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南头是深圳地区政治、经济的发展中心，文化教育事业也有相当发展。宋代就在距南头仅40华里的锦田（今香港地）建立了颇具规模的力瀛书院。清代前期在南头古城内又先后建立了宝安书院、文岗书院、凤岗书院等知名书院。使深圳地区的科举人物自宋代至清代蔚为壮观。然而清代的教育设施及学舍至今全无遗迹可寻，那是什么原因？主要是由于清初“迁界”的破坏。清廷为了遏止郑成功的“反清复明”，乃于顺治十七年（公元1660年），定议迁海计划，将东南沿海各省边界滨海五十里内的人民，尽数徙入内地，以杜绝对驻兵台湾的郑成功的接济。这项计划波及福建、广东、浙江、江苏、山东等省。广东奉命迁界，初迁始于顺治18年（公元1661年），而康熙元年（公元1662年）“大宪巡边立界，邑地迁三之二”。“康熙二年八月大宪石俨拟续立界邑地将尽。”（见清嘉庆二十四年王崇熙著《新安县志》P120～121）“康熙三年三月城守将宏闰，知县张延璞逐东西二路二十四乡入界”（见清嘉庆二十四年王崇熙著《新安县志》P120～121）破坏之大无法估计，百姓的悲惨情景难以形容，死者无数，非但城郭被焚，民舍宗祠，也被燔尽。新安县治被取消，并入东莞。直至“康熙八年正月展界许民归业，民如获再生。”（见清嘉庆二十四年王崇熙著《新安县志》P120～121）“七月，旨准复县治”（见清嘉庆二十四年王崇熙著《新安县志》P120～121）。这样，经过长达7年的“迁界”浩劫，新安县清代以前的教学设置、学舍、书室、社学、家塾、文物记录，也随之荡然无存。

    深圳自80年代初开始，进行了近二十年的文物普查工作，从城建的地下出土文物中，从各乡各村的老人回忆中，从仅存的史志、族谱中，从华侨港胞珍存的文件中，深圳历史学工作者进行了持之以恒的耕耘。通过收集、走访、研究，笔者得出一个结论：深圳古代的文化教育也曾经是光芒四射的。

    一

    新安邑地最早的书院是创办于北宋年代的锦田力瀛书院。据清嘉庆二十四年（公元1819年）王崇熙著《新安县志·山水略》载：“桂角山在县东南四十里，多产桂，两山竞秀如角，一名龙潭山，宋邓符筑力瀛书院讲学于其下，今基址尚存”。（见王崇熙著《新安县志》P50）据香港历史学者王齐乐先生考证：锦田，旧称岑山；桂角山。又据《新安县志》述：邓符，字符协，江西吉水县人，宋神宗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进士，曾授承务郎，权南路，历官广东阳春县令。由于邓符深喜广东风土的优美，待官罢归里，邓符卜居桂角山下的锦田。据王齐乐先生考证：“邓氏四世祖符公，公性笃学，好交贤士。解任后，筑室桂角山下，创办力瀛书院，建书楼，读书讲学，置客馆、书田于里中及郭北。修桥梁，发膏火，以资养四方束学之士。乐育英才，多所造就。”（见王齐乐著《香港中文教育发展史》P37～38）王齐乐先生又指出：“由于邓符的努力兴学，致使当时锦田的文化大盛，成为地方上文化和教育的中心。”（见王齐乐著《香港中文教育发展史》P37～38）

    关于力瀛书院的创办时间，据王齐乐先生考证，当在邓符协定居锦田三两年后，应是宋徽宗崇宁至大观年间，即公元1106年～公元1110年间。与广东几家名书院比较起来，力瀛书院创建的时间仅次于英德的涵晖书院，居第二位。而在学舍设置、办学条件、育才贡献诸方面，胜于涵晖书院。王齐乐先生荐《东莞武山乡支派源流》载：“南海霍日  与邑翁炳，尝为力瀛书院作记。”（见王齐乐著《香港中文教育发展史》P37～38）据王崇熙著《新安县志》卷二十一，173页载：邓符创力瀛书斋，以招来学,南海霍日  记其事。足见当时有识之士对力瀛书院的珍视。

    清代，建于南头古城的书院有：宝安书院、文岗书院、凤岗书院。宝安书院，据《新安县志》载：南头古城东门外学宫左，康熙三十三年（公元1694年）知县丁发棠建。日久倾圯废，址犹存，嘉庆庚申年（公元1800年）改建水仙庙。（见王崇熙著《新安县志》P100）据香港王齐乐先生考证：最初在宝安书院担任山长（按：书院院长）的是温泽孚。据王崇熙著《新安县志》卷十五下，129页载：“温孚邑之西乡人，康熙二十九年（公元1690）庚午科举人，以易经中式，授崖州学正。”（见王崇熙著《新安县志》P129）王齐乐先生考证：温泽孚，为人博学，遍览群籍，对《易经》的研究，尤为精湛。当时名士，多从之游。著作颇丰，有《纂要》六卷，《易经精萃》四卷，《群书辑要》五卷（见王齐乐著《香港中文教育发展史》P43、44、46）。宝安书院，是南头古城兴起的最早的一座颇具规模的书院，与锦田力瀛书院相辉映，大大加强了本邑的文教氛围，对培养新安士子具有积极的意义。

    文岗书院，在南头城西五通街，知县段山献 生建于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段山献生，湖广长宁人，进士出身。在知县任内，政简刑清，礼贤下士。因感宝安书院已趋颓废，特倡建文岗书院，以兴教育（见王齐乐著《香港中文教育发展史》P43、44、46）。关于文岗书院的财政来源，据王崇熙著《新安县志》卷九，100页载：文岗书院在城西五通街，知县段山献生建，今旧址犹存。（该书院）拨将廖九我所捐出名扫帚莆租谷五十石，刘壮华龙子尾租谷二十石，拨归书院以为社师束修，生童膏火之费用。据王齐乐先生考证：廖九我为上水人，雍正时增生，他于新安知县段山献   生倡办文岗书院时，即行响应，捐出田产作为书院社田。又有邑人刘壮华捐赠田产为书院社田。廖、刘二位热心捐助经费，一则是为了方便自己的族人和自家子侄，可到邑城去读书，以求深造，另则也是处于邑民对育才的向往，对培养后代的苦心（见王齐乐著《香港中文教育发展史》P43、44、46）。据王齐乐先生考证：在文岗书院担任山长的有：冼攀龙，康熙二十九年庚午举人；黄梦柱，雍正四年丙午举人；邓晃，乾隆二十七年壬午举人；蔡珍。乾隆二十四年已卯举人；陈宗光，乾隆三十九年甲午举人（见王齐乐著《香港中文教育发展史》P45）。由上足见，文岗书院师资力量的深厚实力，及新安清代前期文化教育的兴旺。

    凤岗书院，在南头古城和阳街，原海防厅旧址，康熙十八年（公元1679年）改为东莞场署，嘉庆六年（公元1801年）裁汰东莞场御署，改建凤岗书院，由知县孙树新、王延锦、朱麟徽、许睿相继建成，布政司康基田书以额曰：凤岗书院（见王崇熙著《新安县志》P100）。这是一座四进式的院舍，前座为大门，二座为讲台，三座为先贤堂，后座是魁星楼，左右列书舍八间，两厢有东西书斋，校舍比之宝安书院、文岗书院建筑更为严整、堂皇。经费方面，也较文岗书院充裕。据香港王齐乐先生考证：嘉庆六年，捐置租谷739.44石，租银414.96两；嘉庆十一年，捐置租谷54石，租银22000文；嘉庆十六年（公元1811年）捐置田产5.19亩，租钱4418文。

    关于山长人选，据王齐乐先生考证：道光元年，南海冯斯伟，嘉庆十八年癸西举人，来南头凤岗书院担任山长；光绪年间，又有番禺何彭年，光绪十一年乙酉翰林，在凤岗书院掌教。这里要指出的是，凤岗书院即是深圳市南山区南头中学的前身，尽管历史发展是何等地迂回曲折，然而，滔滔的历史洪流终究不能割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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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社学，是明、清时期用以教育明间子弟的一种学制，据王齐乐先生考证：“明洪武七年（公元1374年），诏告天下，使立社学”见王齐乐著《香港中文教育发展史》P71。据王崇熙《新安县志》页101载:洪武八年，诏有司立社学，延师以教民子弟；十六年，诏民间兴社学。正统元年（公元1436年），会各处提调官及各府、州，严督促课，其有俊秀，得补生员。成化十九年（公元1483年），布政使陈选，大兴社学。弘治十七年（公元1504年），全州、县各立社学，凡民间十五岁以下学童，一律送入社学读书，以发展民间教育。嘉靖元年（公元1522年），提调官魏校倡议将神祠佛宇改建为社学。崇祯十四年（公元1641年），本邑知县周希曜，编次礼、乐、射、御、书、数等六社，考取民间俊秀，肆业其中。由上足见在明代新安县社学的兴旺，民间教育事业的发达。据《新安县志》所载：新安著名的梯云社学，明代嘉靖四十五年（公元1566年），建于南头古城外恩德乡崇镇铺，明万历二十三年（公元1595年）为参将彭信古所重修。登云社学，在西乡村；固戌社学，在旧城下村；碧溪社学，在碧头村（见王崇熙著《新安县志》101）。据王齐乐先生本人亲临原新安邑香港各村、乡实地考察、调查的统计，自明至清两代，乡、村的旧学校如义学、家塾、书室、祠堂等，广布声誉的达25所。

    三

    本邑从宋代起，就有科举人物的出现。据王崇熙著作《新安县志 卷十五下选学表》载，“开庆元年（公元1259年）已未课榜第三甲，黄石，邑之沙头东涌人，授迪功郎，任梅州程乡簿长。”（见王崇熙著《新安县志》P127）“咸谆十年（公元1274年）甲戌科举第三甲，曾宋珍，本邑罗田人，授迪功郎任郑州尉。”（见王崇熙著《新安县志》P127）至明、清二代，科举人物更加人才蔚起，通过各级考试走上仕途的约230人。如“明弘治三年（公元1490年）庚戌科榜第三甲，郑士忠，邑之西乡人，任浙江丽水县知县。”（见王崇熙著《新安县志》P127）“万历十四年（公元1586年）丙戌科榜第二甲，陈果，城外南山乡人，任兵部主事。”（见王崇熙著《新安县志》P127）“乾隆十九年（公元1754年）甲戌科榜第三甲，江士元，邑之大步涌人。”（见王崇熙著《新安县志》P127）以上为国朝科。乡科中式的宋代有“邓交龙，邑之龙跃头人，宝佑六年戊午科，赋漕举。”明代有“正德十四年（公元1519年），已卯科，吴预，城外南头人，以《诗经》中式，初，任福建邵武府推官，升柳州同知寻，升南京工部员外郎。”（见王崇熙著《新安县志》卷十五下P128）“万历四十年（公元1612年）壬子科，陈龙佑，邑之沙井人，以诗经中式，官国子监助教，升湖广归州知州。”（见王崇熙著《新安县志》郑十五下P129）以上是“文举”人物的举例。其中三甲及第者即“进士”计15人；乡试中式者即“举人”甚众；拨贡15人；复贡10人；优贡、岁贡、恩贡等甚众。

    我国唐代武则天创武举，一直沿袭到清朝。新安县的武举人物在明朝出现，至清朝武举人物更加蓬勃。“明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壬午科，郑斌，邑之西乡人，武乡科中式。”（见王崇熙著《新安县志》卷十六下P135）“清康熙三十年（公元1691年）辛末科，武甲科，麦斐，邑之周家村人，世球子，历官四川会川民卫掌印守备，浙江衢州协中营都司，江南提标，后营游击。”（见王崇熙著《新安县志》卷十六下P135）此外，据《新安县志》载，武举的“禀贡生”11人，“增生、附贡生”42人，“例贡生”118人；“例监生”51人；封赠者80人；“荫职”者6人（见王崇熙著《新安县志》卷十六P135～145）。 由上可见，新安县地宋、明、清三代文、武举成就卓著，科举人物数不胜数。而宋代的力瀛书院、清代的宝安书院、文岗书院、凤岗书院以及云梯、青云、固戌、碧溪等几所著名的社学，各村各乡的义学、家塾、书室、祠宇等正是造就新安科举人物的摇篮。新安科举人物，官至中央及各省市，贡献突出，享誉全国。这正是以南头为管治中心的新安县文化教育发达的标尺。也是深圳地区古代文化教育颇具成就的证明。（作者是退休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