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我生下一个女孩，迎来日本投降，故取名叫和平。我很高兴，抗日战争终于胜利了，我们可以过和平的日子了！一个月后，斗争形势急剧变化，国民党来摘桃子。我部队不得不撤离东莞县大岭山区，去河源、紫金、五华、揭阳、海丰、陆丰等地区坚持斗争。战斗、行军很频繁，露宿在山上，山高林密，生活很艰苦，我们坚持了一年。由于斗争形势的变化，东江纵队奉命北撤。

    从宝安坐美国登陆艇撤到山东

    1946年6月底，北撤开始了，部队及各条线的同志与陆续集中到宝安县土洋村近的村庄。我被编入东江纵队妇女大队第二中队当指导员，王柏同志当中队长，下有三个小队，罗曲是小队长之一，叶香是事务长。6月30日那天，我们在宝安县鲨鱼涌上船，船是美国的登陆艇。大家在沙滩的岸口排着队，待美军给我们每个同志打防疫针，然后一个接一个登船。

    7月到达烟台后，同志们雄赳赳地向营地奔去，我因晕船几天没进一口饭，享受病号待遇坐上汽车去营地，沿途见很多民众夹道欢迎我们。

    初到山东生活不习惯

    我们到了山东，有许多的事我们不习惯。因几天没有洗澡，听说安排洗澡，我们高兴极了。去到澡堂，原来是一个大池子，怎么个洗法，大家不知道。里边没有面盆和水桶，怎么办？经过打听，要大家一同下池子洗，这样倒难住了我们。脱得光光地下水，我们从没有这样洗过，大家只得穿着内衣内裤下去洗了。虽然是很熟悉的女同志，但都不习惯，只好背靠背换衣服。

    华东部队的领导知道我们来自广东、是吃大米的，专门送来大米给我们吃。但我们觉得山东的大米粘性很大，吃不饱，他们就用最白的面粉做馒头到老百姓家换窝窝头吃。因窝窝头是玉米做的，我们在广东吃过玉米，所以窝窝头吃得下去。

    我们住在烟台附近芝水县的各村寨，开始学习，听第三野战军陈毅、饶漱石等领导同志给我们作工作报告，讲全国各战区的斗争形势和目前作战形势。由于战斗形势的需要，部队向临沂地区转移。那时我们穿上绿色军装，行军的队伍显得格外雄壮，经过莱阳地区时，当地群众送我们每人一个莱阳梨以表示慰问。又脆又甜的梨子，我觉得是一生中最好吃的梨子。

    怀孕的女战士受到特殊照顾

    到临沂后，我又怀孩子了，反应很大，领导很照顾我，让我去医院疗养，并派一匹白马给我代步。我平生第一次骑马，我一生中也只骑过这一次。我养病十来天，出院后调去华东党校学习。参加这期学习的全是东江纵队的同志，大家语言、生活习惯都相同，生活、学习都很愉快。学习结束，因战斗形势需要党校转移了，全部学员都转移了，只剩我、刘清、梁燕云、冯平四个孕妇。因接近临产，部队把我们交给当地党的领导。我们便住在村子里，和当地的妇女一起生活。她们除了做些家务外，一有空就纳鞋底，为支前做鞋妇女把纳好的鞋底相互敲打得哒哒响，问我们做得好不好，我们伸出大拇指赞扬她们顶呱呱。

    战斗迫近了，群众疏散转移，当地党组织考虑到我们四个大肚婆随群众转移不方便，便很负责任地又把我们交回前线部队。我们四人随前线部队的医务人员一起行动，上级为我们每人配备了一架鸡公车（木做的，中间一个大轮子，两边可以坐人和放行李）。开始了长途行军的生活。初时坐着支前民工推的不用步行觉得还很不错，但时间稍长就受不了。鸡公车在泥路上推行一高一低颠簸得肚子难受，又要把脚伸直坐着。肚子里像藏着个大西瓜，坐不了多久，就想下地行走。部队为了作战，要整天行军，我们也不例外。随着前方医院行动，路行得多了，还不到临产时候，但胎儿往下堕，医生想出办法，用纱布将我们的小腹缠着，把胎儿往上托。接近临产了，给我们每人换了一台担架，我们就不用步行了。担架由民兵抬，抬到哪里民兵们就负责我们的住宿和吃饭。山东的支前工作做得非常好。全是男同志，他们抬着担架夜行军，下雨天都走得很平稳。

    在一个夜晚，我们住进了一个村子，梁燕云分娩了，生下了一个男孩。因是前方医院，还有伤员，我们晚间就在担架上睡觉。第二天天蒙蒙亮，同志们正准备饭后转移，而我还没有吃饭，肚子就作痛了。要生孩子了怎么办？医生决定留下一名护士为我接生。屋子里只剩下护士和我，抬担架的民工在屋外等着。幸好不到半个小时，孩子就呱呱落地。护士很快把产后的事处理好，孩子就睡在我的担架上，马上抬起来赶上前方医院。现在想起来，那时要是遇上不顺产延迟了，赶不上队伍，后果难以设想。

    一个母亲的奶水喂了两个孩子

    “孟良崮战斗”打响了，前方医院日夜都要转移。有一天夜里，我们正在急行军，遇上下大雨，我盖的被子和衣服都淋湿了，裹着孩子的小被子也湿了，路实在难走，只好在山上的小村庄住下。我借住的人家只有一个老太太，屋子小得很，进门就一个小土炕，比担架稍大一点。民兵安排我上炕睡，老太太在她的灶前坐着。两位民兵把二扇门板卸下，一头放在门槛上，一头着地，因屋子太小，只能这样放，雨水也往屋里飘来。我睡下不久，觉得脸上有东西爬，用手一拍，是个虫子，一闻，原来是臭虫。我无法入睡，民兵看见了，提出与我换个床睡，我就睡在铺在门槛上的木门上，头朝着地下，脚伸到门口的门槛上，让雨水打着。第二天清早，红红的太阳出来了，我们也上路了。正在行军之时，敌机在头顶飞得很低，向我们扫射。我们听到远远的隆隆声，大家就疏散到高粱地里，那时高粱长得一尺多高，我把孩子紧紧地抱在怀里，心想：如我中弹，也许能保住孩子。因我前三个孩子，一个送给了宝安县观澜的老百姓，一个小产，还有个女孩生病夭折了。这时我真担心极了，待敌机走了，我们又“乘”着担架赶路。还好，这次敌机袭击没有一个受伤。

    孟良崮大捷后，有几天的休整，前方战地医院驻扎在一个较大的村子里，除了我们东江纵队四个产妇外，又来了一个女同志，她生了一个女孩子，没有奶水喂小孩，正在发愁。我们四个女同志中只有我的奶水多得孩子吃不完。我就在喂奶时，让那位女同志把孩子抱来一起吃奶。有一次，我发烧病了，我的孩子在我身边哭，我都不知道。同志们叫醒我，我模糊听到有大人的哭声。我问是谁在哭，有同志说，那位母亲怕你没有奶喂她的孩子，所以哭了。我说：“只要我有奶水，就有她孩子的一份。”幸好第二天我的烧就退了，能吃饭了，两个孩子也有奶吃了。

    渡黄河到渤海湾结束3个月的担架生活

    为迎接大规模的战斗，部队伤病员转移去渤海，要渡黄河。我们渡黄河要选月亮没有出来的时候行动。重伤员和不能行动的，由民兵用担架抬到船上，轻伤员和产妇要步行上下船、上岸。那晚担架抬到了河边，无星无月，天很黑，只能看见眼前的东西。担架一放，我马上站起来，一位民兵抱着我的孩子，另一位把我的被子和衣服拿起来送我上船。上船后，我抱着孩子等着船靠岸，船一靠岸，我抱着孩子第一个跑上了黄河大堤，见到大堤两边整齐地摆满了担架，抬担架的民兵一个个蹲在担架前后。这真是一幕严峻、紧张的战斗情景。我登上大堤，眼前的民兵接过我的孩子，我就转身回船上拿行李，岸边的湿泥踩下去就有一尺来深。我的两只鞋子都先后陷进泥里，双脚就像穿了泥靴。另一位民兵接过我拿来的行李，迅速地铺好，我即躺上担架，孩子睡在我身边，民兵把我抬起来就走。到了目的地，安排我住在一家人的炕上。第二天起来，看到跟我一起渡河的同志也住在这个村子里。这里是渤海湾，是部队的大后方，我们终于结束了整整三个多月的担架生活。

    东江纵队的后方留守处也在渤海湾。不久我回到东纵的留守处，当时苏平同志是留守处的负责人，他分配我到文化营当指导员，负责政治文化学习。因有工作，领导配了一个四十八岁的“解放兵”（即俘虏兵）帮我带孩子。由于生活安定，加上有了“保姆”，我买了一头产了小羊的母羊，这样每天早上我的孩子也能喝上一碗羊奶了。

    由于战斗的需要，后方的女同志要转移到泰山脚下的泰安县驻防。那时济南已经解放，生活也比较安定，有的女同志想上泰山看日出。我们留守处的女同志除了病重的，全都是带着孩子的人，不能背着孩子上山。有几个没勇气爬泰山的同志，自告奋勇地帮助别人带孩子，其中就有我。她们去爬山，住了一夜，第二天回来买了泰山的当归药材。因泰山脚下的县城，有一间小照相馆，我和梁燕云（王士钊夫人）、阮群英（曾生司令员夫人）合照了一张相，还有我小孩沂平和张霞的孩子林志勇也合照了一张。

    回到故乡--广东

    山东各大城市陆续解放了，部队要准备更大的战斗。我被调去大连，后又调到沈阳，在东北行政委员会交通部管辖的一所交通专门学校任组教科长。1949年10月广东解放，古大存老上级奉中央命令率领一大批广东籍干部回广东建设革命政权，我也随队同行，后被分配到广东民政厅工作，时间是一九四九年十一月，至今整整54年了。（作者系东江纵队老战士、离休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