态。文化的东西跟物质的东西不一样，物质的东西消费后就再也没有了，比如进口了一百吨汽油，消费完之后，只能再进口一百吨。但是文化在“消费”、吸收后，就可以成为自己文化的东西，成为文化发展的契机。大剧院一开始建设的时候我也有点贰唬，但后来修好了以后，我进去一看，实在是非常宏伟，而且受到社会世界各国艺术家的肯定。我们这个大剧院建好了以后，不仅丰富了北京市民的艺术生活，而且也改变了世界各国的艺术家和艺术演出团体对中国的印象。中国的国家大剧院虽然是法国人设计的，但设计者也是受了中国文化的熏陶，出于对中国人民的热爱，才有了这样好的作品，谁没事非得想着法国人设计的不行，非让他加入中国国籍才算数？文化这个东西就跟吃饭一样，吃了猪肉长出来的就是你自己的肉，而且这从中国历史上说，我们也是不断地引进外面的东西，比如坦克这个词，这是由英语Tank音译过来的，还有沙发、逻辑也是Sofa、logic音译而来，谁也没觉得不能用这些词啊！这些词都是从外国学来的，包括我们现在的许多许多的词都是外国的，过去中国有国务院那一说吗？其实，这个词是从日本引进来的，日本先有政务院和国务院的说法，然后我们学来的。我在文化部的时候，有一次我们请陈佐湟先生担任艺术总监，有人就说，怎么搞艺术总监？艺术总监的叫法是从香港传过来的。我说从香港来的怎么了？部长这个词还是从英国来的呢！否则，咱们应该把部长都改成尚书，专员改成道台，那我就是文化部尚书，也不太难听了，自己要是牛皮一下，也可以觉得我是尚书了。

在对待外来文化的态度上，很容易产生两方面问题，一就是丢掉了自己的民族传统，视自己的传统如草芥，这是很可悲的。另外，就是产生过分的焦虑，总觉得好像外国文化要化掉咱们的文化。它化不掉的，别说化掉中国了，化掉深圳都不可能。香港被英国统治了那么多年，它化掉了吗？香港人都变成英国人了吗？可能吗！？在文化上，我们处在一种外部世界文化和自己的历史传统文化对抗的焦虑中，这样的焦虑体现在对我们古老传统文化的不自信，害怕接受外来的文化，担心外来文化会同化自己的文化，我们的文化将因此而丧失，我们也将找不到自己的安身立命之处了。这样一种焦虑和对抗真是一个中华文化的劫难和悲剧啊！辛亥革命时，王国维那么优秀的思想家、文学家，就是因为对当时中国文化失去信心，跳昆明湖自杀了。还有当年最早留学英国，用文言文翻译了赫胥黎的《天演论》的严复，相当具有才华，可回到中国以后，对一切丧失希望，吸食鸦片，他的晚年是在抽大烟当中度过的，因为他认为中国的文化没有希望了。像他们这样一种焦虑和紧张的心态，我称之为文化紧张。这方面的问题今后还会存在，不可能不存在，但是从总体上来说，我们正在从一种文化紧张、文化对抗、文化焦虑的心态，逐步调整为一种建设性的心态，一种文化和谐的心态，这是件了不起的大事。我们现在正在提倡建设和谐文化，我认为，为了实现和谐文化，首先做到文化和谐。我们2008年的奥运口号是“同一个世界 同一个梦想”，虽然只是一句体育口号，但是代表了我们整个的文化思潮的一个大跃进，因为主流的文化思潮已经有了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这样伟大的胸怀，这同现在出现的以娱乐为目的的通俗小说，同耗时的情节剧、惊悚剧、青春剧、爱情剧等电视剧相比，已经有了质的提高。在革命时期，我们把文化生活，尤其是文学和艺术看得非常重要，因为这个是我们战斗的武器，用鲁迅的话说，是阶级的感官和手足，是匕首和投枪。如果按照这样高的标准来要求，就觉得现在的一些文化现象、文化产品简直就不象话。在十几、二十年前，就已经开始争论不断，包括有人批评晚报问题，批评小女人散文。然后就是电视剧的问题，肥皂剧过多，为了拖长时间来插播广告，合理的不合理的情节都被会加入，内容上往往不是多角就是凶杀，反正越不合理越有人看。有人把这样的电视剧叫白痴写的，白痴演的，白痴看，本来不是白痴，看多了都变成白痴了。我说的这种文化的焦虑和对抗也表现在高雅精英文化和通俗文化之间。我觉得我们更正确的一个选择，应该是坦然地面对文化生活的日益扩展的现象，在这里面有所鉴别，有所引导，有所倾斜。对于其中的反动的、黄色的、颓废的东西，我们要适当的给予管束、给予遏制，有些东西如果触犯了相关的管理条例，甚至可以取缔，而对于大多数的这种群众性的，哪怕是带有商业目的的文化的东西，我们应该引导，应该提高他们的文化含量，应该提高他们的文化品位，我们可以由更多的评论指出其中的不足，这都是可以的。但是想在中国只要精英文化、高雅文化，不要下里巴人消费的文化，这是不可能的。我们要学会面对这样一种宽泛的通俗文化，能够给以引导。通俗的文化也不是绝对的，通俗的文化里头有时候也会出高雅，也能出精品、出经典，比如中国的四大才子书，一开始都是以通俗文化的形式出现的。我说这些话会使我受到很多的攻击，因为很多人认为，王蒙又不是一个写通俗小说和通俗电视剧的，你也不是一个超级女生，你怎么能替他们说话呢？相反，你应该很悲壮，而且要两眼含着热泪，为现在的歌唱艺术和小说的堕落做痛心疾首状，你的形象不是显得也就飘起来了吗？但是我们面对的是社会，我们面对的是实际的生活，要构建和谐社会，要具有更加广泛的深入人心的精神资源，而我们的传统文化就是我们很好的精神资源，因为我们传统文化强调道德和秩序，强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尽管里面有一些封建主义的东西，但也有一些对的东西。“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利而利人，己欲达而达人”，这都是调整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的好准则。当然，中国文化也有很多不足的东西，比如说缺少这种多元制衡的关系，缺少法律上的互相的制约。这些不足只有通过对执政者的道德的监督来弥补。

北京的12个博士联名提议，要求禁止于丹讲《论语》，因为她讲的有很多错的地方。还有的人认为于丹把《论语》庸俗化了。有个学者叫李泽厚讲了一句话，他说你去试试，能把《论语》庸俗化也并非易事，因为她说得老百姓都懂。她有说错的地方就错了呗，你可以给她指出来，那没有关系，说哪个字她念错了，也可以给她指出来，谁敢保证自己的中国字都是认得对呢？但是也要警惕一个东西，就是在国学热当中，否定“五四”的新文化运动；否定对中国的文化进行批判和反省的必要；否定向以欧洲为主体的主流文明吸收一些对我们有益的东西的必要。因为有人说现在中国人汉语水平为什么越来越低？就是因为学英文学的。但我要说，你英文学的赶得上辜鸿铭吗？赶得上钱钟书吗？赶得上林语堂吗？赶得上季羡林吗？看看他们的中文多好。中文学的不好，只能赖自己，跟学英文没关系。学了点英文，中文就写不好了啊？开玩笑！留学三年，回来以后不会用筷子了，吃一顿饭筷子七次落在地上。我们为什么总是不能全面地理解一个问题呢？总是把一个东西和另一个东西对立起来，我们重视国学就不能重视西学了吗？

 

【妙语】

辜鸿铭到伦敦坐着地铁，买一份《泰晤士报》，他倒着看，后面有两个伦敦的青年就笑，说这个猪尾巴买报干什么？这不是浪费英镑吗？辜鸿铭回过头来，用标准的牛津英语告诉他，小伙子，你们英语文字太简单了，我正着看对我的智力是一种侮辱。

我最得意的就是我的女儿，在小时候，她常常看见我查字典，她就问她妈妈，说爸爸老看的那本厚书是什么呀？她妈妈告诉她说那是字典。她说什么叫字典啊？她妈妈告诉她说，你爸爸不认识的字就要查字典。我女儿大吃一惊，说他这么多字都不认识啊！

美国号称绝对不管文化艺术的，认为这是民间的事情，有美国人就跟我说，如果说共和党最不重视什么？我们可以回答就是文学，他就问我，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还那么重视文学？我说这个很简单，你叫共和党，我们叫共产党，有一个字不一样。但是美国的普利策奖是由总统来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