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人民军队如摧枯拉朽般击溃国民党军队，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在望！9月，南下解放军挺进广东，在粤赣湘边纵队的配合下，开始解放广东的战斗。9月30日，近千名由香港北上准备参加广州接管工作的进步青年、学生和部队干部驻扎在宝安县大鹏王母墟。傍晚，他们接到香港《华商报》转来的新华社新闻稿，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号、国旗、国歌、首都和将于10月1日举行“开国大典”的消息。粤桂边纵队参谋长杨应彬按照新闻稿的说明，动手绘制图纸，于下半夜完成国旗的缝制。10月1日早上6时多，近千人在王母墟光德学校的大榕树下，举起毛泽东像，高唱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升起自制的五星红旗，举行庄严、肃穆的升旗典礼，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是当天最早升起的五星红旗。王母墟升旗发生在10月16日深圳解放之前，在深圳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和纪念价值。

时隔将近60年后，在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王杰博士的牵线搭桥下，2008年6月17日，我和周小愚、刘文林采访了当事人之一的杨应彬。杨老年将九十，和我们一起追忆了升旗前后激动人心的时刻。 当时，广州地下党的一些党员、进步青年，在广州待不住了，就跑到香港，从香港再转到王母墟，这是最主要的。这部分人在王母墟很久了，他们是早有准备搞升旗的。这些人中，钟明同志是当时地下市委的市委书记。还有一部分人是按照华南分局的决定要回广州参加接管工作的，其中周楠是滇桂黔纵队的司令员，我是粤桂边纵队的参谋长，还有华嘉、秦牧、王磊、古念良。我是刚刚从粤桂边到香港。华南分局要我到王母墟，有两个任务，一是画国旗，第二是想方设法弄一份五万分之一的地图。当时王母墟有四个教导营，我是第二营的营长，华嘉是教导员。9月30日，香港《华商报》转过来一份新闻电报，讲到国歌、国旗、首都和将于10月1日举行“开国大典”的消息。解放以后我们才知道，这是胡乔木同志写的新闻稿。国歌、毛主席像都容易找，没有问题，都见过，国旗大家都没有见过。国旗在电报中讲得很详细。它说的是五星红旗，不像八一军旗那么简单，不太好搞。我当过军人，按照新闻稿写的画图。画出来以后，请了几位女同志用手工把它缝起来的。因为我们升旗一般在早上，没想到北京是在下午，所以在第二天早上6时多，天刚亮，大家起来后就升旗。布景是陈景文负责的，有一张毛主席像。升旗的领导是钟明，具体升旗的是教导营干部，参加的有近千人。

升旗的时候，不是我司仪，我的第二营有两三个人参加。大家向国旗敬礼，升旗完了就回去。奋斗了几十年的愿望终于实现了，当五星红旗冉冉升起的时候，我和大家一样都情不自禁地热泪盈眶。那天晚上还举行晚会。《华商报》的陈景文（解放后任统战部副部长）在晚会上唱客家山歌。我们也不知道毛主席下午升旗，因为怕上午蒋介石的飞机会来轰炸北京，所以改为下午。飞机下午飞到了，晚上飞不回去，所以旗是下午升的，这样，我们这个升旗的时间是全国最早的了。当时我们不知道，后来有人算时间我们是最早的。1954年9月或者10月，全国人民政协的报纸有一篇文章讲到这个事情，说我在南海升起了五星红旗。国庆40周年时我还为此写了一篇文章，谈到这件事情。

10月2日，我带着第二营的同志们继续往东走。我们从王母墟徒步出发，从南向北走，一路上经过安墩、三多祝、古竹等地，避过国民党的军队。本来准备在龙川的老隆与解放军会合，17日在河源碰到了粤赣湘边纵队副政委梁威林，告诉我们广州已于14日解放，不用到老隆，直接去惠州。我们就去惠州，改乘大船转到广州，参加接管了。广州10月14日解放，我们到广州是21日。本来我们是先头部队，结果进城迟了，变为后尾。我到广州军管会当副秘书长。进城后，我对照了一下，王母墟升起的五星红旗与实际的红旗的式样、尺寸几乎一样！（口述：杨应彬 录音整理：蔡惠尧 整理者单位：深圳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