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现代化历史告诉我们，人均GDP超过5000美元将进入社会结构转型期、经济结构转型期和社会问题高发期，在这个时期，一方面是经济增长加快、产业升级加快、发展机会增多；另一方面是社会阶层增多、经济成份增多、社会矛盾增多、社会冲突增多、贫富分化加剧和社会风险加大。在这个时期，如果能及时处理经济高速增长后长期积累下来的各种社会问题，协调好各阶层关系，理顺社会分配关系，缩小贫富差距，发展公益事业，及时将财富转化为生活质量与文明水平，构建和谐社会，经济发展将会迎来新一轮高速发展，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为我们提供了可资借鉴成功经验。反之，如果不及时处理经济高速发展后所积累的社会问题与矛盾，社会分配不公、贫富分化加大、犯罪率居高不下、道德滑波、信仰缺失等社会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将导致严重的政治危机、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从而陷入有增长无发展的“拉美陷阱”。20世纪80年代先后有16个国家人均GDP跃上1000美元门槛，20年后仍保持在1000美元以上的只剩7个，主要原因就是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社会发展严重滞后所导致的。

深圳用18年使GDP达到1000亿元，用5年使GDP再增加1000亿元，用2年使GDP再增加1000亿元，人均GDP超过7000美元，25年来GDP年均增长28.5%，创造了经济持续高增长时期最长的世界奇迹，为全国乃至世界贡献了一个速度经济发展的模式。迄今为止，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或地区实现了连续25年以接近30%的经济增长率。日本、美国、亚洲四小龙的高增长期最长也不过10年，其增长率也只有百分之几。

深圳人均GDP超过7000美元，预示着深圳已进入了现代化起飞阶段和社会转型中后期，按著名政治学家亨庭顿的观点，这个时期是社会结构错动、社会问题增多、社会秩序失范、社会风险的易发期和高发期。25年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背后也积累了一些社会问题和潜在的风险，深圳是中国改革试验场和对外开放窗口，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率先裂变，这种双裂变使深圳率先出现多种经济成份、多种社会阶层，各种经济成份和各种社会阶层之间的矛盾、磨擦甚至冲突在所难免，深圳进入了社会风险和社会问题高发期。基尼系数是衡量贫富差距和社会风险的重要指标，近几年深圳的基尼系数呈上升趋势，在其背后是劳资纠纷增加、群体上访事件上升、各种社会问题增多。

世界上有许多在经济高速发展后因没有及时处理社会问题而引发政治危机、经济危机和社会动荡的鲜活例证。在经过25年的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后，提出构建和谐深圳，化解长期积累下来的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用经济反哺社会，整固经济发展的社会基础，为新一轮发展蓄势，为新一轮发展提前消除不确定因素与潜在风险，非常及时，非常英明，非常正确。

孔子的“和而不同”、孟子的“天人合一”是中国最早的和谐思想。今天，我们要构建和谐深圳，范围更宽，内容更广。胡锦涛总书记关于和谐社会有六句话：充满活力、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安定有序、民主法治、人与自然和谐。本人认为，和谐深圳应该是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社会；应该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适应的社会；应当是政治文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三个文明协调发展的社会；应该是经济建设、城市建设和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的社会；应该是社会结构合理，所有社会成员各尽所能、各得其所的社会；应该是公平公正、社会结构开放、社会流动充分、核心价值有凝聚力、多元文化有包容力的社会；应该是效率与公平、一次分配与二次分配充分协调的社会；应该是讲信用、守法度、知礼仪和充满人文关照的社会；应该是幸福指数、安全指数、人文指数、关爱指数、诚信指数、廉洁指数、环境指数俱佳的社会；应该是人态和谐、生态和谐、心态和谐，人与自然双赢、人与社会双赢的社会。

构建和谐深圳面临六大压力：一是深圳流动人口多，社会治安压力大；二是深圳外来劳务工多，劳资纠纷压力大；三是深圳毗邻港澳，抵御“西化”、“分化”压力大；四是深圳城中村多、违法建筑多，城市规划建设管理的压力大；五是深圳由小渔村发展而来，文化积淀少，构建先进文化的压力大；六是深圳是一座移民城市，多元文化的整合压力大。

构建和谐深圳面临“五个滞后”：社会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社会事业投入滞后于经济建设投入、社会领域的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领域的体制改革、社会领域的对外开放滞后于经济领域的对外开放、社会管理人才队伍建设滞后于经济管理人才队伍建设。由于五个滞后，导致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一条腿长一条腿短、一条腿硬一条腿软。

构建和谐深圳面临五大风险源：一是政治风险源，其源头来自腐败，其严重后果是严重损害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威信与形象，影响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导致核心价值和精神信仰坏死，诱发一系列政治、经济、社会问题。因此，构建和谐深圳，必须加大反腐败力度，建立和谐的党群关系、和谐的官民关系；二是经济风险源，其源头是失业率与通账率的叠加，其严重后果是提高了全社会的痛苦指数，摧生经济危机。没有工作，物价还飞涨，对老百姓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因此，构建和谐深圳，必须大力实施就业与再就业工程，严格控制新涨价项目出台；三是社会风险源，其源头是贫富两极严重分化，其严重后果是大多数社会成员产生相对剥夺感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心理危机。基尼系数是衡量贫富分化程度的主要指标，基尼系数高说明贫富分化加剧。近年深圳的基尼系数呈微微上升趋势。要构建和谐深圳，必须高度重视贫富分化上升的趋势，通过健全第二次分配、第三次分配，降低因贫富两极分化引起的社会不满情绪；四是地区风险源，其源头是特区内与特区外发展差距拉大，其严重后果是强化了深圳的二元社会结构以及由此产生的区域之间的冲突。因此，要构建和谐深圳，要进一步加大特区外的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进程，尽快缩小特区内外发展差距，建设和谐的地区关系；五是人口结构风险源，其源头是户籍人口与非户籍人口长期严重倒挂，其严重后果是人为造成两大社会群体的磨擦与冲突，影响社会稳定。目前深圳户籍人口与非户籍人口倒挂率创全国之最、世界之最，严重影响城市的凝聚力、归属感和家园意识的培养和社会稳定。因此，构建和谐深圳，必须实施人口结构优化工程，制定投资移民、纳税移民、技术移民、特长移民、美德移民政策，有计划地将非户籍人口中的各类优秀分子逐步转化为深圳户籍人口，和谐深圳离不开和谐的人口结构；六是劳动关系风险源，其源头是居高不下的劳资纠纷，其严重后果是诱发一系列群体性事件。近年来，劳动信访占全市信访七成以上，劳资纠纷占所有社会纠纷六成以上，群体性上访事件劳资方面占了八成。外来打工者同工不同酬、同工不同时、同工不同权是劳动关系风险和群体性事件产生的主要原因。因此，构建和谐深圳，必须建立和谐的劳动关系，坚决打击欠薪行为，提高劳动合同签约率与履约率，扩大劳务工的社会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的覆盖率。

上述六种风险源的任何一种都是影响构建和谐深圳的拦路虎，更可怕的是这六种风险源叠加所造成的乘数效应、放大效应与示范效应，将足以引发严重的社会危机。因此，构建和谐深圳，必须及时跟踪、研究、监测这六大风险源，建议成立专门的综合协调机构，制定一套和谐深圳的评估指标体系，实时监测这六大风险源，制定绿色、橙色、红色三种风险级别，针对不同风险级别制定相应的应对预案，把各种风险化解在萌芽、化解在基层。

一是要加快宝安龙岗城市化和城中村改造，解决特区外户籍人口的就业问题、特区内外发展差距问题、二元社会结构问题，消除地区发展差距风险源；二是要关爱外来工的劳动权益与生活状态，平等友善对待外来工，消除劳资关系风险源；三是关爱弱势群体、困难群体的生产生活，加大第二次分配和第三次分配的力度，培育他们的自我发展能力，使他们共享改革开放成果，消除贫富两极分化风险源；四是扩大中等收入阶层比重，使贫富两头大的“哑铃型”社会结构向贫富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形”社会结构转变；五是要解决以二元户籍制度为核心的二元就业制度、二元福利保障制度、二元教育制度和二元公共事业投入制度，消除影响和谐社会建设的制度性和政策性障碍；六是要加快发展社会组织，社会组织有服务、协调、纽带、监督、稳定等功能，是化解社会矛盾的润滑剂和削减社会震荡的安全阀，中国每千人拥有社会组织数仅为法国的九十分之一，政府和市场不是万能的，也是不稳定的，三角关系最稳定。因此，政府、市场之间应有大量社会组织，以承接政府和市场不应承担的职能，推进“小政府、大社会”的形成；七是健全各级工会组织，发挥工会在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协调劳资关系、化解社会矛盾、构建和谐社会、促进社会稳定等方面的不可替代作用。在我市外企和民企中，工会组建率低、职工入会率低，怕职工组织起来与自己对着干，怕建立工会增加运营成本，怕组建工会影响外商投资积极性，政府要加大对劳动法和工会法实施情况的检查力度，督促各类企业建立工会组织，发挥工会构建和谐深圳的特殊作用；八是构建立体的分配结构，即一次分配注重效率，二次分配注重公平，三次分配注重人道，实现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与人道主义的有机统一，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九是要处理好自律与他律、私权与公权、社会管理与行政管理、核心价值凝聚力与多元文化包容力的关系，建立多元、规范、长效的社会治理机制；十是要建设和谐的劳动关系，随着经济成分、企业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分配方式的多样化，使劳动关系越来越复杂，用工单位不签订劳动合同、不缴纳社会保险、拖欠工资、超时加班、加班不给工资、劳动生产条件差等问题比较严重，劳动信访居高不下。劳动关系不和谐是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的根源，应从构建和谐深圳的大局出发，把建立和谐的劳动关系提到非常重要的位置。

一是建立开放平等的社会流动机制，社会学上有个基本概念叫社会流动，它是缩小社会成员之间的政治地位、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差距的重要途径，是缓解社会成员因差异所引起的不满、隔阂、摩擦、冲突的最好的办法。开放平等的社会流动，能使所有社会成员有均等的垂直流动机会与水平流动机会，通过垂直流动使社会成员实现升迁，通过水平流动使社会成员获得新的社会资源与发展机会，这样，全社会的创造活力才能充分激发、社会财富的创造源泉才能得到充分涌流、社会成员才能各尽其能；二是要建立公正公平的利益协调机制，使各阶层之间的矛盾、各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各群体之间的磨擦能及时得协调与处理，有效化解社会矛盾，防止贫富两极分化；三是要建立人道的社会保障机制，高度重视特区外、贫困地区、困难行业的发展，尤其要关爱弱势群体，因为他们缺少社会资源，缺少话语权，缺少与强势群体博弈的能力，政府要通过公共权力、公共资源和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等社会保障体系，为弱势群体编织一张社会安全网，让他们共享改革开放和社会发展的成果；四是要建立有效的社会控制机制，通过法治严格规范政府官员和社会强势群体的行为，通过德治提高他们的自律能力；五是要建立灵敏度极高的社会预警机制、舆情汇集分析机制和社会危机应急机制，提高保障公共安全和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六是要科学制定和定期发布深圳和谐指数，把它作为观察社会良性运行、协调发展、社会稳定的晴雨表以及制定公共政策的重要依据；七是要建立有效的矛盾疏导机制，综合运用法律、经济、行政、教育、协商、调解等方法，防止自发的、零散的、轻微的人民内部矛盾转化成自觉的、有组织的、严重的、大规模的群体性对抗事件，要把矛盾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

构建和谐深圳是一个较长历史过程，在这个时期，要着力实施“三个反哺”：一是经济反哺社会，以解决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一条腿长一条腿短、一条腿硬一条腿软”的问题，加快社会发展步伐；二是户籍人口反哺非户籍人口，维护外来劳务工权益，改善他们的生活状态，以解决户籍人口与非户籍人口两大社会群体的冲突问题；三是特区内反哺特区外，加快特区外发展，缩小特区内外发展差距，以解决地区冲突问题。

总之，要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充分重视六大压力、五个滞后，重点监控六大风险，着力解决十大民生问题，建立七种长效机制，实施三个反哺，构建和谐深圳的目标就一定能够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