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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雍正御碑看深圳推广普通话

来源:王基发布时间:2013-04-24

    深圳在历史演进过程中,留下了许多文化遗迹,让人们感受到这块热土至20世纪末成为世人瞩目的聚集点决非偶然。这里的许多文化遗存一再证明了这一点。新安县衙前有一面石碑,名曰:“谕闽广正卓音”,就是一个显例。

    该碑为“大清雍正五年立石”,全碑11行,每行34字,计374字,现照录于下: 

    上谕: 

    凡官员有莅民之责其语言必使人人共晓

    然后可以通达民情熟悉地方事宜而办理无

    误是以古者六书之制必使皆声会意娴习谐

    音皆所以遵成道之风著同文之治也朕每引

    见大小臣工凡陈奏覆历之时惟有福建广东

    两省之人仍系乡音不可通晓夫伊等以现登

    仕籍之人经赴部演礼之后其敷奏对杨尚有

    不可通晓之语则赴任他省又安能於宣读训

    谕审断词讼皆历历清楚使小民共知而共解

    乎官民上下语言不通必致胥吏从中代为传

    达於是添饰假借为弊从生而事理之贻误者

    多矣且此而省之人其语言既不可通晓不但

    伊等历任他省不能深悉下民之情即伊等身

    为编氓亦必不能明白官附之意是上下之情

    捍格不通其为不便实甚但语言自动习成聚

    难改易必其徐加训导庶几历久可通应令福

    建广东两省督抚转饰所属各府州县有司教

    官遍为传示多方教导务期语言明白使人通

    晓不得仍前习为乡音则伊等将来引见殿陛

    奏对可得详明而出仕地方民情亦易於能晓矣

    (附注:碑文中“聚”应为“骤”。“附”应为“府”)。

    这通碑所阐释的内容,同雍正求治的意图是一致的。对于雍正皇帝的评价是有争议的,但对其励精图治的决心和措施史家的评价却是肯定的。语言看似小事,实则却是关乎国家治乱和百姓安居乐业的大事。这正是雍正非常关注的缘由。

    雍正这道上谕,从官员的职责和语言之关系立论:“凡官员有莅民之责,其语言必使人人共晓,然后可以通达民情,熟悉地方事宜而办理无误。”说明语言不是小问题,是同官员施政能否有效的关键性的问题。进而指出“六书之制”“皆所以遵成道之风,著同文之治”的目的。从而说明语言必使人人共晓的极端重要。接着提出陛见陈奏覆历时“唯有福建广东两省官员仍系乡音不可通晓”之问题,而且是在“伊等现登仕籍之人,经赴部演礼之后”,“其敷奏对杨尚有不可通晓之语”,问题就更加严重更加需要解决了。这些官员要赴任他省“又安能於宣读训谕、审断词讼,皆历历清楚使小民共知而共解乎”?这便难于把施政于民贯彻到百姓中去,势必出现篷架,给胥吏以可乘之机:“官民上下语言不通,必致胥吏从中代为传达,於是添饰假借百弊丛生,而事理之贻误者多矣”。对这种弊端,雍正必有深切的体会,否则便不能做出如此剀切中肯的判断。这使人们想起包拯尹开封府时一个重要举措:开门放告。雍正又进一层指出:“且此两省之人,其语言既不可通晓,不但伊等历任他省不能深悉下民之情,即伊等身为编氓亦不能明白官附之意,是上下捍格不通,其为不便实甚。”这里从为官为民两种角度分析语言不通的危害:从为官说是“不能深悉下民之情”,从为民说是“不能明白官府之意”,结果是上下捍格不通,其为不便实甚”。上下捍格,官民之间不能畅通,是为政的大忌。

    问题清楚了,怎么解决呢?雍正提出的办法明白而切实,他指出: 但语言自幼习成,骤难改易,必其徐加训导,庶几历久可通。

    他的具体措施是:“令福建广东两省督抚转饰所属各府州县有司及教官遍为传示多方教导,务期语言明白使人通晓,不得仍前习为乡音”。他预期官员将来在“引见殿陛奏时可得详明,而出仕地方民情亦易於通晓矣”。应该说这种乐观的估计是有根据的,亦说明雍正是多么企盼它成为现实。

    如果说在封建社会闽广语言不通问题已成为一个关注的焦点,并引起最高当局的干预,那么,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20多年的今天,又重提这一并不轻松的话题,还有必要吗?答案应该是肯定。这使我想起了一桩住事:1966年12月我随大串连的潮流来到广州,被安排在广州市人民医院旁边的一户居民家中住宿。由于语言不通闹了许多笑话。最有趣也最尴尬的是在黄埔港参观时中午我吃饭的一幕:一个单位大门口坐着几位职工,我们对他们说:我们饿了,要找接待站吃饭,说了三四遍他们还是听不懂。后来他指着一快黑板让我们写出来,当我写下要找接待站吃饭时,他们都笑了,便迅速写下接待站的方位。这件事虽已过去三十七年,至今想起仍叫人啼笑皆非。但是今天这种语言不通的状况,并未彻底改观。近几年大部分时间在深圳度过,这种感觉与日俱增,心里老觉得这是深圳继续发展的一个障碍。

    在改革开放的前沿广东,这个问题显得尤为迫切。有人可能说,这20余年广东改革开放不是取得了举世瞩目亘古未有的成就么?是的,这是无可辩驳的事实!但是,如果不存在语言障碍,成就必当更巨大更辉煌。所以,对方言改革的迟滞缓慢不必寻找理由迥护遮盖,而应坦然承认采取有力度的措施逐步予以解决。 现代广东同近三百年前相比,改变语言的条件是有天壤之别不可同日而语的了。林立的大中小学以及幼儿园,特别是具有强大辐射力的广播电视,在推广普通话工作中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语言改易的功效,不会像开公司办工厂那样明显直接,但是,它那无形的作用却渗透于政治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真可谓无时不有无处不在。在特定的情状下,它的作用决不比办一座大公司的效益差。所以,对这个问题是不能等闲视之的。(作者系河南师范大学教授、常居深圳)

编辑:田小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