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华南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课题组正式对外发布《2007广东省市、县两级政府整体绩效评价指数研究红皮书》。这是全国首个由独立第三方进行的一次“民评官”行为，开启了独立第三方评地方政府整体绩效的先河，引起各界广泛关注。

　　区别于以往的体制内评价体系，这套评价体系由于“无委托方”选题，完全独立操作，强化“政府产出”的结果及效益导向，引入保护生态环境领域层，并将公开指数结果及每年进行评价活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行政色彩和体制内局限。

　　“现有的体制内政府绩效评价体系可能更多的是服务于政府管治目的，而不是提高效率”，昨日该课题组负责人郑方辉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西方国家普遍推行以公共责任和顾客至上为导向的政府绩效评估，一些国家并将此作为政府改革的突破口。简单来说，在我国推行绩效评价，是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客观要求，和实现现代化的基本元素，亦是党和政府执政为民理念的具体体现。”

　　但是现有的各种官方及委托进行的评价体系数不胜数，郑方辉认为，与《红皮书》比起来，现有这些体系的目的主要是服务于政府管治的目的，一些活动甚至带有强烈的商业目的。此外，这些评价大都为体制内评价，自上而下，具有行政上的约束力或影响力。上级政府及其关联机构为评价主体。体制内的评价更多的是立足政府及其部门的职能执行情况，尤其是对上负责的行为。“简单说，现有的评价可能会考察公务员每天是不是准时上下班，注重办事过程的规范性，而不是重在考察整体效率是否先进，这一点恰恰是公众最看重的”。

　　郑方辉因此提出，“党的十七大报告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把民主提升到社会主义生命的高度。而独立第三方评价政府绩效对于实现增量民主，激活政府效能具有重要意义，对于正处于经济转型期和开风气之先的广东来说，独立第三方评价政府绩效体系已有条件进行试验。
　　在他看来，相对理想和客观的政府绩效评价体系可具备如下特征：

　　1.立足政府“理想职能”的实现程度，或者说参考系为地方政府应该干什么，代价有多大？而非“正在干什么”，注重政府管治和服务的结果，并非过程。通过绩效评价推动政府管理创新和职能转换。

　　2.立足整体绩效，评价标准针对增量(因政府行为或公共政策带来的社会经济的变化量)，但同时依据具体指标属性和政府层级，充分考虑到存量的状态。

　　3.体现公众满意度导向，并进行覆盖全省区域范围的大样本量调查。

　　4.独立完成，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切入现实问题，表现出超然性和客观性。

　　但即使如此，郑方辉认为现代政府绩效评价仍旧能反映政府绩效的总体状况，对于此次《红皮书》评价结果，他提醒公众理性看待，一是面对“数字”事实，尤其是要探析其结果的构成和成因；二是它未必等同政府的成绩单，更不可和政府主要首长等同起来。　　
　　■专家建议　　

　　任剑涛草拟的“干部考试单”　　

　　一、体现领导干部同一性的绩效评估指标　　

　　1.客观指标：可数量化的指标　　

　　(1)经济发展：均衡发展指标体系　　

　　(2)政治秩序：活力与秩序的双重保障　　

　　(3)文化建设：氛围与硬件的增长　　

　　(4)社会保障：公平分配与社会发展　　

　　(5)生态环境：经济发展与环境的适应性　　
　　2.主观指标：无法数量化的指标　　

　　(1)社会评价：中介机构的访谈结果　　

　　(2)干群感受：两种人群的口耳相传　　

　　(3)整体状态：当地给人的一般感觉　　

　　(4)幸福指数：居民的主观感觉　　

　　(5)活力呈现：是不是呈现朝气蓬勃的气象　　
　　二、体现领导干部差异性的评估指标　　

　　1.职位类型差异性指标　　

　　(1)党委系统的政治把握　　

　　(2)政府系统的资源配置　　

　　(3)人大系统的地方立法和一府两院监督　　

　　(4)政协系统的政治协商成效　　

　　(5)司法系统的公正保证　　

　　(6)纪委系统的政党状态　　
　　2.区域差异评估　　

　　(1)地区状态的：横向比较体系：发达、发展中与欠发达三种类型；纵向评价指标：落后地区的纵向增长指标　　

　　(2)组织结构的：领导班子是不是一个有位有为的班子　　

　　(3)领导个人的：是不是推动了当地的科学发展　　
　　3.岗位差异评估　　

　　(1)全局性领导干部的总体评价　　

　　(2)局部型领导干部的具体评价　　

　　(3)执行型领导干部的行为评价　　
　　■专家声音　　

　　我们谈到可持续发展，在可持续发展里面，有增长的目标，也有环境的目标、健康的目标、收入分配的目标，也有社会和谐的目标，这些都应该是一个官员的政绩的考核。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在出席某次论坛，回答主持人“嘉宾谈应对危机和官员绩效考核”时表示。
　　现行的地方官员绩效考评体系，造成了很多官员在推动经济发展时短期行为严重，需要采取措施弱化他们的替代行为。

　　所谓“替代效应”(substitution　effect)，是指被考评对象为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把某些方面应做的努力和投入，因为其回报太小，“替代”(投入)到其它回报更大的活动中去。即有利于政绩和升迁的事情不计投入、大张旗鼓、满腔热情地去做；与此无关者，则牺牲之而在所不惜。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王一江在《财经》杂志撰文《激励替代效应与政绩考核》中指出。
　　行政谬赏主义盛行，暴露出我国当下公务员绩效考评机制的深刻危机。官员能上不能下，只要不贪污受贿，不发生重大责任事故，就可以高枕无忧。社会公众、法律和公务员制度对得过且过甚至对环境污染、社会治安、公共教育、医疗、住房投入都严重乏力的官员没有惩戒机制。这种“反向激励机制”的缺乏，导致对重赏这样一种“正向激励”的迷信和依赖。

　　——时评人童大焕在2007年05月23日《北京青年报》上撰文《官员绩效单向奖励机制下的谬赏主义》中说。
　　建立符合科学发展观的新的指标考核体系，是正确引导各级政府，践行科学协调发展的切实可行的手段，要根据不同的县情，分门别类地制定科学的、细化的考核指标，切忌一刀切。

——广东商学院县域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杨小川日前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

( 2008-01-07 南方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