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11月15日上午，我去深圳迎宾馆桂园，看望国务院原副总理谷牧同志，首先问候他和夫人的身体现在好吗？他笑着说：现在我还可以，我向你们坦白交待，每周打两次高尔夫球，跳两次舞，在家里每天晚上打桌球。我跟你们说啊，在我们这把年纪，运动很重要。老伴的身体不好，得了一种怪病，吃什么都不吸收，现在靠打针维持，听医生说死不了人，但治不好。

    当谈到深圳等几个经济特区的建立和对外开放时，我说：你是当时参与中央决策，并亲自组织实施，为国家作出了很大贡献的，你对特区十分关心，直到退下来后每两三年还来看一看，听说经济特区的建立和对外开放，是1978年6月由你率领我国国务院代表团访问欧洲后提出来的。

    谷牧同志说：这是党中央决定的我国第一个政府代表团访问欧洲。我当时是一位副总理，但到法国时是法国总理到机场亲自迎接，到其他国家都是国家元首接见。当时是谁提出组成这样一个代表团访问欧洲已记不清了。

    我说：据说搞经济特区，是代表团访问回来后，向中央汇报时提出，经中央研究后下决心搞起来的。谷牧说：访问回来后，邓小平先叫我去，向我详细询问了情况；然后由我亲自向中央汇报，当时所有的老帅都参加了，我汇报中提到国外利用搞“加工区”、“自由贸易区”等形式引进外资，发展工业和外贸出口后，叶帅、聂帅先后发言说：“谷牧同志到国外也看了，也说清楚了，过去我们只知道说自力更生，为什么外国能搞加工贸易，引进外资，而我们就不能搞呢？我看我们也应该搞。”几个老帅都很支持，中央领导人大多数赞成。深圳叫经济特区也是邓小平亲自定的。

    谈到现在回过头看，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最成功的是两个方面：一是农村的改革，一个是对外开放建立经济特区。听说任仲夷要求在大连也搞一个特区，还研究好了方案，当时正准备提交中央讨论批准。但这时恰好有一位大理论权威从深圳考察回来说：深圳除了国旗是红的，其他都变白了。这样一来就给放下来了。谷牧笑着说：当时确有此事。以后，我与这位大理论权威还面对面发生过一次激烈的争论。当时，我们写了一个对外开放的报告，中央书记处讨论时，时任总书记胡耀邦看了后很支持，说给你批转这个报告；但那位大理论家却说，转发这个报告可以，但要附上一个材料，这个材料的名称叫‘上海租界的由来’。那时我也是书记处书记，坐在他对面。我当即表示坚决反对。我说这个报告是主张对外开放的，怎么能附你那个意思完全相反的材料呢？我站起来说：上海租界的产生，不是上海道台的腐败，而是满清政府的腐败和软弱无能，如果上海道台不听话，一个不听话可以换掉一个，两个不听话可以换掉两个，但这并不是上海道台的事。今天这样的事不可能出现，我们有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但这个报告还是没有转发出去。

    我国对外开放具有速度快、规模大、效益好的特征。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五六年就走了三大步：一步是建立4个特区，二步是沿海14个城市开放建开发区，三步是建立了3个三角洲开放地带。不久又接着建立海南省大特区和建设上海浦东大开发区。现在全国已经全面开放，吸引外商投资排到世界的第2位，国家外汇储备排到了第2位。

    “周总理是一位很有远见的伟人。”谷牧说，记得1974年的一天，我与他乘飞机到哈尔滨，在飞越渤海湾时，周总理要求飞行员绕着沿海的港口飞了一圈，他对我说：世界上各发达国家，都是利用港口开展贸易活动的，因为海运不需要修铁路、修公路，运输量也大。中国过去被西方包围，不可能利用海上运输开展对外贸易，现在条件允许了，你要注重加强港口的建设，并且明确分工，以秦皇岛为基点，叶林向北，你向南，利用三年时间，将沿海港口建好。我将秦皇岛到广西防城宜建港口的地点都跑了一遍。1974年前，全国只有60个万吨码头，到了1976年已经发展到100多个，增加了一倍。在1975年底周总理病危期间，我还亲自向他汇报说：总理啊！全国的港口建设工作已经提前完成了。总理听了很高兴，并且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他下了一生中作的最后一个政令：他要我注意抓抓航空港的建设。但是，在那时是不可能的。当时的机场和民航全部由空军负责管理，空军司令员不可能听我的。但我又不能不传达，于是我在国务院会议上传达了周总理的指示：要加强航空港的建设。

    作者简介

    张根生，原籍河北省安平县，1923年出生，1938年1月参加革命，同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建国后，1951至1955年底任广东韶关地委、粤北区党委副书记、书记和行署主任。1964年后任中共广东省委秘书长、常委、候补书记。1970年8月任广州市革委会副主任、市委常委、副书记。1972年后，任省革委会副主任、省委书记。1977年9月，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农林部常务副部长。1979年10月，任吉林省省长、省委书记。1985年任国务院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七届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

    张根生同志参加了经济特区、沿海地区对外开放的调查研究工作，积极支持各个特区的建设和沿海城市的开放。离休后居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