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急剧增长，加重了商品短缺的程度

    20世纪80年代初，深圳经济特区初创时期，深圳市的人口急剧增长。县改市的时候，全市有35万人左右，在深圳市区，即原宝安县政府所在地深圳镇这个地方，只有三四万人口。建市初期，常住人口（户籍）由于受到控制，所以增长不快。暂住人口和流动人口增加非常快，在深圳市暂住人口其实并不暂住，一住就是一二十年；流动人口并不流动，往往是一家人都流到了深圳。这里面有大量的建筑工人、打工者、求职者，还有跟随这些人来的家属。当然，也有一部分是来去匆匆的游客。在1981年、1982年的时候，大约有五六十万人在深圳市生活，而且每日每时都在增长。到2005年深圳人口已经达到了1000多万人。

    当时国家实行计划经济，商品分配基本上按照常住人口数量、消费水平、消费习惯来分配的。商品本来就短缺，深圳人口急剧增长之后，商品就更加短缺了。

    记得1981年秋天，市委书记、市长梁湘开玩笑地跟我说：“老周，中秋节，我吃饺子想买醋都买不到，你这财贸是怎么管的？”我心里想，在深圳何止是醋，买不到的东西多了。我也知道梁湘是开玩笑，但我心头的压力还是很大的。

    计划经济在商业方面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全国所有的商品分为三类：一类商品由国家统一收购、统一销售，国家制定价格，销售时按常住人口凭证定量供应，如粮、棉、油；二类商品，国家按计划收购、计划销售，价格由国家制定，国家完成收购任务后，生产单位可以上市销售，价格由双方议定，国家实行监控，如猪、禽、蛋；三类商品，可以自由上市，价钱可以随行就市，但是也由国家监控。比如，农民自留地的农产品和农民完成收购任务后的农产品，还有一般的小商品和山货等等。国家对这些商品的分类，会根据不同地区市场的供求情况随时调整。

    第二，在商品流通方面，全国设有三级采购供应站：一级站设在省会和大城市，可按计划在全国范围内进行采购；二级站设在比较大的城市和历史上形成的商业流通枢纽的中等城市，可按计划在一定范围内采购；三级站设在中小城市，可在计划指定的范围内采购。

    第三，在商品零售方面，主要由商业部系统的各专业公司，如百货公司、五金交电公司等门市部销售；在农村主要是由供销社系统的各个商店销售。当时，私营经济在商业领域中几乎被完全排除。

    在这种体制下，深圳要想解决商品短缺的问题只能靠改革开放和国家给特区的特殊政策。

    运用国家给特区的特殊政策，破商业领域中计划经济的限制

    当时深圳市成立了一个进出口服务公司，它既不属于商业部系统、也不属于外贸部系统。深圳成立这样一家公司是利用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在国内外采购商品。既为了解决特区商品供应，也为了特区积累资金。这家公司成立后，做了不少工作，也取得一定的成绩，但是由于特区的特殊政策和全国的计划经济体制发生碰撞，也遇到了很多困难。

    1982年上半年，国务院特区办公室转来一个信息，说四川省的商业部门投诉深圳市的商业部门去四川收购干辣椒，影响了四川的辣椒收购计划和供应计划。我听了以后，暗骂了一声我们这个经理真是太窝囊了。谁都知道四川人没有辣椒过不了日子，而深圳人包括流动人口，并不一定天天吃辣椒，更何况，收购干辣椒，哪里不好去，偏偏要跑去四川收购呢？我在佛山地区工作的时候，军分区有一位副政委，他是经过长征的红军干部，老家在四川。70年代初，他回家探亲后曾跟我闲聊，他说当时四川干辣椒是凭证供应的。我们的公司到一个凭证供应的地方去收购干辣椒，不是找死吗？

    没多久，国务院特区办公室又转来一个信息，说山东省的商业部门投诉深圳市的商业部门到山东去收购大花生，影响了他们的收购计划和出口计划。这一次，我打电话给进出口服务公司的经理叶振忠，说我要去公司看看。我到了他们公司仓库后，在一个角落看到堆着七八个麻袋包，打开来，抓起一把大花生，这种花生比深圳市面上卖的花生差不多大一倍，剥开外壳以后，里面露出了粉色的内衣、白白的果仁，煞是可爱。如果单从商业观点来说，这个收购是成功的，肯定价格和销路都会很好，但影响了人家的计划就不行了。

    中国有句俗语：“屋漏偏逢连夜雨”。1982年上半年，省商业厅在新会县召开商业局长会议。深圳市当时先行一步，进行机构改革，把经济性质的行政局都改成了公司，如商业局改成了商业总公司，外贸局改成了外贸总公司、工业部门也改成了电子工业公司、机械工业公司、轻工业公司……

    因此，召开商业局长会议的通知便不知往哪里送了。深圳没人去参加这个会议，结果失去了在会上争取多分配商品的机会。直到会后，商业厅打电话来问：“为什么不派人去开会？”我们才知道这回事。好在，当时省商业厅厅长鹿益三和我是老熟人，他来深圳检查工作的时候，我和他共进午餐，三杯茅台落肚之后，我便开口了，除了说明没去开会的原因外，希望他能支援特区，多调些畅销的商品来，如永久牌、凤凰牌自行车，蝴蝶牌缝纫机，茅台酒，大中华烟……他表示尽量支持。过了不久，我问商业部门，是调拨来了一些畅销产品，但数量不多，不好销的产品却调了一些来，如五羊牌自行车、红棉牌缝纫机、大丰收烟（廉价烟）等等。

    深圳商品短缺的问题越来越严重，我们只好认真钻研改革开放和国家给特区的特殊政策。

    我们找出的第一条路就是到广交会去采购出口商品。

    当时中国的大、中城市有这么两种商店：一种叫友谊商店，它是专门给外国游客用外币买东西的商店。商品品种比较多、质量比较高、价格比较便宜，多数都是属于中国出口商品；另一种叫华侨商店，它是为了鼓励华侨汇外汇给国内的眷属而设立的。商业部门会根据华侨汇款多少发给一定的华侨购物票，华侨眷属可以拿着票到华侨商店购买商品。这里的商品也是品种比较多、质量比较高、价格比较便宜的出口商品。那时候在华侨比较多的县城都设有华侨商店。

    当时国家给深圳的特殊政策，其中有一项是外汇收入全部留用，国家不分成。再加上深圳准备发行特区货币，可以和外币通用。我们想深圳可以拿外汇采购出口商品来解决市场问题。这种想法得到了国务院有关领导的支持，我们便去找外贸部，找了当时分管中国广州出口商品交易会（简称“广交会”）的副部长王品清，还有进出口处处长戴杰（后来担任海关总署署长），和他们谈了我们的想法，他们都表示支持。

    于是，我们就在1982年下半年，组团去参加广交会，由我任团长，由分管财贸工作的副秘书长李定任副团长，刚由省政府财贸办调到深圳市政府财贸处的大学生陈应春担任秘书（后来担任深圳市副市长），并通知有关商业公司，组成一个代表团，去参加广交会。

    到了广交会后，当时王品清还没有来，戴杰出国了，只找到外贸部进出口处副处长曹蕴章，我们说明来意后，他表示事先不知道这件事。他说：“各省代表团都是来销售出口商品的，你们深圳市代表团却来采购商品，我们还没有处理过，要研究研究，你们先回深圳等。”我听了便急了起来，表示我们不能回去，要等就在这里等。他见我这么坚决，就说：“那你们等吧。”也是不打不相识，以后我们成了好朋友，他后来调到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任商务参赞，我到加拿大的时候还找过他。

    没过几天，戴杰、王品清都到广交会来了，他们对深圳代表团的到来表示支持，并由广交会发了一个通知，通知各省代表团：深圳市由副市长、副秘书长分别担任团长、副团长来参加广交会。

    见到这个通知我很高兴，马上叫陈应春通知各家公司的同志来开会，布置他们分别去各个代表团拜访，看看他们收到通知没有，有什么反应，并准备开展采购工作。

    到了晚上，我让陈应春通知他们回来碰头汇报情况，结果从反映情况来看，并不乐观。虽然各代表团都接到了通知，但普遍反映：“各省代表团都是来出口商品的，只有你们是来采购商品的，不知道怎么和你们打交道？有些政策也需要进一步明确，如商品卖给你们算不算完成出口计划？怎么作价？用什么货币结算”。

    我听了以后，认为外贸部同意我们来采购，当然应该算完成外贸计划，价钱我们坚持要按照给国外总代理的到岸批发价（即给香港华润公司的价钱），货币基本上用外汇。我考虑到政策的问题容易明确，但还要做宣传特区和建立感情的工作。于是，我提出来，邀请各代表团到深圳参观，进入特区和沙头角的通行证由我们负责办理，费用由我们负担，然后布置大家分头邀请。结果到深圳参观这件事情反应很热烈，因为有些人过去没来过深圳；有些人虽然来过，也是在创办特区以前，大家都想到深圳去看看，中国办经济特区到底是怎么回事？

    当时深圳已经有了东湖宾馆、竹园宾馆和与广州合作办的泮溪酒家，招待吃饭是不成问题的。深圳有些项目已经开始建设，有了一点大兴土木的气氛。还有两个亮点可以参观：一个是沙头角镇的中英街；另一个是到罗湖桥头，看对岸香港罗湖车站挂着的英国国旗，也算看到一点“异地风光”。

    经过这次参观以后，大家也开始熟悉起来，我们便开始了采购工作。一般来说，凡是出口好销、创汇率高的商品不大容易成交；出口销路不好的产品比较容易成交；有些出口销路不好、创汇率又不高的商品，用人民币就可以成交。其实，国际市场畅销的商品，我们不一定都需要，国际市场不畅销的商品，我们可能很需要。利用这种需求互补关系，我们在采购商品上大有文章可做。

    1982年秋交会到1983年春交会前，我们采购了一亿元人民币的商品；春交会上又采购了一亿元的商品；春交会后又采购了一个亿的商品。一年左右的时间，我们采购了3亿元的商品，对解决深圳市商品短缺的问题起了一定作用。

    在深圳，只靠到广交会去采购出口商品，这一条是不够的。因为深圳外汇有限，发行特区货币也遥遥无期，因此还得运用国家给特区的特殊政策去想办法。

    第二条路就是加强和内地商业部门的内部经济联合。

    特区初创时期，深圳市就提出实行外引（对外引进外资）内联（对内地实行经济联合）政策。一开始，内部经济联合主要是和中央各部、各省的工业单位联合。要解决商品短缺问题就必须和全国各地的商业单位联合，让他们到这里来开商店，把他们的商品带来。

    我们用什么政策来吸引他们呢？

    当时，深圳经济特区有权利批准设立收取人民币外币兑换券的商店。人民币外币兑换券是当时为了方便外国游客，在他们入境的时候，在口岸银行，根据当天的牌价汇率，用外币换取人民币兑换券。他们可以在指定的商店用这种货币购买商品，这里面主要是各种出口商品。一般来说，品种比较全、质量比较高、价格比较便宜；还有一部分是进口商品，比如，为了满足外国游客的需要，进口可口可乐、“555”牌香烟和万宝路香烟等等。

    这样外省把商品运到这里来，收取兑换券，差不多等于收取外币了。事实上，当时还可以直接收取港币。港币的国家外汇牌价，一元人民币可以换两三块港币，而在自由市场（黑市），港币的价格会高很多。在这么一个汇率差距比较大的情况下，港币在深圳市场上是很难禁止使用的。既不能公开允许它流通，又不能强行禁止，就形成了在自由市场上，港币在一定范围内自由流通使用。

    有一些港澳同胞回来，或者有港币的人来买东西，他们嫌换兑换券太麻烦，因此就直接用港币来买，商店也愿意收，虽然不合法，但政府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些商店不但可以收兑换券，也可以收港币，所以很多省的商业部门就和深圳的商业部门联合成立公司。

    在这以后，山东和深圳的商业部门内部联合，运来了青岛啤酒、龙口粉丝；江西、湖南运来了莲子、腐竹；四川运来了腊肠、腊肉。这些东西都丰富了深圳的商品市场。

    与此同时，中央有些部也到深圳来跟深圳搞内部经济联合。

    有一次我到北京开会，商业部长刘毅找到了我，他说想到深圳来跟深圳联合办公司，我当即表示热烈欢迎。后来商业部就和深圳的友谊公司成立了一家合作公司，把商业部能够调拨的商品调到深圳来。

    接着，纺织工业部也来这里成立华联公司，各省的纺织工业部门都到这里来内部经济联合。轻工业部、二轻工业部（即原手工业部）也进来，在这里办了兴华公司、振华公司，这些企业都有利于深圳的商品逐步丰富。

    这种做法还带来了我们没有预想的结果，各省在这里开的商店，多数是外贸部门或省直接管的商业部门来办的，后来有些省就在这个基础上成立了驻深圳办事处，而且他们为了建立窗口企业，利用特区开展进出口业务，在深圳都建了大厦、做自己的办公楼。比如，山东省和深圳商业部门内部经济联合建立了泰山大厦；陕西省建立了长安大厦；云南省建了金碧饭店；四川省建了四川大厦，上海建了上海宾馆，贵州省也想入股参与建设新都酒店，这些大厦都成了深圳市城市建设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央有些部也在这里建立大厦，比如电子大厦、格兰云天大酒店、华联大厦、华强大楼等等。

    现在你走在深圳的深南大道，就可以看到这条风景线。

    第三条路，当时我们有这么一个特殊政策，在深圳的合资企业，他们生产的产品，深圳市政府有权利批准一部分产品在深圳特区内销售。最典型的例子是百事可乐饮料，它在深圳建厂，投产后我们批准以20%的比例留在特区内销售，用人民币付款。而这些合资企业也需要收取一部分的人民币作为在深圳的支出，如可以用人民币付水电费、工资。

    这20%的百事可乐在深圳市场销售，就代替了原来深圳要到香港进口的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而且有些商品很自然地通过游客流通到特区外去。还有其它的一些厂，像当时的家乐家私厂生产的床垫，这种弹簧床垫，当时在国内比较缺少，一部分内销，有的也卖到各地去了。

    第四条路是利用国际市场、主要是香港市场跟内地市场的价格差距，从国外购进短缺的商品，在特区市场销售。最典型的例子是砂糖，当时砂糖在中国是按户籍人口凭证限量供应的。国家照顾广东人吃糖习惯，每人每月供应半斤，其他省就没有这么多，有的省甚至就没有。

    在国际市场上砂糖有些年份畅销，价格比较高；有些年份滞销，价格比较低。我们就利用国际市场价格比较低的时候，把砂糖购进来，在市场不凭证不限量出售，价格比国家牌价高一点，这样不仅解决了深圳和附近人民的吃糖问题以及饮食服务业用糖的需要，有些游客还可以买了带出去。像这种生意做得好的话，可以用收回来的人民币在自由市场上换回港币，有的时候能够把花出去的港币完全换回来，还有人民币的利润，只要把这个掌握好也是很有商机的。

    我们通过以上种种办法，使商品短缺的情况一天天好转，社会商品一天天丰富起来。

    由于港币事实上在深圳市场自由流通，带来了当时我们没有预想的结果，就是后来催生了在深圳市成立全国第一家外汇调剂中心。

    对港币既不能禁止，又不能放任自流，便要研究一个适当的管理办法。市委书记、市长李灏和国务院有关部门研究，想通过中国银行加以适当控制和运作。经国家批准于1985年11月成立深圳外汇调剂中心。所谓外汇调剂中心，就是有外汇（主要是港币）的单位到这里来，需要外汇的单位也到这里来。有外汇的单位说明自己有多少外汇，用多少人民币来换；需要外汇的单位也提出来自己需要多少外汇，想用多少人民币来买，两家互相商量，在那里成交。这样，在当时港币不能合法公开流通的情况下，外汇调剂在中国银行深圳分行的监控下运作。

    我们这种做法，很快引起外国的关注，当时美国驻广州领事馆商务领事叶莺女士来找我，她说，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总领事李文先生，想带香港和广州两个地方的外交人员来参观，其中指定要参观外汇调剂中心。

    经外事部门批准，他们来了，我带他们去看了这个单位。当天，就有人在那里挂牌卖港币，也有人挂牌来买港币，他们看了很感兴趣。中国银行深圳分行行长罗显荣做了介绍，他们也提出了很多问题。他们对这个既不同于外国的外汇市场，又不同于中国当时外汇管制情况下的调剂中心感到新奇！因此我们也知道外国各方面的人士都是从深圳的一举一动，来看中国改革开放的走向，看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趋势。

    深圳运用国家给特区的特殊政策，来解决商品不足的问题，就必须按照供求关系和价值规律来调整价格。这种价格调整的做法，在全国还是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情况下是不允许的。当时还没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提法，也没有说经济特区可以实行市场经济。因此，深圳市调整价格的情况，很快就引起了上级物价部门的不安，他们来深圳检查，并且准备处分一些干部，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而没有处分。

    中国设置经济特区15周年的时候，中共广东省委拍了一部《中国特区》的长篇纪录片，其中有一段采访我，我介绍了当时解决商品短缺的情况。纪录片有一段旁白：“当时的特区人可能还没有意识到，此一举动实际上已经打破了自50年代以来一直实行的三级采购、统购统销的流通体制，这一突破势必引起市场领域中的连锁反应。随着内地各省、市纷纷来深圳设立商品批发站，特区的领导突然发现，深圳的商品丰富了，但市场的价格却再也无法用行政命令来协调统一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深圳特区开始提出按市场经济规律办事，改革商业、物资体制和改革物价管理，这个日子距离1988年全国范围的价格闯关整整提前了5年。”

    突破城市蔬菜供应不足的难关

    当时，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中，城市蔬菜供应不足，在大、中城市是个普遍的现象。深圳也不例外。

    蔬菜供应不足，我认为是两个原因造成的：

    第一，粮菜争地。当时粮食供应不足，农业以粮为纲，因此，不能随着城市人口的增加而增加蔬菜面积和减少粮食面积。

    第二，蔬菜收购价格偏低，农民种菜积极性不高。当时在干部里面，流传着这样一个笑话，实际上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课题：干部讲政治经济学，农民讲经济政治学。干部什么都讲政治任务，比如要农民种菜供应城市，这是加强城乡关系、巩固工农联盟的政治任务；农民要看种什么作物对自己有利，本来这是天公地道的事情，农民靠仅有的土地养家糊口、培育子女，他不考虑经济利益怎么办呢？其实，无产阶级起来革命，也是为了自身的利益和阶级利益。

    当时，为什么不能提高蔬菜价格呢？因为提高收购价格就要提高蔬菜的零售价格。当时国家对干部职工实行低薪制，如果只提高蔬菜价格，不提高工资水平，就会影响到基本生活水平。而由于国家的财政状况，又不能提高工资，所以就不能随便提高蔬菜的零售价格。如果只提高蔬菜的收购价格，不提高零售价格，就会造成亏损，要由财政补贴，这不是任何城市都补贴得起的，以上这些因素互为因果，纠缠起来，形成一个死结。而当时中国社会经济领域中的许多难题，就是由这样的一个个死结形成的。

    那时候很多城市为了加强对蔬菜供应的领导，分工一个副市长抓蔬菜生产，人们戏称为“菜市长”。梁湘在广州工作的时候，就担任“菜市长”，他深知抓蔬菜供应的难度。在深圳，由于我分管财贸，所以由我当“菜市长”。梁湘明明知道解决这个问题难度很大，但为了解决群众吃菜问题，还是不断地对我施加“压力”。

    当时，深圳有一个酱料厂生产豆腐和豆芽，我是搞工业出身的，便想用工业的办法去解决吃菜问题，经常和他们开会，研究扩大豆腐、豆芽生产，但扩大来扩大去，还是杯水车薪，而且，豆制品也不能代替蔬菜。怎么办呢？

    1982年上半年，梁湘曾提出来：组织外地有种菜经验的农民到深圳来种菜。

    李定执行这个任务，第一次到潮汕地区组织了5000多菜农到深圳种菜，但由于蔬菜价格和农民利益问题解决不好，不到两个月的时间，菜农便自动离去了。第二次，又在广州郊区组织了5000多菜农到深圳来种菜，由于同样的原因，他们两个多月后也自动离去了。

    在这段时间里，李定也在蔬菜的商业经营方面大力地进行了改革。原来出口蔬菜由外贸部门经营，内销蔬菜由果菜公司经营，这不利于产、供、销的统筹安排。因此提出“内外贸一体化、产供销一条龙”的措施，把出口和内销的蔬菜由市果菜公司统一经营。这对市场安排起了一定作用。但要解决蔬菜供应问题，重要的还是要把蔬菜生产抓上去。

    1982年底的一天，我找了几位同志，晚饭后到我的办公室开会。他们是市委常委、宝安县委书记方苞，宝安县委副书记、县长李广镇，市副食品总公司总经理廖汉标，还有其他一些有关的同志。

    我们试图研究怎么解开城市蔬菜供应这个死结。方苞、李广镇认为在深圳不存在粮菜争地的问题，宝安的农民也很会种菜。建立特区后，在农村已实行了来料种养，就是香港的鱼商、菜商和宝安农民签订种养合同，由港方提供一定的生产资料，农民每天把生产出来的大量新鲜蔬菜，用塑料筐装着，源源不断地运往香港。那么为什么深圳蔬菜供应紧张呢？就是因为市副食品总公司属下的果菜公司收购的价钱偏低，农民不愿意卖。

    因此，要解决蔬菜供应问题，首先就必须提高蔬菜的收购价格。收购价格提高后，就要适当提高蔬菜的零售价格。我们考虑到农民有了种菜积极性以后，蔬菜品种会增多，质量也会提高，对高档蔬菜提高零售价格，群众是不会有意见的；对低档蔬菜如冬瓜、椰菜等，不提价或少提价，不会增加群众太多的支出。但是，提高蔬菜收购价格的幅度大，提高零售价格的幅度小，结果还是会有亏损的。怎么办呢？

    我提出来，对果菜公司实行承包制，即市政府不向果菜公司下达利润计划，有利润不用上缴，亏损也不给补贴。从果菜公司当时的经营结构来看，它既经营出口蔬菜，又经营内销蔬菜，出口菜是赚钱的，内销菜是赔钱的；它既经营蔬菜也经营水果，水果是赚钱的，蔬菜是赔钱的；旺季亏损不大，淡季亏损比较多；高档菜会有微利，低档菜是赔钱的。因此，大家便归纳为“以出口补内销，以水果补蔬菜，以旺季补淡季，以高档补低档”这24个字的承包办法。果菜公司经营有赢利后，仍然可给职工发奖金、办福利。廖汉标对大家归纳起来的这个方案，欣然接受，表示可以承包，有把握把果菜公司的业务搞好。会议开到接近半夜12点才散会。

    在这一时期，市委、市政府加强了对蔬菜生产和供应工作的领导，廖汉标原来是宝安县委副书记,调到副食品总公司担任总经理,就体现了重视蔬菜供应工作。后来，从广州郊区调来一位管蔬菜工作的徐锡泉，担任市政府办公厅副主任，专门管蔬菜生产。

    当时，宝安县也加强了对蔬菜生产的领导，县长李广镇亲自下去组织，发展鲜活农产品，实行国营、集体、专业户等一齐上，不断推进集约化、企业化经营，扩大生产规模，提高农产品的商品率和抵御风险的能力，使农村在两三年内就将20万亩粮田改为菜地、鱼塘。大小菜场、鸡场、养鱼场、养猪场和果场等遍布农村。两三年内不但解决了深圳市的市场供应需求，还有多余的出口到香港。

    1982年下半年的一天，我从住地（新园招待所）走到位于老街的南塘菜市场观察。这里除了国营摊贩外，主要是西乡农民出来卖蔬菜的。蔬菜新鲜，花色、品种比较多，就是价钱比较高，但是，生意很兴旺。本来，西乡农民到城市来卖菜，这是一个历史习惯，由于加强市场管理，限制价格，农民就不愿意来了。后来，我们提出来，鼓励他们进城卖菜，欢迎比较远的县份长途贩运，价格随行就市，不加限制，所以附近的农民到深圳市卖菜积极性高了。这也有利于解决城市蔬菜供应问题。

    我也到国营果菜公司的门市部去观察。当时，城市不断扩大，人口不断增加，原有的商业网点不足。因此，果菜公司在深南大道旁边，用竹编的席子搭成临时门市部。我进去一看，里面摆的蔬菜，主要是冬瓜，还有一些茄子和辣椒，但都不新鲜。我问售货员：“你们每天不采购新鲜蔬菜吗？”他用手指了指，说：“新鲜蔬菜都在仓库里。”他所说的仓库就是用竹席隔开的另一间房子，我进去一看，里面摆的主要也是冬瓜，还有少量的辣椒、茄子一类的菜，看起来比较新鲜。我问售货员：“为什么新鲜的蔬菜不摆出去卖？”他说：“摆了新鲜的，不新鲜的就没人买了，烂掉就会给公司造成经济损失。”我说：“你们为什么不减价去卖呢？”他说：“我没有权利调整价格。”于是，就出现了储存新的卖旧的，烂了旧的烂新的这种怪现象。后来，果菜公司通过内部改善经营管理，改革经营机制，也逐步地解决了这些问题。

    由于全国改革开放的进展，市场经济机制的逐步形成，农业水平的不断提高，城市农副产品的供应一天天丰富起来。

    1989年，深圳建立了布吉农副产品批发市场，1995年，又建立了福田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全国各地各种水果、蔬菜，成批成批地运来。蔬菜供应已经从短缺到了极大丰富。

    1980年，我去日本，曾到过超级市场参观，看到那里的蔬菜是用塑料纸包起来一包一包出售的。对比中国菜市场一堆一堆的蔬菜，我很感慨！现在深圳的超级市场，也摆满了各种各样用塑料纸包着的蔬菜，和日本的超市相比，毫不逊色。在这一点上，我想我们现在已经赶上或者超过了发达国家的水平！

    突破粮食凭证供应制度

    上个世纪80年代，全国对粮食实行统一收购、统一销售。居民实行按户籍人口凭证定量供应，成人每月平均供应28斤左右。深圳人口不断增加，暂住人口、流动人口不是每个人都能领到粮票的，再加上许多建筑工人劳动强度大，原来粮食定量低，也有粮食不足的问题。当时深圳只有户籍人口才由国家统一安排粮食供应。流动人口、暂住人口缺少粮票，只能在市场买议价粮（高价粮）来解决吃饭问题。

    好在当时国家同意深圳到湖南和江西两省的指定地方去收购粮食。这两个省完成了国家的公粮、余粮任务后，可以把多余的粮食按照议价卖给深圳。但是这种两个市场、两种价格的情况，不利于深圳经济特区的发展。大家认为，特区是改革开放的试验田，可以先行一步研究取消粮食凭证供应的制度。

    1984年11月，梁湘主持召开会议，研究在深圳市取消粮食凭证供应问题。会上大家一致认为，要取消粮食凭证供应，首先就要提高粮价，否则就会造成四面八方来抢购。提高粮价，不提高工资，就会造成干部职工生活水平下降。大家一致同意，提高粮食价格以后，把提高价格这部分钱，用临时粮食补贴的办法，在发工资的时候一起发给干部职工。

    即使提高价格也怕缺粮地区来抢购，因此，有的同志提出来，采取行政手段加以防止。比如凭证不限量，凭户口本来买粮，限制购买数量等等。但历史的经验证明，越是严格管理，越会造成紧张气氛，反而刺激群众的抢购欲望，因此都不赞成采取行政措施。办法是叫国营粮食部门，多储蓄一些粮食，取消粮票，提高价格，敞开供应。如果发现周边地区大量抢购，再研究对策。实际上深圳取消粮食凭证供应制度后，没有发生大的风波。

    有一次，我到北京开会，报到的时候，管报到的同志看到我是深圳来的，便主动地说：“你们深圳取消了粮票，不收你的粮票。”我听了以后十分得意，因为过去来北京开会，经常有人会提出一些不三不四的问题，比如：“你们深圳的干部是不是都发了财？深圳是不是很多人搞投机倒把？深圳是不是尽赚内地人的钱？”只有这一次，北京人是用羡慕的眼光主动向深圳人提出来不收粮票。

    由于全国改革开放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机制的形成，再加上粮食连年丰收，到1994年全国各省全部取消粮票，深圳取消粮票的时间比全国提前了10年。

    由商品极大丰富所产生的联想

    特区初创时期，深圳的干部到香港去公干，回来的时候，多数在香港的上水停留一下，在这里用仅有的港币，买些家用电器以及在深圳市短缺的日用品。

    深圳经过一二十年的建设，由于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改革开放，逐步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机制。现在这里的商品极大丰富起来了，就人们喜闻乐用的商品来说，香港有的，深圳也有；深圳有的，香港还不一定有，如一些土特产等等。

    当年梁湘曾慨叹，中秋节吃饺子买不到醋，我想他应该是想买镇江香醋那一类的醋。如果是买广东的红醋，当时的深圳还是能够买得到的。现在无论什么镇江香醋、山西老陈醋，全国各地的名醋，都能买到。你在深圳市可以吃到全国各种不同风味的美食菜肴。深圳有很多大型的商场，如万佳、天虹、岁宝、新一佳……，最近又开了万象城，我想它是取意于包罗万象吧！还有美国的沃尔玛、法国的家乐福，都在深圳开了商店。深圳已经出现了商品极大丰富和万商云集的局面。

    这说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只要方针政策正确，按经济规律办事，物资是可以极大丰富的，商品也是可以极大丰富的。

    近期中央提出树立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总书记胡锦涛于2005年2月3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引述了世界上古今中外许多思想家、理论家、政治家关于和谐社会方面的论述，我感受最深的是他讲到了中国古代思想家孔子的学说，特别是《礼记》中的《礼运》所说的天下为公，大同世界的思想。其中有一段孔子是这么说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当然这些思想都有它一定的时代局限性和阶级局限性，但它毕竟是我们的先民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萌生出来的对和谐社会的构想和期盼。

    列宁在他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一文中表述了这样的意思，即马克思主义的形成，是继承了人类在19世纪所创造的优秀成果。如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辩证唯物主义，来源于德国古典哲学；社会主义思想来源于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来源于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只不过它不是生搬硬套，而是经过消化、吸收、扬弃、升华，才形成了自己的学说。

    因此，人类发展过程中的一种理论，总是要继承前人的优秀成果，我们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应该继承我们先人的优秀成果。

    我们可以设想，按照科学发展观，加速发展生产力，物资就会极大丰富，用构建和谐社会的思想来治理我们的国家，就会出现一个和谐社会。这个任务是艰巨的、道路是漫长的，但只要坚定地走下去，总有一天会实现这个目标。到那个时候，我想就更显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的优越性，离有中国特色的共产主义社会也就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