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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券市场发展历程回忆

来源:发布时间:2013-04-22

七、深圳资本市场初创阶段的一些收获和经验教训

在深圳进行的资本市场试点中,我们作为参与实践的一员,作为第一个吃螃蟹者,以无所畏惧的精神,明知山有虎,也得虎山行。从听讲股票课开始,到参与领导和管理试点中的中国资本市场,其观念有一个逐步更新过程,认识有一个反复提高过程,知识有一个不断增加积累过程。当中既有成功后分享到的喜悦,也有失误中强咽的苦果,更有在围攻、谩骂,甚至威胁中受到的困扰。改革之路,本来就是一条充满荆棘、崎岖坎坷之路,因而走上这条路的人,就只能勇往直前,义无反顾。特别是要经得起失误和挫折的考验,不灰心气馁,从而沿着正确方向,大胆试、大胆闯。

(一)深圳股市闯过的几关。经过几年初创阶段的试点,深圳股市闯过了一系列难关,取得了一些突破性进展。第一,闯过了股价大起大落关,稳定了股市。价格波动本属市场的自然属性,各国股市都不可避免地要经历一个股价大幅波动阶段。深圳股市经历1990年4月中旬到11月中旬的7个月过热阶段,也经历了1990年11月底到1992年9月的11个月下跌阶段。深圳市政府和主管部门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采取涨落停牌制度,暂停了专户优先制,清查了一部分违纪的机构投资者,调节市场放量,抑制市场上的过分投机,稳定了股市。第二,闯过了放开股价关,尊重了市场规律。从1991年开始,逐渐放开股价,同时采取了配套措施,加强了法制建设和市场监管,增加了用经济手段调控市场的能力,抑制了过度投机,市场逐步走向统一,黑市交易萎缩,市场投资行为、管理行为也在价格信号的引导下逐渐规范化。第三,闯过了1991年A股的集中发行关。1991年9月深圳有11家上市公司,集中在两天之内发行面值2亿元的A股,由于准备充足,组织有力,措施得当,考验了深圳驾驭复杂系统工程的能力。而1992年发行11家A股,出现了“8·10”风波的严重教训,由于李灏书记等市里一班人领导得力,及时采取适当而得力措施,很快平息了风波。这些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和教训,为我们集中发行上市取得了经验,找到了一些正确的途径和办法,为此后中国股市的集中发行上市提供了有益的借鉴。第四,闯过了1991年B股发行关。发行人民币B种股票在中国是首次尝试,难度很大,意义深远。既要遵循国际惯例,又要适合中国国情,特别是要克服中外在企业制度、会计制度、法律制度以及证券业务发展素质上的差异性,使之既符合中国的有关法规条例,又为境外证券商、会计师和投资者所理解和接受,使B股顺利推出,圆满完成了任务。第五,闯过了集中交易关,克服了股市分散交易带来的弊端。深圳证券交易所成立之前,由各个证券商承担的分散交易、分散过户,为一些内幕交易和市场舞弊开了方便之门。交易所、登记过户公司建立运作以后,实现股票集中交易的无纸化,证券商也转变为证券经纪商、代理人,形成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运作机制,为促进市场“三公”,提高效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第六,闯过了股票集中托管关,提高了股市运作效益率。在改进交易方式和手段方面,深圳从“一户一票”的非标准手股票向“一手一票”的标准手股票转变;从现金结算向无现金结算转变;从分散托管、股票实物交收向集中托管、股票存折交收的转变,为实现以后股票的存折化和无纸化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二)深圳股市初创阶段取得的初步成效。随着深圳股市的建立与发展,企业股份化和股票市场试点的成效也显现出来。一是提高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层次,完善了计划和市场相结合的运行机制。市场在配置资源、调整产业结构方面的作用很大,金融市场,特别是股票市场的发展起了更大的积极推动作用。股票市场同生产资料市场、劳务市场、技术市场、信息市场以及短期资金市场相比,是一种最为活跃、层次最高的市场形式,为企业存量资产的调整和增量资产的优化开辟了一条便捷的经济手段和途径。深圳股票市场所产生的巨大而广泛的影响,极大地丰富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涵,提高了我国市场经济的层次。二是建立了企业自我发展、自我约束机制,闯出了一条企业改革的新路子。实行企业股份制改造以后,传统体制上吃“大锅饭”、“平均主义”的弊端得到了根治,政企不分的格局有了明显改观。企业实行承包制以后,利润分配过多向消费倾斜、投资行为短期化、国有资产损失严重的现象也彻底消除了。企业的发展由于受股东及公众的监督而有了外部压力,由于受利益机制的刺激而有了内在的动力,来自社会公众及市场监督极大地增强了企业自我发展和自我约束能力。三是吸收了大量社会闲散资金,变消费基金为生产基金。1990年五家老的上市公司通过股票集资达2.73亿元,1991年新老公司增资扩股、发行新股又吸收资金13亿多元,既抑制了过度增长的消费需求,又增加了有效供给。四是增加了企业和国家收入。企业发行股票筹资成本降低,国有资产的增值提高了。国家和企业通过发行股票可从溢价中获利,还可以在转让中获得增值收入。以印花税为例,1990年下半年就收入600万元,1991年征收2000万元,1992年征收2亿多元。四是增强了公民及股东对社会经济发展的责任感和对企业经营管理的参与意识。股东从自身利益出发,关心企业的生产经营,通过股东大会参与企业决策和管理,关心我国对外经济政策,关心国家对深圳经济特区的方针政策,从而增强了企业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提高了公民的参与意识,提高政策水平和政治素质。五是开辟了一条吸引外资的新渠道。1991年以前深圳就通过B股吸引外资折合人民币6000多万元,1991年底又通过B股发行筹资1亿美元。这是一条筹资成本低、能按我国法规进行的筹集外资方式的便捷渠道。

(三)提高了我们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诸多方面的认识。进行股票市场的试点,在当时的思想认识上要经过许多尖锐的思想冲突和斗争,要在思想认识上克服一个又一个障碍才能不断地取得前进。当时主要的思想认识问题有:其一,坚持“三公”原则,正确认识股票的收益。在股票市场上,一些人投资股票赚了钱,一些人却赔了本。因而有人提出,股市造成社会两极分化,滋生了新的资产阶级。实际上,这是仍停留在计划经济阶段“吃大锅饭”,习惯了“平均主义”的那一套思想。商品经济也讲“公开、公正、公平”的“三公”原则,而且是最基本的原则。但所谓“公平”,不是经营和交易结果的平均,不是搞平均主义,而是整个市场参与者在起点上的公平,机会上的均等,交易规则及交易过程的公开与公正。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以按劳分配为主的前提下,允许多劳多得,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包括把自己不用的货币投资于股票,在承担风险的同时,也可以获得股息收入和股票交易过程中的增值。其二,正确认识股份经济与股权公有制。股份制是企业财产的组织形式,是所有制的外部表现,它的性质取决于所依附的社会制度性质,可以是股权私有制,也可以是股权公有制。当时,我们对国有企业的改制,是以公有股份为主导的股权公有制,在公有股之外发售新股,由股民购买,形成企业资产增量,与国有公股存量部分享有同等权益。当然,保持公有股主导地位并不是从静态上对每个企业死扣公股比例,而是要从整体上,从动态中看国有资产的增值水平,看公有股在市场上的主导地位和调控能力。所以,当时政府是允许部分公有股进入证券市场流通,允许机构投资者入市。其三,在股市发展过程中,正确认识和处理投资与投机的关系。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股市是建立在市场经济私有制的基础上的,长期的市场活动培养造就了一大批懂投资、会经营、有风险意识和善于管理的市场操作者、投资者和管理者,能够正确认识和处理投资与投机的关系,买股、炒股与政府无关,后果自担,天经地义。而我国发行股票的股份制企业多是由传统国有企业改造而成,股民买股票或炒股大都在思想上相信和依靠国家而获利。所以政府特别是在股市初期要下大力稳定股市,避免市场巨大波动而引起企业破产和个人跳楼的情况,所以新兴的股市就要引导股民正确认识和处理投资与投机的关系。股市上没有一定的投机,不利于引来投资,没有投资,投机就失去基础。管理者要采取得力措施尽量减少或减轻股市的波动,要培育和引导股民增强投资意识和风险意识。其四,要正确认识和处理“中国特色”和国际惯例。保持股市的“中国特色”,不是刻意要搞“土特产”,不是排斥国际惯例。相反,在市场管理和运作上要更多地借鉴国际上的成功经验,或采取“拿来主义”,或有选择地吸收。要顺应市场经济规律和市场发展的自然法则,不搞“一刀切”、一哄而上、遍地开花之类举措。其五,正确认识政府在股市中的角色和干预措施。深圳股市发展的经验告诉我们,政府对股市的管理是必要的,在股市出现不正常情况甚至影响到社会稳定的股市波动,政府要进行适当的干预。管理是经常的,干预是在非常状态下不得已而为之,可以说干预是一种特殊的管理。但是经验证明,无论是日常管理和非常时期的干预,都要把握重点,有针对性地进行,都必须讲究方式、方法。深圳几年的实践证明,单一的行政手段无法管好股市,必须结合运用经济、法律、行政、计划等各种手段。当然各种手段要有所侧重,计划、行政手段侧重于股份制改造与股票发行,包括股份制企业改造方针政策、股权设置、发行股票企业的选择、发行总规模的控制、个人持股比例等。经济手段则应侧重于股票发行的方式、交易方式,包括交易过程的管理环节,如建立调节基金、机构投资调节、税收调节、溢价发行等。其六,廉洁是中国股市的生命。在深圳初创阶段,股市管理还不完善,个别党政干部、证券从业人员受利益诱惑,利用权力和方便条件,进行股票舞弊营利,弄得不好往往会影响股票试点声誉,影响这项改革的成败。“8·10”风波转化成社会问题就是一个例证。所以,深圳在制定办法、规章中,都明确规定约束有关人员在股市方面的廉洁,要求有关人员身体力行。在股市领域里,加强廉政建设,树立廉洁形象,这是股市的生命所在。

八、深圳股市试点的辐射作用

深圳搞经济特区这块试验田,短短几年就以其突出的成就引来中外人士驻足参观,发挥了巨大的辐射作用。特别是在邓小平南方讲话以后,在股市方面的试点引来一股巨大的学习参观洪流。仅就金融方面来说,每天都有内地参观考察学习的,有时一天就有几批。开始人行深圳分行两个人搞接待,后来成立了一个接待科,还是应接不暇。为此我们决定除了各省、市分行的行长们由接待科接送外,每个处室要对口接待。为此要求处长们要学会开车,给每个处室配备车辆。我们要求全体银行职工都要参与接待,搞好情况介绍,强调经济特区是全国人民办的,要向全国开放,搞好接待,安排好来访人员的参观学习,接受内地来深参观学习同志对我们的检查和监督。

内地一些部门和地区单位也通过不同方式邀请人行深圳分行的同志去给他们介绍深圳股市的试点发展情况。仅仅在小平南方谈话后的1992年里,我们先后去了几个地方和部门做过介绍。在辽宁省鞍山市向省里召开的各市、县委书记,市、县长会议作了介绍;在河南省郑州向该省召开的地市厅局以上干部会议上作了介绍;在武汉市向湖北省和武汉市的有关人员作了介绍;在北京向国家计委和中国人民银行的全体机关工作人员作了介绍;后来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以及其他一些省市也邀我们去介绍。1992年6月29日,香港中国企业协会和关黄陈方会计师行联合在港举办中国企业在香港上市研讨会,邀我去作了一次主讲,介绍深圳股市发展情况,并回答了香港记者的一些提问。

年龄不饶人,虽然已退下十多年了,但回想那风火年代,仍然豪情满怀,激动不已。但愿中国资本市场更加健康迅速地发展和壮大。(作者系原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分行行长)

编辑:田小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