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笼罩广东大地。1927年4月17日，中共广东区委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区委暂时迁往香港，另成立中共广州市委。各地党组织被迫转入地下，继续领导人民坚持革命斗争。

    为确保广州、增城、东莞、宝安地下党组织与设在香港的省委机关（广东区委）的联系，1927年8月间，中共广东区委派出陈郁（宝安南头人）等人从香港回到宝安，专门指示宝安县委，要求在深圳河附近建立交通站，以沟通省港两地的交通联络。在宝安县委和当地群众的密切配合下，皇岗交通站、山厦交通站先后建立，并开辟了一条从香港（区委）到宝安、东莞、增城、广州等地党组织的地下交通线，正是这条地下交通线，成为连接上级党组织和地方党组织的红色纽带。而皇岗交通站、山厦交通站作为红色地下交通线上的“点”，成为当时许多革命同志的中转站和落脚点，这条地下交通线，不仅使上级的指示及时传达到各地党组织，又使各地党组织开展革命斗争的情况以及重要情报及时上报；在极端困难时期，地下交通线既营救、护送了一大批革命同志安全脱险，又为党组织活动提供了济济接应，在革命斗争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因而成为革命低潮时广东党的“红色生命线”。

    皇岗位于深圳与县城南头之间，与新界的落马洲、米浦村一河之隔，深圳至南头公路横贯村北，水陆交通便利。这一带又是国民党反动派统治力量比较薄弱的地方，该村300多户人家，约有1000多人，农会会员占300多人，并建立了党组织和部分武装，群众基础较好。基于这些有利条件，县委便决定以皇岗为交通大站，建立一条红色交通线，确保省委和县委的联系。交通站由共产党员庄泽民任站长。交通线分内线和外线。外线由曾品贤（后被捕叛变）负责，这条路线是从皇岗出发，经乘火车到九龙，在香港指定的联络地点接受上级交给的任务，主要是把密写的文件、指示带回宝安，转送到上级指定的目的地。内线由庄海添负责，这条线路是从深圳出发，到九龙旺角大华戏院附近接受任务，然后返回皇岗往上梅林、白石龙至楼村等地。为确保交通线安全，各点选派了可靠人员负责：上梅林由黄焕廊负责；白石龙由蔡耀负责。

    皇岗交通站还兼有负责护送干部出入境的任务。入境的路线是由九龙、新界到落马洲，在落马洲设一落脚点，负责人是张贯卿医生。出境的路线是由东莞石龙或山厦、平湖，沿广九铁路到罗湖，直到皇岗，再由交通站派人护送到新界、九龙抵达香港（这是省委控制的交通线，一般不使用）。落马洲站在1928年因张贯卿迁居而改在米浦村冯水（海关工人）家里设立接待点，其他路线仍未改变。这条红色交通线曾护送过许多同志，其中有广东省委领导人李源、蔡和平、阮峙恒、赵自选、黄学增等。

    交通站还负责收集情报并将情报迅速报送给上级领导，使领导机关及时掌握敌情，部署行动。1927年12月，深圳农民武装出发参加广州起义途中，接到广九交通员送来广州起义失败的消息，并传达省委回原地待命的指示，避免了扑空广州而受损失。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党处于非常艰难的境地，经济接应不上，交通站人员和过境干部常发生经济困难。在艰苦的日子里，共产党员都能无私地为党筹集活动经费而贡献自己的一切，蔡子商（又名子襄、子湘、蔡来）是其中最突出的一位。他出生在蔡屋围，父亲蔡记能在深圳上大街开设汇兑庄和大来金铺。1926年间，他秘密参加了党组织，从未在公开场合露面。皇岗交通站建立后，他利用少东家的身份掌柜，把大来金铺作为党的经济接济点，只要交通站的人往柜面上一站，说声“兑些零钱吧”，他就心领神会，如数把钱交给来人。当时，宝安交通线的活动经费大部分靠他负责接济，直到他牺牲为止。

    1928年间，宝安举行过二次武装起义，国民党县党部纠集县兵和民团对共产党及农民自卫军进行清剿，致使共产党员和农民自卫军人员越来越少，形势更加险恶，留下极少数人员也难以立足，因此，全部转移到香港等地，皇岗交通站站长庄泽民也秘密转到九龙，通过组织关系介绍到香港一家洋服店，以学徒身份掩蔽起来，皇岗交通线一度中断。

    1930年2月，党组织决定恢复皇岗交通站，派庄泽民从香港返回皇岗，在村内的水围开设杂货小店，恢复了皇岗党组织和交通站的活动，并在庄海添家设立了临时接待点。1931年 3、4月间，庄泽民任地下党三区（深圳镇周围地区）区委副书记兼交通负责人，外线仍由曾品贤负责，内线仍由庄海添任交通员。

    1931年12月，曾品贤、庄海添被捕叛变，出卖了深圳大来金铺、鱼街广德祥店联络点及蔡屋围农会负责人、石下村以及皇岗交通站负责人，庄泽民等9名交通员被捕。叛徒又带敌人到平湖，包围了纪劬劳学校，逮捕了原中共宝安县委书记刘伯刚等2名共产党员，正当敌人要把他们押走的时候，地下交通站的成员迅速组织平湖墟的商民、店员工人和糖寮的农民一涌而上，将他们解救出来。由于叛徒的出卖，皇岗交通站和宝安县的交通线除山厦站外均遭受极其严重的破坏，红色交通线被迫中止了一切活动。

    中共平湖山厦村支部是一个坚强的堡垒，在起义失败后的革命低潮中，领导群众和敌人进行了长期隐蔽的斗争，将农会改组成“协耕会”、“银会”、“谷会”、“牛会”等群众组织，借以团结互助，积蓄力量，成为大革命失败后不倒的红旗。山厦村秘密交通站是中央交通局和省委直接安排建立的，以流动的形式，随时更换接头地点，灵活、隐蔽地开展活动。尽管反动势力包围下的山厦村极为危险，而这个秘密交通站始终未被国民党反动派所破坏。 (参考资料：《深圳市党史资料汇编》第一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