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商报社由一个被停刊整顿、鲜为人知的周报社，仅短短九年时间发展成跻身于“广东五大报”行列的现代化、集团化报社。深圳上上下下和全国新闻界公认，深圳商报社的崛起，创造了中国新闻史上的深圳速度、深圳效益。

    这里忆述的只是深圳商报社创业历程中几个难忘的片断。

    端正导向

    《深圳商报》创刊于1989年1月20日，周一刊，对开4版。在同年的“六·四”风波中，因一度犯了舆论导向的错误，于10月停刊整顿。

    1990年8月，市委、市政府根据深圳经济特区发展的需要，决定《深圳商报》复刊。市委请求中宣部推荐一位总编辑。中宣部干部局领导跟我谈了此事。没想到，我正在考虑之中，就来了通知：9月1日，深圳市委已任命我为深圳商报社总编辑。虽然我感到突然，但还是横下一条心，只身南下特区，迎接新的挑战。

    9月5日晚，我抵达深圳。6日，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杨广慧，市文委主任陈荣光等同志请我喝早茶，作陪的是全社30多名员工。杨部长告诉我，深圳商报社的新班子，还有两位副总编，一位由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倪元辂兼任，一位是原报社筹备组成员余日合。他强调，你的任务主要是端正舆论导向。9月18日、10月12日，市委副书记秦文俊、市委书记李灏先后接见我，明确指出，《深圳商报》是市政府机关报，是党和政府在经济战线上的喉舌和舆论阵地，要积极宣传党的经济工作方针、政策。

    复刊筹备工作千头万绪。按照市委指示精神，我们首先抓《深圳商报》的重新定位。经过反复讨论，确定了复刊报告中提出的“立足深圳，宣传特区，辐射内外，服务经济”的办报方针；制定了“关于宣传纪律的十条规定”。强调“无条件地与党中央在政治上保持一致，决不允许发表与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决议相违背的言论”； “必须坚持市政府机关报的性质，接受和服从市委、市政府的领导，当好经济战线上的耳目和喉舌”，等等。接着，进行了3期试刊。这3期试刊集中反映了深圳特区经济建设中的重大现实和理论问题，信息量大，版式新颖，可读性强，受到各方面的好评。12月10日，市长郑良玉在《深圳商报复刊编辑方案》上作了批示：“我赞成《商报》的办报思路。试刊期间你们的工作是认真负责、下了功夫的。我相信，经过你们的继续努力，政府和社会的支持，能够走出一条办报的新路来。”

    1991年1月2日，《深圳商报》正式复刊，为对开4版周二刊。1月3日，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联合下达中共深圳市委1号文件，明确规定：“《深圳商报》为市政府机关报，是由市政府主办的综合性经济报纸，是市委和市政府在经济战线的喉舌和舆论阵地。其宗旨是立足深圳，宣传特区，辐射内外，服务经济。”“深圳商报社属市政府编制序列，正局级事业单位，实行总编辑负责制。”1月8日，在竹园宾馆举行《深圳商报》复刊招待会。市委书记李灏，市委副书记、市长郑良玉，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王众孚，市委常委、副市长林祖基，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杨广慧，以及专程从外地赶来的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公共关系协会会长、原经济日报总编辑安岗，中宣部新闻局副局长刘国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代表岳颂东，新华社新闻研究所所长成一，广东省新闻出版局副局长万炜明等到会祝贺。招待会由陈荣光主持。我致词后，郑良玉、刘国雄等领导讲话。出席招待会的还有京穗港深各界人士共500多人。会议隆重简朴，反响强烈，为深圳商报社的发展开了一个好头。

    复刊后的《深圳商报》，立足深圳，贴近实际，出经济题目，做经济文章，连续打了几个宣传战役，很快打出了自己的品牌。当时，深圳有120万“打工仔”。一些“三资”企业管理粗暴，“打工仔”的合法权益甚至人身自由受到侵犯。报纸以此为突破口，连续发表8篇百万“打工仔”工作、生活状况的调查报告，响亮发出“应给他们树座丰碑”的呼声，并发表《全社会都要关心临时工》的评论，为市委、市政府解决临时工问题提供了舆论支持和客观依据。广大读者赞扬《深圳商报》复刊伊始，出手不凡，为深圳“打工仔”说了心里话，办了件好事、实事。根据江泽民同志关于“特区今后的任务是提高水平，增进效益”的指示精神，市委、市政府提出，在前10年创造“深圳速度”的基础上，用10年时间创造一个“深圳效益”。从“深圳速度”转向“深圳效益”，这是党中央的要求，也是全市经济工作重点的转移，是一项重大的战略决策，报纸抓住这个“题眼”做文章，经过充分调查研究，推出了12篇论述创造“深圳效益”的评论员文章，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同时，与《经济日报》合作，开展了“评选深圳经济效益十佳企业”活动。围绕国有企业改革，连续刊发6篇股份制问题专访和《强化公有制经济的伟大试验》、《释放东方经济能量之路》两篇理论文章，为市政府正式颁布《深圳市股票交易与交易管理暂行办法》的“红头文件”创造了良好的舆论环境。围绕“清查伪劣商品，整顿市场秩序”这一主题，大张旗鼓地向伪劣商品宣战。推出《“上帝”的烦恼——深圳市场伪劣商品追踪》等一组长篇通讯，从伪劣商品现象到产生原因、治理对策进行了充分而有说服力的报道。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为配合“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理论”教育，深圳商报社联合市委宣传部、市总工会开展了“双基”知识竞赛活动。刊登竞赛试题的那期报纸发行413万份，收回有效答卷381万份。一时间，复刊不久的《深圳商报》传遍全市各个角落，极大地提高了报纸的知名度、权威性和公信力。

    三件宝贝

    “复刊初期三件宝——单车、风扇、电饭煲”。这是深圳商报社创业初期在员工中流传的一句话。

    那时，员工工资很低，更谈不上奖金。办公场地是租用园岭办事处一层和7层一共二百多平方米的几间房。没有电梯，只好爬楼梯；没有空调，就靠几台电风扇消暑；没有暗房，摄影记者就在洗手间拉起黑布帘在里面冲胶卷。一间大办公室中间放一张乒乓球台，既当会议桌，又当饭桌，中午还当床睡。交通工具更可怜，全报社只有两台车（一台人货车，一台空调已坏的小面包车）。说到住房，报社不但没有家属楼，而且租房的资金也很紧张。从全国各地聘来的员工，只好几个人合住一间房，或几家合住一套房。员工吃饭没食堂，报社给每人发一个电饭煲；住室没空调，每人给一台小鸿运扇；外出采访没汽车，就每人配一辆自行车，这就是当时“三件宝”的来历。

    在那艰苦创业的岁月里，有很多有趣的小事使我难以忘怀。有一次，我到市委、市政府开会，因为是人货车，门卫不让进大院，只好换乘“11号汽车”（两条腿）。有一次，常务副市长王众孚和我一起在外边参加一个活动。临走时，他的车没有来。我说：“您就坐报社的车，一起走吧！”他坐上小面包车，不一会儿就大汗淋漓。他不停的擦汗，连说：“老高啊，我可知道你为什么让我坐你的车啦！”我笑着说：“您放心吧，我不会跟您要车的。”最令人尴尬的是，记者坐本报破旧的小面包车跟市领导参加外事或政务活动，保卫人员根本不相信这就是随行的采访车，常常半路被截下。记者只好赶紧采取别的办法跟进，以保证不误采访。深圳商报社没有印刷厂。报纸编好后，只能将磁盘带到深圳特区报印刷厂出胶片、晒PS版、上机印刷。1991年2月12日晚上，总编室主任和四位编辑、校对带着“欢欢喜喜迎羊年”专刊的磁盘到特区报印刷厂。等到报纸印完，天已大亮了。每个人带着几张洋溢墨香的《深圳商报》，登上自行车上路找早茶喝。他们转了几条街，所有酒店都写着“即日起开始放假”的告示。饿着肚子，面带倦容，又不甘心就此睡觉，只好回到宿舍，自己动手煮了一锅北京杏仁茶。这正是他们自己戏说的“腊月二十九，吃光了一锅杏仁茶”。我上下班从不用报社的汽车接送，每天或走走跑跑，或骑着自己掏腰包买的自行车，从鹿丹村单身公寓出发，穿过荔枝公园，赶到园岭报社上班。有一次，我临时借一位记者的旧自行车用，不慎被盗，就拿出钱来赔偿，对方坚决不要。在双方推让时被大家看见。于是，有人说：“哇，老总也成了深圳人了！”一句话说得大家都笑了。因为当时深圳流传一句话：“不丢自行车，不算深圳人。”

    我有一个突出的感觉，家是穷家，但是员工的精神面貌很好。条件苦，但是没人叫苦，相反，都是以主人翁的姿态，不计时间，不计报酬，艰苦奋斗，团结奉献。他们想的是如何为深圳商报社的发展、为特区的新闻事业的繁荣尽心尽力。听，在升国旗仪式上，员工们在高唱集体创作的《深圳商报之歌》：“大鹏展开改革的翅膀，南海掀起开放的巨浪，拓荒牛耕耘神奇的土地，‘一夜城’迎着初升的太阳。八方儿女汇集南疆，倾心传播特区之光；杜鹃盛开荔枝飘香，我们是蜜蜂采花奔忙，辐射内外，服务经济，字里行间无限春光。八方儿女汇集南疆，热血谱写崭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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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脚板新闻”

    1991年春节，我给郑良玉市长拜年。聊天的时候，我不经意地提到深圳商报社的工作、生活条件太差了。他倒严肃起来，说：“老高哇！我重视‘硬件’，更重视‘软件’。”他的话告诫我：万事开头难，首先要抓的是“软件”。一定要把报社管理好，把报纸办好，而这一切的关键是把队伍建设好，真正做到政治强、业务精、纪律严、作风正。

    有一次，报社领导班子专题讨论队伍建设。我提出，办报之道在于树人，而人是有精神、有追求、有创造力量和人格力量的。因此，在树人过程中，要致力于构建“商报文化”，铸造崇高报魂，即围绕办报逐渐形成一系列观念以及与其相适应的行为规范和制度。大家都很赞成。经过反复讨论，会议确定，以“忠诚、团结、开拓、求精”这四句话八个字作为“深圳商报精神”。还决定，以丰富多彩的活动为载体，营造文化环境，形成文化氛围，塑造文化形象。

    作为一项具体的、重要的措施，我们注重在实践中锤炼编辑、记者的精神境界和采编技艺。多次组织大家上第一线，到记者罕至的地方去采写读者鲜知的“脚板新闻”。

    1992年元旦，宝安县政府大院热闹非凡。市委常委、副市长林祖基，宝安县县长廖运桃等领导同志，专程赶来为由三名记者、一名通讯员组成的“深圳边界行”采访小组送行。李端等四人骑自行车晓行夜宿，风雨兼程，沿着深圳绵延上千公里的内陆和沿海边界进行采访。历时一个月，先后走访20个镇34个行政村、12个自然村和15个企事业单位，到30多个农家、渔户、果场、鸡寮、蚝滩或养殖水面实地采访。先后发回30多篇报道和内参，拍摄近200幅照片。这些报道见报后，引起各级领导和社会的关注。记者们也感受到，到第一线去，掌握第一手材料，可以使报道更贴近实际，这是对采访作风的考验与锻炼，是成才的必由之路。

    “山区百村行”采访活动在全市引起了轰动效应。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新闻记者要不要艰苦奋斗，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如何发扬我党新闻工作的优良传统？在全社大讨论的基础上，于1995年组织了历时5个多月的“山区百村行”采访活动。先后派出7名记者，深入到18个镇152个自然村进行采访，共发稿168篇，照片200余幅。采访组长汪博天是一位青年记者，他带领组员攀山林，穿草丛，涉泥水，走鱼排，渡过了160多天的艰苦生活。在其中的40天里，3个年轻人硬是吃掉11箱方便面。有的村子住处条件差，蚊虫多，连张桌椅都没有，他们苦中作乐，盘腿坐在床上抱着盛方便面的纸箱写稿。汪博天深有体会地说：“下基层采访确实能锻炼人，白天采访，夜间写稿，真是汗水洒向山村，欢乐写进人生。”这次“山区百村行”，报道了山区的变化，更重要的是反映了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即深圳也有“贫困山区”，并提出“面对贫困怎么办”的问题。此问题引起市委、市政府领导和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们的高度重视，直接、有力地推动了“同富裕工程”的出台。市委书记厉有为对这次采访活动给予充分肯定。市委组织部为“山村百村行”采访组授匾，上书“心系基层，情满百村行”。

    “南粤市县行”是走出深圳、访遍全省的大型采访活动。1996年5月开始的这次采访活动，历时240天，先后派出副总编、部主任、记者27人，采访了广东省19个地级市、80个县级市和县，“长征”42万公里，发稿240多篇，共计35万字。记者们不避偏远，不辞辛劳，连续作战，废寝忘食。还坚持“不喝酒、不收礼、不进歌舞厅、不拉广告、不拉赞助、不给被采访者增加任何负担”的“六不”原则，树立了新时期新闻工作者的良好形象。粤东采访组的郭宏飞说：采访是没有节假日的。12月31日，全国都沉浸在过年气氛中。当天下午3点，我们在澄海采访；5点多赶到汕头，找到市长，晚饭后写稿。在笔耕中，迎来了1997年。元旦上午终于睡了个懒觉。中午时分，采访车开上了渡轮，向海岛县南澳进发，下午又开始了采访。记者在虎门时，要采访镇长，可镇长不见记者，他以为又是拉广告要钱的。采访组就深入群众中去采访。第二天，《深圳商报》在头版显著位置推出通讯《古寨虎威震天下——虎门纪行》。镇长看后，马上通知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找记者，说要一起吃个饭。用手机联系，采访组婉言谢绝；乘车追到桥头，采访组还是婉言谢绝。这件事在虎门影响很大。镇政府的干部们感慨地说：“深圳商报的记者就是不一样！”国家新闻出版署副署长梁衡听说这件事后，亲自安排《中国新闻出版报》以《追记者》为题作了报道。报社参加“南粤市县行”采访的同志自豪地说：“南粤市县行”是宣言书。它向广东省的干部和群众庄严宣告，在深圳特区有一支这样的新闻队伍：他们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不怕苦，不怕累，能打硬仗，能够在新的历史时期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

    集团蓝图

    《深圳商报》复刊后，上下普遍反映，《深圳商报》独树一帜，令人耳目一新。可我们并不满足。“发展是硬道理”，邓小平的这句名言，激励我们谋求快速发展。1991年5月的一天晚上，我邀几位骨干挤在简陋的办公室里边喝茶，边侃大山。“五年以后，深圳商报社应该是个什么样子？”这个说，报社要建个基地，不能老是靠租房办报呀！那个说，对！要尽快把《商报》办成日报，还要办张晚报。……大家张开想象的翅膀，越谈越兴奋，突然，不禁大笑起来：我们是在做梦吧？我说：“这个梦是有充分根据的。我深信，它一定会变成现实！”第二天，报社办公室的同志把大家议论的内容加以整理，初步形成“深圳商报社五年发展规划”。在班子认真讨论后，作为正式文件，上报市委、市政府。

    6月12日，市政府就深圳商报社的发展和建设问题专门召开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市委、市政府领导郑良玉、王众孚、林祖基、杨广慧，市府办公厅主任杨传耕，市计划局局长张溯，建设局副局长孙克刚，以及深圳商报社的我和倪元辂。

    会上，我首先汇报了《深圳商报》复刊以来的工作情况和今后发展规划。最后，郑市长作总结。他说，《深圳商报》是全国第一家由地方政府办的政府机关报，任务重，要求高，功能多。复刊以来，报社上下努力，干劲很足，各方面反映很好。大家同意深圳商报社提出的五年发展规划，即在“八五”期间要把深圳商报社建成与改革开放相适应，有一支较高的经济理论和政策水平的采编队伍，设备先进、信息灵通的现代化报社，并逐步做到自负盈亏；把《深圳商报》办成在特区内外有一定影响，具有鲜明特色的综合性经济报纸。这个目标分步实施：1991年出周二刊，1993年改为日报，1994年在日报的基础上出一张晚报。他强调，关于基建问题，总的原则，一是与深圳特区报一视同仁，大体平衡；二是着眼将来，留有发展余地；三是根据生产和生活的轻重缓急，分步建设。基建用地一次性给三万平方米。……6月18日，市政府办公厅根据郑市长讲的内容，正式下达了《关于深圳商报发展与建设问题的会议纪要》。

    这次会议，这个纪要，为深圳商报社的发展定了向、加了油。但是，究竟怎样建成集团化、现代化报社，还是一个新的课题。1993年元旦，《深圳商报》如期改出日报。有一天，市委书记李灏对我说，深圳的报业怎么发展？我很欣赏新加坡“报业控股”的模式。你应该去考察一下。于是，6月间，我率深圳市新闻代表团飞赴新加坡，考察了那里的报业控股有限公司。代表团成员有市委宣传部新闻出版处处长旷昕、市新闻出版局新闻出版处处长林良平和深圳商报副总编冷鸿文、部主任王田良等。这次考察大开眼界。我们认为，这家公司最大的特点，就是体现了按新闻规律办报和按市场规律经营的有机结合。借鉴他们的经验组建报业集团，实行企业化管理，可以大大促进报业管理向深度和广度进军。我们向市委、市政府递交了考察报告，提出了深圳商报社集团化发展的基本思路。市领导给予肯定，并要求我们大胆探索，加快发展，向报业集团的目标迈进。在全国来说，我们可能是最早提出创建报业集团的报社。

    创办晚报

    1993年下半年，随着《深圳商报》的快速发展，筹办《深圳晚报》提上了议事日程。经市委、市政府领导同意，报社成立了以我为组长，王田良、张汉生为成员的筹备组。

    《深圳晚报》应该是什么模样？我们仔细研究了全国多家晚报的特色，分析了深圳读者的需求，并且专程到上海《新民晚报》取经。经过反复论证，确定：《深圳晚报》是《深圳商报》的延伸和补充，以“立足深圳，辐射内外，面向家庭，服务社会”为宗旨，努力做到大俗大雅。大雅，就是高品位，高格调，使上层、白领喜欢看；大俗，不是俗不可耐，而是通俗易懂，平易近人，使广大打工一族也喜欢看。

    8月25日，我们在《人民日报》上登出了招聘启事，向全国招聘一支高水平、高素质的编采队伍。尽管招聘启事上注明10个边远省区的人员不在招聘之列，但全国应聘者仍然十分踊跃，多达1500多人，其中在大大小小报纸当过总编辑的就有24人。经过严格挑选，我们录取了50多人，应聘数和录取数的比例是30:1。从文化结构来看，除了9人是大专学历外，其余都是大学本科和研究生学历，一些人还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11月间，市委任命王田良为深圳商报副总编兼深圳晚报总编辑。

    对这些来自四面八方的英才，我们上的第一堂课是岗前培训。创刊在即，时间极其紧迫。我向全体人员提出了闯过“三关”的要求，即熟悉深圳关，了解晚报特色关，掌握电脑关。我们的目标是在全国报业率先实现编采全程电脑化，要求每一个编辑、记者，从写稿、编稿到组版，都用电脑。不光要会用小屏幕写稿，还要学会用大屏幕组版。许多人从早晨6点钟起床就练，一直练到深夜。有位女记者费了整整一夜的劲儿才组好一块版。可她还没来得及多看几眼，就突然消失了，望着闪闪的屏幕，不禁痛哭失声。……经过一个月的刻苦训练，终于闯过了电脑关，一般人每小时可打稿2000字左右，最快的能打4000字。年底，北大方正集团在深圳晚报社召开了现场推介会，全国各地来了100多家报社的主要负责人。中科院院士王选教授认为，这件事在国内外的中文报纸中是“世界第一”。他说：“《深圳晚报》的实践，意义非常大。它标志着中国报业告别纸和笔的开始，代表了今后报业发展的方向。我想，用不了多久，就会为许多报纸所效法。”后来的发展证实了他的预言。

    1994年元旦，《深圳晚报》创刊，日出4开8版。版式新颖，首先引人注目的是报头套红，横贯版面，占了一个通栏，与内地晚报报头不同。既吸收了海内外中文报纸版式活泼的长处，又不失我国内地报纸庄重大方的优点。图片丰富多彩，文章短小精悍。在创刊号上，发表了我对市委书记、市长厉有为的专访《喜看“春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他热情地说：“《深圳晚报》创刊，使深圳报业结构更加合理，是特区新闻事业兴旺发达的标志。晚报像一只‘飞入寻常百姓家’的春燕，我们热诚地欢迎她！希望《深圳晚报》真正成为广大市民的真正朋友。”市委、市政府对我们的关怀洋溢在字里行间。

    《深圳晚报》创刊后，为了打开市场，争取读者，我们采取了和《深圳商报》配套发行的办法，实行“订商报，赠晚报”，使晚报一面世就有十几万份的发行量。再加上编辑、记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写出了一系列贴近读者的报道，在全国晚报评奖中名列前茅，因而被誉为全国晚报“新四小龙”之一。

    以《深圳晚报》创刊为契机，我们加快了创建深圳商报社媒体群的步伐。先后接纳《焦点》杂志、《深圳画报》、《深圳科技》杂志、《新闻知识》杂志、《企业市场报》（后更名《深圳都市报》）入盟，与香港《大公报》、《新民晚报·美国版》、《欧洲之声》报合办《深圳新闻》版，创办以上各媒体的网络版；在火车站广场开设大型彩色电子信息屏，与国家体委合作成立中国奥委会新闻中心等，从而形成了以“三报四刊三（海外）版”为主的深圳商报社媒体群。这样，就使深圳商报社成为既有日报又有晚报、都市报，既有报纸又有杂志，既有印刷媒体又有电子媒体，既有内地出版的报刊又有在海外出版的报刊，既有新闻媒体又有新闻发布中心的集团化报社。（作者系深圳商报社原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