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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韬奋、茅盾在东江抗日游击区

来源:郑新发布时间:2013-04-24

1942年1月9日午夜,三只小艇载着第一批化装成难民抢救出来的文化人中,有对我国革命文化作出卓越贡献的邹韬奋、著名作家茅盾、翻译家戈宝权、理论家胡绳、沈志远等二十余人。小艇在月色蒙蒙的铜锣湾海面上,绕过密密麻麻的大小船只,冲出了港口,偷渡九龙。12日经荃湾出元朗,经落马洲,越过深圳河到赤尾。13日越过宝深公路,爬过梅林坳,安全到达东江抗日游击队总部宝安的白石龙村。同日到达的还有五六十人。

白石龙村,二三十户人家,对面一个广场,一座漂亮的两层小楼,还有一个小教堂,村后是茂盛的树林,村前有一条小涧,传来潺潺的流水声。就是这样一个满山荆棘的小小的山村,前后竟接待了数百名闻名中外的名流学者和著名作家、艺术家及各方面的重要民主人士,在历史上真是一个奇迹。

第一批文化人到达的当天晚上,总队领导曾生、林平等同志亲自接待了他们,请他们吃了一餐美味的狗肉宴。虽然只有一荤一素两道菜,茅盾说:“这顿饭吃得真痛快,永远也忘不了!”篝火在山腰上熊熊点燃起来,大家围着火堆席地而坐,一个野外联欢会开始了。火焰映红了大家的脸庞,悠扬而豪情的游击队战士的歌声,理论家们的高谈阔论,诗人们的即兴朗诵,使人终生难忘。而印象尤为深刻的是风趣的又会唱京戏、又会说大鼓的剧作家于伶,还有那年轻的演员凤子女士,她的出色表演获得了全体同志最热烈的掌声。

第二天,总部召开座谈会,庆贺和慰问韬奋、茅盾等文化人脱险归来,并向他们传达了党中央和周恩来同志对抢救工作的指示。座谈会开得十分热烈,很多同志畅谈了脱险的经过和由衷的对党对部队的感激之情,很多同志热泪盈眶,充满了激情。种种传奇般的惊险情节,种种部队战士和文化人在那难以想象的万般艰难险阻的脱险过程中建立的深厚而动人的情谊,令人感动。以后很多同志都写了生动而感人的回忆文章。韬奋说:我们是一支文化游击队。没有人民的枪杆子,就没有人民的笔杆子。茅盾说:这是抗战以来,简直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抢救行动。会后有几位文化人给部队领导同志题词作诗。茅盾写了一首。韬奋为曾生司令员写了“保卫祖国,为民先锋”的条幅。

几百名脱险的文化人到达白石龙不久,国民党顽军配合日军两面夹攻白石龙,都被游击队打退了。游击队为保证韬奋、茅盾这批文化人的安全,采取了分散隐蔽的办法。总部派人在龙华的羊台山半山窝的蕉窝村、扬美村、深坑村搭起了比较安全而又隐蔽的山寮招待所。生活书店的徐伯昕和戏剧界的许幸子、凤子,美术界的特伟等一百多人住进了扬美村山寮;韬奋夫妇、茅盾夫妇、胡绳夫妇、于伶夫妇和沈志远、张铁生等二十多人住进了深坑山寮。那时,我被调到深坑山寮招待所当勤务员,同韬奋夫妇朝夕相处。韬奋长子邹嘉骅、次子邹嘉骝、女儿邹嘉骊,这时也来住在一起。 宝安的羊台山,高587米,云雾缭绕。深坑村是羊台山和龙华墟南面之间的一个山窝,一条小溪从山坑边蜿蜒流过,一条小路逆溪而上,小路边有几座破烂房屋。跨过小溪,沿着另一条山峡,穿过山荫小径,有个畚箕形的山窝,周围长满了松树。部队在这里搭起的山寮,又名“茅寮”、“山茅寮”、“草棚寮”,就是用松树、竹子、茅草搭成的“人”字形茅草房,内搭了长达15米的统铺,铺上厚厚的稻草。女的靠边住,用毡子拉上屏障。寮外有一小块地坪,可作户外活动之用。早春二月,山寮简陋、潮湿、寒风吹得山哔哔作响。同志们衣衫单薄,但大家精神振奋,充满了乐观主义。茅盾戏称:这是“卧薪尝胆”。

山窝里的环境十分艰苦。当时,对文化人的生活只能按比游击队战士高一倍的标准,一天生油一两,菜金二角。韬奋和我们一起吃着粗糙的菜饭,惟一能改善生活的是到龙华墟去采购价廉物美的香肉(狗肉),有时还去掏鸟窝。大家都生活得乐呵呵的。 韬奋在深坑山寮提出要把这支队伍变成一支文化游击队。茅盾说,这是作家与抗战相结合,创造革命文学的最好机会。

许多文化人对抗日游击队的政治工作和战士的文化学习帮助很大,给战士上文化课,给干部讲哲学、政治经济学和国内形势。胡绳、戈宝权、黎澍等还直接参加了游击队的政治工作。韬奋对游击队的报纸特别感兴趣。宋之的说:“邹韬奋有‘办报瘾’”。韬奋翻阅起部队的《新百姓报》总是爱不释手,他翘起大拇指说:“真不简单,你们四处为家,艰苦创业,为民族大喊大叫,真是可喜可嘉。只有共产党员才能有这样的胆识和远见!”接着又说:“我在二十年前就想做个新闻记者,在今天还是想做个新闻记者,提起自己的秃笔与黑暗势力作斗争,唤醒国人奋起救亡御侮,是我平生之愿!在你们的报纸上,我看到我应该学习的东西。” 部队决定将《新百姓报》和《团结报》合并,改名为《东江民报》,集中人力、物力把报纸质量办得更高些。

当韬奋来部队考察时,报社请他挥毫书写了“东江民报”的报头。茅盾也为东江报的副刊“尾声”题了刊名。韬奋经常为报纸写稿改稿。在韬奋的热情帮助下,报纸质量和报社的同志在写稿、版面编排等方面都得到了很大的提高,报纸的影响也扩大了。我和韬奋一家就是在这个简陋的深坑山寮招待所里结识的。我每天为他们打水送饭。他们自己讲上海话,对我们讲普通话,开始有点拘束,时间久了,有了感情,也就有说有笑了,相处十分融洽,亲如家人。记得有一天,沈粹缜夫人亲切地用她那带上海口音的普通话问我:你叫什么名字?今年几岁了?家乡在哪里?等等,我都如实回答,沈夫人面带笑容连连点头。在她旁边戴着眼镜的韬奋先生,起初侧着头仔细听我回答,后来,他伸出右手翘起大拇指,高兴地对我说:“好,你这么小小年纪就参加了游击队打日本鬼子,好,挺好!” 韬奋对我十分亲切,十分关心、爱护,问过我很多问题,谈过很多话,都因年隔久远,记忆模糊了,惟独这几句话,在记忆中印象特别深刻,当时给我的鼓舞是很大的,使我激动了好些天。

2月中旬,党中央得悉大批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人安全到达东江游击区,发来了慰问电报,并对游击队和港九党组织参加秘密营救工作的人员,给予了表扬。林平、曾生等领导同志带了几只狮头鹅和几瓶酒,来到山寮招待所进行慰问,传达党中央慰问电。 几天后,这批文化人陆陆续续转移到内地,离开了东江游击区。韬奋、戈宝权、胡绳、沈志远等几位著名文化人由于身份比较暴露,不容易通过国民党统治区,在部队多留了两个多月,直到4月,才陆续转移。他们几个是受苦最多的。

韬奋本来是要去桂林的,但国民党已在沿途各关卡悬挂韬奋相片,密令“一经发现,就地惩办”。因此组织上先派人把他的夫人和孩子们送到桂林郊区。连贯叫郑展改道护送韬奋到梅县,安置在梅县西南十八多里的偏僻的江头村隐蔽下来,直到9月25日离开梅县,前往沦陷区上海,然后再去苏北解放区。这是韬奋一生中第六次也是最后一次流亡。

韬奋离开东江游击区时,部队军政干训班的同志集体欢送。韬奋望着学员们的枪支,望着相处了三个多月的战友,激动地说:“我为民主与自由而努力奋斗了这么多年,总是感到力量不够,现在看到你们光亮的枪,看到你们的亲热的面庞,我是多么兴奋啊!同志们,希望你们握紧手中的枪,这是胜利的保证……” 游击队的同志和我都没有想到,这次离别竟成永诀。 (作者系东江纵队老战士、离休干部)

编辑:田小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