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市罗湖区繁华的东门商业区，有一幢南洋建筑风格的小楼，坐落在南庆街13号。楼宇为砖木结构，由主楼和附楼两个部分组成。主楼高三层，位于东面，宽8.5米，进深10.29米。正门外是“骑楼”，由4根圆柱支撑着二楼伸出人行道上方的楼层部分。附楼高两层，位于西侧，宽8.5米，进深12.05米。整栋楼占地面积240平方米。由于楼表造型朴实无华，加上灰白色的外墙，棕红色的木窗，与左右相邻的现代建筑形成了鲜明的时代落差，吸引了众多行人的目光。最引人注目的是正门南侧的一块石碑，上面刻着“东江游击队指挥部旧址”一行金色大字，碑石还注明该处属“深圳市文物保护单位”。由于这里未正式对外开放，紧闭的铁闸和沉色的大门给这幢小楼增添了几分神秘的色彩。这里原来是什么地方？曾经发生过什么事情？“东江游击队指挥部”是什么组织？谁在这里活动过？带着这些疑问，笔者以浓厚的历史兴趣，翻查了历史资料，走访了多个当事人，给大家揭示一段老东门尘封的历史。

一、华南抗日烽火

1938年10月，日本侵略军为了策应其进攻武汉的战略和切断中国的海上对外联系，实现其攻取武汉，摧毁、瓦解中国的抵抗力量，迫使国民党屈服投降的战略企图，组建了一支由日军21军团司令官古庄干郎中将指挥，总兵力约7万人的南支那派遣军，发动了入侵华南的广州战役。10月12日，日军分三路在大亚湾登陆，占领澳头、淡水后，兵分两路合击惠州。一路沿淡水至永湖直扑惠州；一路沿稔山至平山向惠州出发。攻下惠州后，沿广汕公路，经博罗、增城直扑广州，21日，广州沦陷。在日军登陆大亚湾的第二天，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立即召集中共香港市委书记吴有恒，中共香港海员工委书记曾生等人传达中共中央关于东江地区可能迅速沦陷，要在东江开辟敌后游击区的指示。会议决定，由曾生、周伯明、谢鹤筹组成临时工作组，到东江地区组织人民抗日武装队伍，开展敌后游击战争。

10月15日，中共东莞中心镇委组织学生、小学教师和青年等成立东莞抗日模范壮丁队，公推王作尧为队长，袁鉴文任政训员，有队员100余人。 10月下旬，增城中共组织争取了广东人民抗日自卫团增城县第3区常备队，这是增城县的第一支抗日武装。 10月24日，曾生带领一支由共产党员、进步工人青年和学生共60多人的队伍，从香港回到他的老家惠阳县坪山（今深圳市坪山街道办事处）。随后，中共香港市委又紧急动员了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68人，以香港惠阳青年回乡救亡工作团（简称“惠青”工作团）的名义，由刘宣率领回到坪山与曾生同志汇合。这支120多人的队伍回坪山后，建立了中共惠（阳）宝（安）工作委员会，由曾生任书记，受东南特委领导。并决定，“1．组建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2．发动群众，组织民众抗日自卫队；3．派人到当地国民党军温淑海旅和罗坤支队做统战工作，争取他们联合抗日；4．发展中共组织，在建立和健全各地中共党支部的基础上，建立淡水、坪山、坪龙、大鹏等中共区委，举办党员训练班。”（注）惠宝工委成立后，培训了100多名干部，成立了3个区委，发动党员和群众献枪，很快就组织了一支有30人左右，10多支枪的武装队伍。 11月下旬，就在“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紧锣密鼓筹建期间，占领广州的日军为了巩固其占领区和保障其海上运输线，对滞留广九铁路沿线两侧的国民党军队进行回师扫荡。23日，日军向坪山、龙岗一带发动进攻。由于缺乏战斗经验，这支刚刚成立的队伍，面对日军的进攻，只好随温淑海的部队向碧岭方向撤退。但没有料到，温部听到日军来了，跑得比他们还快。曾生的队伍人又少，枪支弹药又缺，抵抗了一阵，待敌人停止进攻，便撤出了战斗，向盐田方向撤退。这天晚上，曾生与周伯明、刘宣等同志在盐田一间学校里决定：武装人员留下来在靠近香港英界的地区隐蔽，由周伯明同志指挥，其他非武装人员由曾生同志带领暂回香港，待请示上级之后再作打算。

曾生同志回到香港，将人员安顿好后，立即向廖承志同志汇报情况，廖承志同志听后，帮他认真总结了经验教训，并口头转达了党中央关于在东江、海陆丰等地建立抗日根据地，利用国民党政府的命令到处组织自卫队，发动人民建立抗日武装的指示，要求曾生迅速返回内地，在敌后继续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并明确指示：回去后正式成立部队，把抗日部队的旗号打出来，由曾生任总队长，周伯明当政治委员。接着又对曾生说：“叶挺来了香港，我带你去见他，我们一起研究下一步的行动。” 听说叶挺将军来了香港，曾生心里非常高兴，叶挺是他仰慕已久的北伐名将，心想，游击队有他支持，工作就好办了。在廖承志同志的安排下，曾生在香港九龙的新新酒店与叶挺会面，并汇报了他们回坪山开展工作和这次撤回香港的情况，当他汇报到国民党军队1000多人撤退到沙头角溃散的情况时，叶挺将军立即指示说：“你们尽快去收集这些溃散的士兵，把他们带回去打日本鬼子。”随后，廖承志同志和叶挺将军与曾生研究了如何把队伍带回内地和尽快正式成立“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等问题。遵照叶挺将军的指示，曾生同志立即考虑如何去收容滞留在沙头角的国民党溃兵问题。此时，他想起了在坪山时认识的温淑海旅刘永图团的三营营长麻玉标，此人富有爱国心，抗日热情很高。这时，他也撤到了香港，于是曾生陪叶挺去找他，向他介绍华南抗日形势，勉励他积极抗战，希望他和“惠青”工作团一起回去收编滞留在沙头角的国民党士兵，带回东江敌后去打游击。麻营长当即表示愿意服从指挥，收编流散的国民党士兵。

11月26日，曾生在回到香港后的第三天，便按照香港市委的意见和叶挺将军的指示，带了近50名“惠青”工作团的同志，重返沙头角，和周伯明带领的武装人员汇合。他们把国民党军队丢下的枪支弹药捡获起来，武装自己。同时，又积极协助麻玉标营长收容溃散的士兵，经过一番努力，一共收容了1000多人。 11月29日，“惠宝”工作团100多人和麻营长收容的1000多名士兵，一起从沙头角到了惠阳县淡水附近叶挺将军的家乡周田村一带。淡水区的党组织为这两支队伍回来做好了准备，组织群众欢迎，安顿了住处，并开展了除奸工作，处决了几个汉奸和维持会长（但不久，温淑海找到曾生，又把1000多名国民党兵带回去了）。以上是曾生同志对抗战初期，我党组建东江抗日游击队的一段回忆。但熟悉历史的读者看到这里，不禁要问：“叶挺将军早在1937年9月，即淞沪会战不久便被国民党政府军委会委任为陆军新编第四军军长，后经国共双方确认，新四军于同年12月25日在汉口大和街26号正式成立，军部几经辗转，最后设在安徽省泾县的云岭地区。此时（1938年11月），新四军党的领导人项英正在延安参加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作为党外军事干部的叶挺将军，为什么不留在军部主持工作，反而跑到香港来？根据一些革命回忆录及党史资料记载：叶挺此次南粤之行，“是来为新四军筹集经费和物资”；叶挺到香港之后，向廖承志同志表达了回家乡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意愿。此举得到廖承志及当时广东省委的支持，通过统战工作，叶挺被国民党第四战区第12集团军总司令余汉谋任命为东江游击指挥，并在宝安县深圳墟南庆街20号的鸿安酒家（过去一直误称为鸿兴酒家）设立了东江游击指挥部，开展抗日活动。这种解释更令人困惑。叶挺率领威名赫赫的新四军在皖南抗日，不是比在广东敌后抗日作用更大吗？况且，一个堂堂的正规军军长，为何如此屈就，出任粤军余汉谋麾下一个小小的东江游击指挥呢？

二、叶挺抗战的曲折道路

叶挺，名为询，字希夷，号西平。1896年9月10日生于广东省惠阳县周田会水楼村一个农民家庭。1912年，叶挺考入广东陆军小学堂第七期，从此，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之后，又在湖北陆军第二预备学校和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就读，在保定军校不到两年，因父母相继病故，便辍学返乡投入粤军。因受粤军参谋长邓铿赏识，很快被提升为工兵营副营长，1921年出任孙中山总统府警卫团第二营营长。不久，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叛变革命，炮击总统府，叶挺断然拒绝陈炯明的拉拢，坚决地站在孙中山的一边，并保护宋庆龄安全脱险。在这次行动里，他受到孙中山的特别奖励。 1924年，叶挺经孙中山批准，由廖仲恺派赴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在此期间，他向中共旅莫支部提出入党申请，成为一名中共党员。1925年8月，叶挺奉调回国，担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团长，他和团参谋长周士弟，政治指导员吴季严等共产党员一起，在军中发展了一批中共党员，从而使独立团成为一支由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新型革命队伍。 1926年5月1日，叶挺独立团奉命作为北伐先遣队入湘，冒雨兼程，驰援唐生智部队，于6月5日攻占攸县，揭开了北伐战争的序幕。北伐战争全面开展后，独立团先后取得了醴陵战役、汀泗桥战役和贺胜桥战役的重大胜利。作为北伐进军先锋的叶挺独立团所在的第四军，所向披靡，战无不胜，受到民众称赞，荣膺“铁军”称号。叶挺也因战功卓著，以团长之职破格晋升，授予少将军衔，成为全国瞩目的“北伐名将”。 1927年，蒋介石发动“4·12”反革命政变，驻宜昌的独立第14师师长夏斗寅勾结四川军阀杨森公开叛变，进兵武汉。叶挺受命率所部第24师和由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农民运动讲习所临时编成的中央独立师前往镇压叛乱，击溃叛军，保卫了武汉。同年，汪精卫“7·15”反革命政变后，大革命归于失败。叶挺带领所属部队，坚定地站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群众一边，毅然参加了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震惊中外的“八一”南昌起义，并担任前敌总指挥兼第八军军长。后因起义失败，辗转抵达香港。同年12月10日晚，叶挺在广州起义前的几个小时，奉命赶到广州，担任广州起义军事总指挥，他沉着指挥，率领起义军很快占领了广州珠江北岸大部分地区。但由于广州外围反动军队不断增援，包围市区，在敌众我寡的严峻形势下，叶挺以战略眼光提出将起义队伍撤离广州，开赴海陆丰地区与农民运动相结合的正确意见，但遭到共产国际代表纽曼的指责。起义的第三天，广州起义主要领导人，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不幸牺牲。为保存革命力量，叶挺和聂荣臻等人当机立断，组织撤退。广州起义失败后，当时党的领导人李立三把这次起义说得一无是处，指责叶挺犯了军事投机和盲动主义的错误，在关键时刻动摇、对起义指挥不力等。中共广东省委因此对起义的领导人分别给予纪律处分，叶挺也受到“留党察看6个月”的处分。随后，叶挺经组织安排到了苏联。在苏联，叶挺继续受到中共党内和共产国际的不公平待遇。他无法承受“政治动摇”的无理指责。不肯屈服的他，背着“消极”的沉重十字架，一气之下离开莫斯科，跨洋过海，在欧洲漂泊流浪，脱离了中共党的组织。周恩来同志事后曾说：“广州起义失败后，叶挺到了莫斯科，共产国际代表还说他政治动摇，共产国际无人理他。东方大学请他作报告，共产国际也不允许他，他就离开了党跑到德国去了，这件事我们应该给叶挺申冤。”

1931年“9·18”的枪声，震撼了远在柏林的赤子之心。叶挺此时为祖国安危担忧，在海外密切注视着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动向。1932年秋，叶挺结束了欧洲的流亡生活，回到澳门定居。其间，他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933年11月，参加了李济深、陈明枢等反蒋抗日人士组织的“生产人民党”。次年，又加入宋庆龄在香港组织的“中华民族革命同盟”，并担任军事委员。此间，陈诚、陈济棠等国民党官员以高官厚禄拉拢叶挺加入国民党，均遭到他的拒绝。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中国军队奋起抗战。叶挺在上海偶遇周恩来同志，了解了共产党的抗战主张后，他欣然答应了周恩来提出的由他来改编南方红军游击队的建议，并在国民政府内积极活动，通过了由他出任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军长的任命。随后，与中共东南分局书记和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书记项英，副书记陈毅等人一起在武汉筹建新四军。新四军成立后，叶挺尽管是新四军军长，但因不是中共党员，所以新四军的实际领导权，理所当然地掌握在中共东南分局书记、军分会主席的副军长项英手里，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党指挥枪的原则所决定的。在这种情况下，对项英来说，尊重叶挺，团结叶挺显得尤为重要。1938年5月4日，毛泽东在致项英的著名的“5·4指示”中，除了对新四军东进诸问题作了具体部署外，在最后特地意味深长地叮嘱项英：“此外请始终保持与叶同志的良好关系。”毛泽东在此称叶挺为同志是有特别含义的，因为，叶挺上任前在延安见毛泽东时曾表示“愿在党的组织外，但愿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工作”，毛泽东称叶挺为“同志”，实际上是提醒项英，不要把叶挺当外人看，而要以“同志”相待。但是，项英自恃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资格，根本不把叶挺放在眼里，大权独揽，独断专行。叶挺到新四军后，因为不能参加党的会议和军分会会议，所以在研究新四军工作时有种种不便之处，也不能及时参与有关军务事宜处理。1938年6月上旬，叶挺因公去武汉时，婉转地向中央长江局提出：“要求在新四军组织一个委员会，以便共同商议处理一切军政问题。”长江局将叶挺的意见速报延安，同时提出了关于新四军委员会组成人员的建议。中共中央研究后，认为叶挺的要求是合理的，遂于6月9日电复长江局，同意成立新四军委员会，以项英、叶挺、陈毅、张云逸、周子昆、袁国平为委员，项英为主任，叶挺为副主任。新四军委员会成立后，叶挺的处境并没有太大的改善，项英仍然没有注意与叶挺搞好团结，陈毅同志在《1938年至1943年华中工作总结报告》中曾提到：项英在新四军中“对叶挺军长不尊重、不信任、不让其独任军事工作，一直到包办战场指挥，强以不知以为知”。由于项英的“左”倾关门主义，使叶挺在新四军中备受冷遇，新四军委员会的成立也形同虚设，成为一纸空文。原来司令部参谋处与叶挺在一起，后来也移到项英住处。项英开始同叶挺一起吃小灶，不久项英跑去吃大灶，撇下叶挺一个人冷冷清清地吃饭。在这种气氛下，军部的其他干部也常有意无意地回避叶挺。孤独的叶挺，只好手持心爱的相机，在军部周围四处溜达摄影，向他在汉口动员来参军的医学博士、新四军军医处长沈其震以及叶钦和、叶辅平、叶育青等族中子弟倾诉衷情。叶挺满腔热血出任新四军军长，为的是抗日报国，一展抱负，而实际上，他一方面受到国民党当局的掣肘，另一方面又受到项英的排挤，这是他始料未及的。他感到自己“像是两个磨盘中间的一粒沙子”，于是萌生去意。

以下是中国新四军研究会副秘书长童志强所著《关于新四军》一书中对叶挺将军当年在新四军负气出走情况的叙述： “1938年8月，叶挺致电长江局，表示要辞去军长职务。8月28日，周恩来等复电挽留说‘项英同志已赴延安，我们不日也往延开会。关于新四军工作，请兄实际负责’。‘当前战役已到紧急关头，兄必须到前方督战，万万勿误。我们深知兄在工作中感觉有困难，请明告，我们正帮助你克服这一困难，延安会毕，我们拟来一人帮助整理四军工作。’ “然叶挺去志益坚。9月30日，他直接致电在延安参加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的项英，催其‘恳即从速南归’，速回新四军，并说：‘我拟于下月赴顾（祝同）处一行，如能请准假，则返香港，观察各方情形。’ “10月中旬，叶挺不待项英返回，即离开高岭负气出走。在上饶，他以‘不易行使职权’，‘扰愤交侵、致精神衰弱，旧疾复发’为由，向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请假；经顾祝同批准‘给假一月休养’后，径去香港。顾祝同知叶挺‘颇怀去志’，‘恐继任者不得其人’，在叶挺去后的10月18日致电蒋介石：‘拟恳俯予慰留，俾得渐纳该军于轨。’ “叶挺在赴港途中，又写信给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副参谋长周子昆和秘书长李一氓，以‘庙应和尚主持，不该居士当家’为由，表达了自己的复杂心情。10月21日，叶挺又直接致电蒋介石，表示在新四军‘虽鞠诚戳力，劳怨不辞，亦无从措施’。在说了一通气话之后，叶挺请求‘伏乞准予免去军长一职，以免误会。’蒋介石阅后，当即批示：‘电复慰勉，并询病况，如无大恙，望即来渝’。” 叶挺离开新四军时，没有带警卫分队，而是让教导营一个参谋负责，安排一个班护送离开云岭的，先到上饶，后抵南昌。重返“南昌起义”故地，目睹洪城依旧，赣水苍茫，将军不胜感慨！当年，武昌城头军号响，旌旗奋，工农武装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打响了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那时叶挺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可自广州起义失败后，却蒙冤苏俄，漂泊海外，十年沧桑，忍辱蛰伏，一路走来，坎坷蹀躞。今日御侮抗战，本想一展抱负，反遭冷遇，报国无门，龙游浅水，虎落平阳，真教将军欷歔不已！叶挺在离开南昌前，在新四军驻南昌办事处，把护送他的战士叫到一起，对他们说：“你们护送我的任务，到南昌就完成了，下一步你们到湖南去学习工兵技术，学习爆破。我们现在的武器比较差，学会爆破技术，也可以弥补这方面的不足。”为了给他们创造顺利学习的条件，叶挺特地交代新四军驻南昌办事处，给到国民党统治区学习的战士，每人发给80块银元。分手时，叶挺动情地对他们说：“你们要戴好新四军的符号和胸章，要保持组织，保持新四军艰苦奋斗的传统，不要听坏人的挑拨离间，不要做投降派，不要参加国民党。现在虽然是国共两党团结抗日的时期，也要防止坏人搞破坏。”将军与战士一一握手告别后，顶着寒风，踏上了南粤之旅。

三、叶挺将军在深圳的抗战活动

 1938年11月，叶挺将军离开南昌后，来到香港，与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会面，表达了回家乡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意愿，此举得到了廖承志等人的支持。这时，中共广东省委领导人张文彬、廖承志等人遵照中共中央关于在敌占区组织抗日武装，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指示，正忙于组织抗日武装队伍。当时“省委已有武装部的建立，但干部很弱”，尤其缺乏军事方面的领导，他们都为叶挺将军返回广东抗日感到高兴。经商议，省委决定利用叶挺将军的声望和国共合作的有利时机，在东江地区建立一支由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队伍。在党组织的配合下，叶挺于11月前往当时国民党广东省党政军机关的所在地韶关，见到了当年在保定军校的老同学，时任66军副军长兼159师师长谭邃。他从谭邃的口中得知，国民党第四战区广东分区指挥官、第四路军（广州沦陷后改为第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余汉谋，因为在广州战役中“指挥失当，失守广州”，被蒋介石“革职留任”。余汉谋为戴罪立功，重整旗鼓，决定在东江地区成立一个军事机关——“东路守备区总指挥部”，统筹指挥滞留在东江一带的国民党部队和民团组织，开展敌后抗战。指挥部由63军军长兼153师长张瑞贵任总指挥，谭邃任副总指挥，总部设在深圳。谭邃此时因病要前往香港治疗，恐难兼任此职，故不愿出任。当谭邃得知叶挺表示回广东抗日的意愿后，立即向余汉谋推荐叶挺担任该职。余汉谋与叶挺北伐时，均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的团长，二人又是保定军校的老同学，他认为此时可以借助叶挺的声望，帮助自己摆脱困境。于是当即任命叶挺为“东路守备区副总指挥”，负责统管东江一带的武装力量，并加以整编，开展抗日游击战争。谭邃与叶挺分手时，将自己随身携带的白金钱唛左轮手枪赠予叶挺留念。叶挺接受任命后，即刻全力以赴，投入组建指挥部及抗日部队的工作中去。

1．筹建东江游击指挥机构。叶挺从韶关接受任命后，经澳门回香港，向廖承志同志汇报了情况，请求廖承志帮助筹组队伍，廖承志把叶挺的想法告知了时任中共东南特委书记的杨康华。杨经请示省委后，将任务交给东南特委组织部长吴有恒具体协办。吴有恒通过地下组织，得知深圳墟南庆街20号鸿安酒家的老板娘何华益是一位同情革命、支持抗战的爱国归侨，决定把东江游击指挥机构设在鸿安酒家。于是，鸿安酒家的一楼和二楼便成了叶挺指挥部的司令部和政治部。为了保证叶挺将军的安全，东南特委派香港九龙大同罐头厂党支部书记蔡国梁带领香港18名工人组成警卫排，到深圳负责叶挺将军的安全保卫工作。此外，又从王作尧同志领导的东莞抗日模范壮丁队中抽调部分骨干分子参与司令部和政治部的筹建工作。据当年在叶挺指挥部工作的祁烽同志（原香港新华社副社长、广东省政协副主席）回忆，当年在司令部和政治部工作的有20多人。其中政治部有祁烽、王鲁明、何鼎华、梁上苑等同志。叶挺将军当时的计划，准备以东宝一带我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为基础，争取、改造、收编东江一带的抗日武装队伍，短期内在东江下游建立一支拥有1万人的较强战斗力的游击部队。祁烽回忆说，当年他只有18岁，虽然在政治部工作，但与叶挺将军见面并不多。他经常外出活动，留在指挥部时，每天都在二楼紧张地工作，天天在收音机旁收听广播，密切注视全国的抗战形势。有时累了，偶尔会到一楼客厅上转转，和部下们聊上几句。他说，叶挺将军身材魁梧，仪表堂堂，西装革履，一举一动尽显军人风度。 2．宣传抗日，发动群众。叶挺到深圳后，指示政治部的同志张贴布告，宣传党的抗日民主政策，号召民众团结起来抗战；深入到墟镇农村演讲，发动群众；组织抗日宣传队到各地演出，宣传抗日；召开社会各界座谈会，发动工商界人士开展募捐活动支持抗战。此外，还利用深圳毗邻港澳的地理优势，发动海外华侨和港澳同胞在人力、物力、财力上支持游击队。经廖承志介绍，叶挺在香港与华侨领袖人物何友逖见面，详谈了一天，对如何开展华南地区的抗战，如何组织游击队，如何动员海外华侨青年组织回乡服务团回国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如何发动华侨捐款支援抗日部队，如何设立难民垦殖区等问题，互相交换了意见，取得了共识。一向敬仰叶挺将军的何友逖先生，在叶挺的勉励下，更加积极地动员广大侨胞从人力、物力、财力各方面支持抗战，为支持抗日游击队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3．收编队伍，扩大武装。侵华日军在大亚湾登陆后，从东、南两个方向广州进攻，广东党政军机构纷纷向北、向西迁移。军队大部分撤到粤北，在英德和河源一线防守。来不及撤退的军队有一万余人，滞留在广九铁路沿线的东宝地区。叶挺看到这一形势，认为如果对这些流散的国民党士兵及地方团队，加以收编整顿，可以使之成为一支抗日力量。于是，叶挺在深圳期间，亲自主持收编工作。他曾带领四个随从到龙华会见地方团体的头目，又带一个警卫班亲自到乌石岩巡视国民党驻军，要求他们接受收编，参加抗战。 4．协助和参与了中共广东省委的抗日领导工作。叶挺将军除了担任东江游击副总指挥的工作，负责统管东江一带各方面的抗日武装外，还具体协助和参与了中共广东省委对广东各地人民抗日武装的指挥工作。广东省委领导人张文彬、廖承志时常与叶挺一起研究讨论关于广东地区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的问题，并参与决策。1938年12月24日，张文彬、廖承志和叶挺3人共同署名致电中共中央，详细报告了当时广东各地抗日武装部队组成及活动情况： “（一）现在东江一带敌情又急，东江方面国民党民团保安队次第被敌歼灭。东江只有我们游击队独存；西江方面发展条件亦甚顺利。现在在我们把握下，部队现有：（甲）东江梁曾部惠阳人民游击队三百人；（乙）东莞东宝惠边游击中队二百人；（丙）中山别动队三百人；（丁）南海农民领袖吴勤部约五百人；（戊）南海刘某部二百人，今后仍有继续发展可能。上述部队均已获得合法地位。（二）目前最大困难在于没有恰当掌握部队的军政干部。现在所有军队干部工作人员，党龄约不过半年者居多，军政领导虽有积极性，但经常抓不紧战斗，经验亦差。带来干部均已分配工作，部队中干部亟须由老家增派一批广东干部。（三）琼崖方面我冯白驹部独立大队在艰苦支持，现入琼交通，尚无法子可想，希延调庄振平同志回琼，领导游击战争。” 正当叶挺在深圳紧锣密鼓地筹建抗日队伍时，蒋介石收到了余汉谋保荐叶挺当第十二集团军副司令兼东路守备区总指挥部副指挥的报告，害怕共产党又要在华南建立一支新四军，严令余汉谋撤销原任命，要叶挺立即离开东江回新四军去。此时，廖承志同志也接到党中央要求叶挺重返新四军指示，遂向叶挺传达了上级的意见：叶挺如不回到新四军，恐影响到与国民党的统一战线关系。这时，叶挺在深圳的抗战活动正开展得如火如荼，起初他并不愿离开。但后经组织做工作，叶挺认识到应以大局为重，于是在12月底离开深圳，前往重庆。临行前，他把谭邃送给自己的白金钱唛手枪和两匹白马，交给警卫排的蔡国梁转送曾生同志，后蔡国梁通过吴有恒同志辗转送到曾生手上。

四、叶挺重返新四军

叶挺离开新四军后，国民党、共产党和项英出现了不同的反应，《关于新四军》一书对当时三方态度是这样描述的： “10月23日，项英从延安返回皖南云岭，没有见到叶挺，当日便急电中共中央军委并请军委转周恩来说：‘叶之辞职愈坚，本问题无可挽回。目前四军问题应直接由周与蒋解决继任人。以后四军与八路军共同由党直接解决各种问题，才是根本之办法。’反映出他对叶挺当军长不以为然的心态。 “由于武汉沦陷，周恩来等正在撤退途中，此电由中共中央转到周恩来处，已是11月初。11月2日，周恩来和叶剑英从长沙电复项英，断然否定了项英另换军长的意见：‘希夷（即叶挺）尚未见，正从各方面探访中。我们拟向希夷说明两点：一、新四军应保持我党领导，不能改变现行制度，此事已向蒋说明过了，希夷不应有异；二、至于工作关系不良，可以改善，而且应当改善’，‘我们估计希夷不回部，蒋亦不肯另委别人。为统一战线的继续发展，希夷回部工作是有利的。’ “叶挺出走辞职，蒋介石反应出乎周恩来意料之外，决定另委别人，企图利用此事大做文章。1938年12月20日，蒋介石自重庆飞西安召开华北、西北将领会议。这期间，他向中共与会代表明确表示：叶挺已离开新四军，因此新四军问题须重新解决，要另派人去新四军任军长。蒋于12月24日散会飞返重庆后，又就此事频频向周恩来施加压力。 “中共中央书记处获悉蒋介石的意图后，引起高度重视，迅速致电在重庆的周恩来（这时已为中共南方局书记）：‘对新四军之其他解决办法，如另任军长等，我们表示坚决反对’，‘立即约叶挺到重庆谈话，彻底解决其新四军的工作问题，并要叶挺向蒋表示愿回新四军工作’。同时指示周恩来与叶挺谈话时，‘应确定叶挺在新四军之实际地位与实际职权，以坚定其在新四军之安心工作。’ “周恩来敏锐地看出了叶项矛盾的症结所在。1939年1月8日，周恩来复电中共中央书记处说，蒋介石屡称，连叶挺都不能与你们合作，将无人与你们合作。电文又说：蒋对四军可能采取两种办法：一是另派更难相处的军长（不会派剑英去）；二是改四军为游击队，减少军款二万，这样对我更不利。周恩来还向党中央提出了解决此难题的原则意见和具体建议：‘叶回四军，我的解决原则，共产党领导必须确定，工作关系必须改善，新四军委员会可以叶正项副，项实际上为政委。’ “周恩来的建议为延安全盘接受。1月1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电复周恩来说：‘新四军问题以争取叶挺回四军工作为原则，共产党对新四军之政治领导不能改变，但应尊重叶之地位与职权。我们同意项多注意四军总的领导及东南局工作，而将军事指挥与军事工作多交叶办。’复电同意周恩来提出的新四军委员会‘叶正项副’的提议，并指出：‘同时在新四军干部中进行教育，以确定对叶之正确关系。因叶挺工作问题之解决，影响新四军前途及全国同情者对我之态度，关系颇大。’ 周恩来接电后，一方面同国民党方极力交涉，表示中共坚决不同意更换新四军军长；一方面电请叶挺赴渝面谈，以消除成见。”

叶挺离开深圳后的情况，《关于新四军》一书是这样记述的： “叶挺辞职的原委，本系受项英排挤所致。其对中央并无芥蒂，对周恩来则始终尊敬如一。叶挺于1939年2月初到重庆。周恩来、叶剑英与之开诚布公，促膝长谈，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说服了叶挺。周恩来还决定亲自陪叶挺返回皖南军部。叶挺深为感动，遂向蒋介石收回了辞职要求，表示愿意仍回四军工作。2月3日，周恩来电告中央并转项英说：叶挺已见过蒋介石和陈诚，表示愿回新四军。周在电报中还说：叶挺向他表示，‘他只因自己非党，工作困难，大家信任差。如加入党，则只有往八路军；因在四军，蒋会怀疑他。’周恩来的电报说：‘我们力劝其回，并以确立制度必能解决工作困难与关系。我拟向蒋、陈说与叶同往新四军，顾祝同已来电欢迎。’ “延安对周恩来的斡旋非常满意，认为周有皖南一行之必要。一是陪叶挺回去，以当面解决叶项之间的矛盾；二是敦促项英贯彻执行中共中央指定的新四军东进北上、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新四军在项英领导下发展缓慢，延安对此深为不安和不满。这在毛泽东1940年5月4日致项英的第二个五四指示和1940年12月26日给项英的斥责电中可得到证实。 “1939年2月16日，周恩来偕同叶挺从重庆飞抵桂林。18日乘火车经长沙东行至樟树，再转乘汽车经吉安去上饶。2月23日，周恩来等抵达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在军部，周恩来传达了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关于发展华中的指示，对新四军提出了‘向北发展，向东作战，巩固现在阵地’的方针。周恩来还专门向军部领导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尊重并确定叶挺在四军的地位和工作的指示，并先后多次找项英谈话，指出他在处理与叶挺关系中的错误。周恩来在批评项英时特别指出：‘像叶挺同志这样一位很有军事才能的高级军事指挥员，又是北伐战争年代的名将，他是热爱党的事业的，热爱人民解放事业的，是忠实的爱国主义者，不能认为他现在再不是党员而不信任。他留在党内，不如留在党外工作，对党的工作有利得多。像这样热爱党的事业的好干部，你不能团结，那还要团结何人？’ “在周恩来的帮助下，项英被迫作了自我批评，口头上表示要尊重叶挺，搞好团结，但其骨子里却不容许自己的权力受到丝毫的挑战。周恩来在新四军军部逗留了约20天。

3月15日结束了皖南之行。4月底，叶挺率邓子恢、罗炳辉、赖传珠等人从皖南渡江北上，在整理江北部队、促进与桂系的统一战线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以上便是叶挺当年返回广东老家，在深圳抗战的前因后果，过去一些文史资料，每每涉及叶挺这一段历史时，不是囿于史料，语焉不详，就是遮遮掩掩，欲说还休。笔者认为，秉笔历史，应该忠于历史、尊重历史，还历史的真实面貌。叶挺离开深圳后，广东省委决定由中共东南特委组织部长吴有恒去深圳负责结束指挥部的善后工作。吴有恒亲率蔡国梁等30多人转往坪山。并通知王作尧的东莞抗日模范壮丁队不要再开往深圳。由何与成带领、东莞抗日模范壮丁队原拟为叶挺组建警卫营的70多人也转移到坪山，编入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第一中队，成为曾生部队的主力中队。在政治部工作的王鲁明、何鼎华、祁烽等人则转移到东莞清溪的苦草洞集训，编入东宝惠边人民抗日游击大队。叶挺在深圳设立的游击指挥部，由于复杂的抗战背景只存在了一个多月，但是，它的成立为深圳地区的抗日宣传和东江地区抗日武装队伍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叶挺将军离开深圳后，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建设并未因此停止，惠宝人民抗日总队和东莞抗日模范壮丁队在党的领导下，继续发展，不断壮大。

1938年12月2日，曾生等同志按照廖承志同志的指示，以“惠青”工作团为核心，在淡水周田村正式成立了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由曾生任总队长、周伯明任政委、郑晋任副总队长兼参谋长。到1939年初，这支队伍发展到200多人。外界惯称“曾生部队”。 1938年12月下旬，由王作尧同志带领的东莞模范壮丁队和东宝惠边人民抗日游击队第1大队及各区地方组织动员来的武装人员约200人（包括阮海天同志从增城带来的部分人员），集中在东莞县清溪的苦草洞进行整编，挑选了120人重新组成“东宝惠边人民抗日游击大队”，大队长王作尧、政训员何与成、党总支书记黄高阳，外界惯称“王作尧部队”。为了便于合法开展活动和部队的发展壮大，根据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广东省委的指示，中共惠宝工委与东江国民党当局进行谈判，使上述两支队伍取得了国民党部队的统一番号。1939年4月，东宝惠边人民抗日游击大队（王作尧部队）以爱国青年群众抗日武装的形式。从国民党军中取得的番号是：“国民革命军第四战区第四游击纵队直属第二大队”，（简称“第二大队”），由王作尧任大队长，主要活动于宝太线和宝深线。

5月，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曾生部队），以华侨港澳群众抗日武装的形式，从国民党军中取得的番号是：“国民革命军第四战区第三游击纵队新编大队”（简称“新编大队”），由曾生任大队长，主要活动于惠宝边地区。这两支抗日武装虽然改变了番号、取得了合法地位，但始终坚持共产党的绝对领导和独立自主的原则，部队中原有的共产党组织和部队的编制保持不变，作战行为、军政训练、干部任免和部队给养均不受国民党的限制。正是由于坚持了独立自主的原则，这支人民武装迅速发展壮大，成为开辟东江敌后战场的一支重要力量。这两支队伍后来合并成立了“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1943年12月改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成为东江敌后抗战的一支重要力量和华南人民抗日的一面旗帜！

五、几个历史问题研究

在查找叶挺将军1938年在深圳开展抗日活动的历史资料时，发现有几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1．叶挺将军在深抗战时的组织名称及所任职务。《中国共产党深圳历史》第1卷，第79页载，叶挺当时由余汉谋任命为“东路指挥部副指挥”。同时在页尾注释中又提及“关于叶挺当时所任职务，还有其他说法：一说任东江游击指挥（吴有恒：《叶挺当过东江游击指挥》）；一说任东路守备区游击指挥部司令（王作尧：《东纵一叶》）；一说任东路守备军副总指挥（刘宣：《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成立前后的统战工作》）。”另外，深圳市人民政府1983年5月30日公布的深圳市文物保护单位时，称“鸿安酒家”是“东江游击队指挥部旧址”。如此众多的称谓，到底哪一个准确？笔者曾就此问题请教时在叶挺指挥部政治部工作的祁烽同志，祁老说：“当时，指挥部正处于筹备阶段，并没有正式对外挂牌。”笔者将当年曾在国民党153师457旅913团任政治部主任的王启光同志写的一篇回忆录《抗战初期国共合作的回顾》给祁老看，祁老阅后说：“王启光是我的亲戚，他的叙述比较可靠，应该以他说的为准。” 根据《两广纵队情系珠江》一书载：“国民党第四战区司令部及广东省政府10月14日仓促撤到韶关和连县，其军队大部分撤向粤北，在英德至河源一线防守。”其他史料也表明，此时，余汉谋与谭邃在粤北韶关，张瑞贵在粤东河源，余汉谋北撤后，为统筹指挥溃散、滞留在东部地区的国民党军队和民团，成立了“东路守备区总指挥部”。王启光曾与滞留在东莞的913团一起到河源接受指挥部总指挥张瑞贵整训，并获张瑞贵亲自委任为“东路守备区总指挥部游击队联络员”，后又“回去深圳与副总指挥谭邃联系”。王启光的回忆文章是这样写的：“日军在大亚湾登陆后，向东宝地区进犯。当时驻守在宝安南头的国民党63军457旅抵抗了一阵，损失很大，两个旅长临阵怯战，丢下部队跑到香港去了，457旅的913团战败后撤退到东（莞）宝（安）边界嶂阁附近的白花洞。” 这时，中共东宝边区工委书记张广业得知时任“救亡呼声国防前线工作队队长”、党支部书记王启光同志与913团团长李纯认识，遂派他与李纯谈判国共合作，联合民众坚持敌后抗战问题。王启光以工作队长名义向李纯表示，“如部队能就地坚持抗战，我们一定全力支持。”“那时913团刚从前方撤退下来，又和旅部失去了联络，部队情绪低落，对继续作战失去信心。从军官到士兵，不断有人开小差，当时群众对他们也不信任，不愿卖粮食给他们，有时连向导也找不到，他们正感到处境困难的时候，对我们的意见表示愿意接受。”双方共同商定成立913团政治部，由王启光任政治部主任，以后又增加了蔡子培为副主任，并派出陈鸣等10多名共产党员到各营、连任指导员。政治部组成后，于短短几个月内，在部队和群众中做了许多工作。王启光回忆：“11月下旬，李纯和张瑞贵（国民党63军军长兼153师师长，以后又任东路守备区总指挥）取得联络，张电他们撤往河源，李将此事告诉我，和我商量对政治部能否随去的问题……我和黄木芬根据党组织的意见，再次和他谈判，才协议如下：（一）我带一部分愿意随军工作的人员随军出发；（二）部队从以下几个方面支持地方抗战：请准‘东路守备区总指挥部’（日军入侵后，余汉谋在东江成立的一个最高军事机关，设在深圳，总指挥由张瑞贵担任）给我们建立三个游击大队；部队散失在民间的武器弹药，由部队出证明给我们去收集，交游击队使用；部队留下一笔钱给我们解决目前的生活问题。以后，在部队出发前，李纯以守备区总指挥的名义，发给我们三张游击队的委任令（游击队的名称自己定的，取名为‘东宝惠边游击队’……）。我们提出的几个条件，他们都实行了，于是在部队出发时，我也如约带了30人随同出发。” 王启光等人到河源一段时间后，由于环境相对安定，大家觉得此时回东宝地区工作有利，于是派人回去向党组织请示。经组织同意后，他们以随军远离家乡的种种困难为借口，向李纯和张瑞贵等长官提出返乡的要求，经一再请求“他们才同意我们回去一部分，结果我们只好留下十多人，其余的由我带回去。我们出发前，张瑞贵还给我一个‘总指挥部游击队联络员’的名义，叫我回去到深圳与副总指挥谭邃联系”。“我回到东宝地区后，曾去深圳见过谭邃，但不久，他的总指挥部即奉命撤销（以后改设‘东江游击指挥所’）。” 另外，当时与王启光同志一道在913团做政治工作的陈鸣同志（时任913团第三营教导员）也在《在东莞抗日的回忆》一文中写道：“913团接到张瑞贵发来的命令，要他们北上归队……并要求我们一起跟他们北上，我们同他们谈判，提出了大部分人继续留下来打游击，小部分人跟他们去……（因为张瑞贵当时是东路守备区总指挥）三条他们都答应了。” 根据当事人王启光和陈鸣的回忆以及祁老的意见，笔者认为“东路守备区总指挥部”这个说法比较准确，与许多史料的记载吻合。叶挺当时是替代谭邃出任副总指挥的，因此，他的职务也应为“东路守备区总指挥部副总指挥”较为准确。至于王启光提到“以后改设‘东江游击指挥所’”一说，也不排除有这种可能性，但笔者手上未掌握这方面史料，不敢妄下结论。

2．“鸿兴酒家”还是“鸿安酒家”？

鸿安酒家旧址　

重建后的鸿安酒家遗址笔者在查阅历史资料时，发现大多数资料都提及，叶挺将军在深圳开展抗战活动时，指挥部设在南庆街20号的“鸿兴酒家”，而有的史料则将之称为“鸿安酒家”。同一个地点出现两个不同的酒家名字。到底哪个准确？为了厘清史实，笔者走访了多个当事人。郑光明，深圳市福田区下梅林村人，现任下梅林村物业管理公司经理（原任下梅林居委会主任），“鸿安酒家”老板何华益的嫡孙。郑光明向笔者讲述了鸿安酒家及其祖母“鸿安婆”的历史：郑光明的祖母真名何华益，生于1898年，原籍广东中山，9岁时随父到美国旧金山谋生，20岁那年回国。经亲戚介绍，嫁与深圳下梅林村人郑满容。郑满容是村里的教书先生，与何华益结婚后，二人将位于深圳墟南庆街20号的两间祖屋改为旅馆，由何华益负责经营，郑光明介绍说：“阿婆那时从美国回来不久，其实也没有多少钱，筹办旅馆的钱主要是通过当时的深圳商会和互相会筹借的，旅馆先后经过3次装修扩建，才有了一定的规模，旅馆建成后，取名为‘鸿安酒家’。”深圳沦陷之前，鸿安酒家生意非常红火，许多从国外和香港返乡的人都喜欢在此落脚，旅馆天天门庭若市，渐渐成了深圳墟早期旅业的龙头。老板娘何华益也因“鸿安酒家”出了名，人人都习惯叫她“鸿安婆”。

1938年10月，日军从大亚湾登陆后，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深圳沦陷时，鸿安酒家亦被日军强占为驻军司令部。“鸿安婆”及其员工被统统赶走，直至日军撤离后才返回。鸿安酒家复业不久，中共东南特委通过地下组织与“鸿安婆”接触，告知她要租用鸿安酒家设立游击指挥部，开展抗战活动。“鸿安婆”深明大义，积极支持抗战，将酒家一、二楼无偿提供给叶挺将军的指挥部办公。曾强（原深圳市文化局副局长），东纵老战士，现任东纵老战士联谊会理事。他向笔者证实，新中国成立前，位于南庆街道20号的酒家名称确实是叫“鸿安酒家”，他的父亲曾鸿文（老游击队员，曾任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宝安大队大队长）和哥哥曾光（东纵老战士）与“鸿安婆”非常熟悉，抗战时和她常打交道。曾鸿文生前曾经告诉曾强，叶挺进驻鸿安酒家前，“鸿安婆”曾找过他，很神秘地说叶挺要到鸿安酒家来，曾鸿文对她说：“你一定要支持他（叶挺）。”对日寇深恶痛绝的“鸿安婆”，二话不说，立即腾出了一、二楼，无偿提供给指挥部办公。曾强还告诉笔者，鸿安酒家成为叶挺的指挥部后，曾经是我党的秘密联络点。“鸿安婆”曾多次为我游击队募集经费和粮食，解放战争时期，她还送长子郑福荣（郑光明的父亲）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粤赣湘边纵队。曾强解放初期在深圳沙深宝边公安三分局工作时，也曾在鸿安酒家设过秘密联络点。土改时，“鸿安婆”因被评为地主，受到不公平对待，被迫将鸿安酒家以2700万元（第1版人民币面值，相当于第2版人民币2700元）卖给深圳邮电局，迁往香港定居。鸿安酒家从此便成了深圳邮电局。梁柏合，深圳东门百年老字号“东生源”店铺东主，新中国成立初期曾任深圳工商联主席。他与东纵老战士陈敏学和当年深圳名特产“云片糕”的后人温中华以及徐旭南、何锦庆、邓锦兴、李振华等多位在深圳墟土生土长的老街坊证实，深圳墟新中国成立前只有“鸿安酒家”，没有“鸿兴酒家”。梁柏合说，他的“东生源”店在上大街，“鸿安酒家”就在他店铺南面不远的南庆街，他们都认识何华益，大家叫她“鸿安婆”。不过他说，当时，“鸿安酒家”斜对面还有一家旅店叫“南兴酒家”，可能时间长了，大家记忆不清，因此叫错了。

3．指挥部存在了7天还是1个多月？叶挺将军在深圳设立的指挥部存在了多长时间？有关史料文章有不同的说法，一说是仅存了7天，一说是1个多月。到底哪个为准？笔者带着这个疑问请教了当年在指挥部政治部工作的祁烽同志，是年88岁的祁老精神矍铄，思维敏捷，听说指挥部只存在了7天，马上打断笔者的话题说：“谁说的？我在指挥部都住了1个多月，怎么只存在了7天？” 有关史料对叶挺1938年10月～12月活动情况的记载： “10月中旬，叶挺不待项英返回，即离开云岭负气出去”、“10月21日，他又致电蒋介石正式提出辞职（《关于新四军》） “11月，新四军军长叶挺到香港为部队筹集经费物资，与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等会面。（《中国共产党深圳历史·第一卷》） “回到香港的第三天（11月26日）遵照叶挺将军和廖承志同志的指示，我又带领四五十名‘惠青’工作团团员回到沙头角……（《曾生回忆录》） “12月24日，张文彬、廖承志和叶挺共同署名致电中共中央……（《中国共产党深圳历史·第一卷》） “我与王鲁明、何鼎华、梁上苑等被分到政治部工作，谁知不到两个月，蒋介石严令余汉谋撤销对叶挺的任命……”（祁烽《回忆在沦陷区的抗日活动》）从上述史料判断，叶挺指挥部的活动时间，应为1938年11月下旬至12月底。

主要参阅文献： 1．曾生著·《曾生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2月版。 2．童志强著·《关于新四军》·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6年1月版。 3．中共深圳市委史志办公室著·《中国共产党深圳历史·第一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9月版。 4．吴德文主编·《宝安军事人物》·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年7月版。 5．王吉伦著·《两广纵队情系珠江》·军事科学出版社2007年10月版。 6．傅泽铭主编·《永远的丰碑·厚街革命斗争纪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8月版。 7．丁身尊主编·《广东民国史》·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4月版。 8．吴有恒·《叶挺当过东江游击指挥》·羊城晚报1982年8月4日。（蔡伟强 作者单位：中共罗湖区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