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的北京，春光宜人。由深圳市南山区政府投资、大批专家学者历时8年倾心遴选编辑的、中国迄今最大的古籍整理出版工程《续修四库全书》共1800册终于编纂完成。来自全国学术界、出版界等200多位专家学者聚集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了《续修四库全书》出版座谈会。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到会祝贺，并称之为“功在当代、泽及后世”的盛举。他说，《续修四库全书》和《四库全书》相配套，构筑起一座中华传统文化的大型书库。这是一项了不起的工程，对保存、研究和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必将产生重大影响。  

    中国出版协会名誉主席、《续修四库全书》工作委员会主任宋木文站在新出版的《续修四库全书》前，感慨地说：“盛世修典，协调共进，使这套大书得以胜利完成。能编纂出版这部巨型丛书，是我们的光荣；能生活在有条件出版这部巨型丛书的安宁昌盛的时代，则是我们的幸运。”

    《续修四库全书》是中国文化事业的一座里程碑。《续修四库全书》沿袭《四库全书》的体例，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用绿、红、蓝、赭四色装饰封面，16开本，精装1800册，分经部260册，史部670册、子部370册、集部500册，共收书5213种，比《四库全书》增加了51%。它与《四库全书》配套，构筑起一座中华基本典籍的大型书库，中国古代即1911年以前的重要典籍可以说是大致齐备。精装1800册的《续修四库全书》，每册平均700页，整套书竖立起来排列，总长度有72米，令人叹为观止。它必将以其宏伟的规化、严密的体系、磅礴的气势屹立于中华乃至世界学术之林。

    《续修四库全书》不同于一般意义的拾遗补缺，更不是简单的资料收集，而是一次学术的继承与创新。它在学术传统上发挥承上启下的作用，建设了一座古代通向现代的学术桥梁，为中国传统学术最后两百年的发展理清脉络。《续修四库全书》的范围既包括对《四库全书》成书前传世图书的补选，也包括《四库全书》成书后著作的续选。补选的内容主要是被《四库全书》遗漏、摈弃、禁毁，或列入“存目”有学术价值的图书，以及《四库全书》虽收录但版本残劣，有善本足可替代的书籍，和具有文学价值的戏曲、小说等。续选书目尽可能选收了乾隆中期以后至辛亥革命以前，各学术门类和流派的代表性著作等。此外，新从海外访回而合于本书选录条件的古籍，以及新出土的整理成篇的竹简帛书也酌情选收。每种入选图书，均选取最佳版本影印，真正做到了“博览约取，去粗存精”。其中大量的宋元刻本、名家稿本，多为四库馆前所未见。这是继18世纪清朝编修《四库全书》后，又一次在全国范围内对中国古典文献进行大规模的清理和汇集。

    《四库全书》修纂于清乾隆37年，历时10年，共收书3462种，基本涵括了乾隆以前各学科领域、各学术流派的重要典籍，成为了解和研究先秦至清前期两千多年中国学术、思想、文化的重要大型百科丛书。

    《四库全书》的面世，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乾隆帝下诏修书，一方面是出于“文治武功”的需要，认为在完成统一全国的“十全武功”的同时，纂修一部前所未有的大书，就可以显示其“超越汉唐”、“稽古右文”的文治政策。另一方面，以探访遗籍、开馆修书为借口，对全国书籍作一次全面、彻底的审查、评论和总结，把所谓“悖逆”、“违碍”的书籍或全部销毁，或部分“删改抽撤”，其目的就是通过对图书的筛选和“净化”，形成“钦定”的范本《四库全书》。并以此作为思想武器，“正人心而厚风俗”，维系封建统治的秩序。《四库全书》中，凡被认为人为对金、元及清人有诋毁处便多加窜改，甚至成段成篇地删除。凡认为有“悖逆”、“违碍”的文字，概予摈弃，甚至销毁。在修纂过程中，约共毁禁书籍3000种，几乎与《四库全书》的数量接近。正是这种“寓禁于征”政策的实施，加上编纂者的学术偏见，造成了这部具有重大历史价值的巨著无可挽回的遗憾。全书不全。两百多年来，要求续修《四库全书》之声不绝。从清嘉庆初年到本世纪初，许多文人学者、有识之士为此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但由于战乱频繁、财力匮乏，壮志难酬。

    盛世修典。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文化事业飞速发展，政局稳定，国泰民安。在完成对全国存世古籍普查工作的基础上，1994年初成立了由出版界、图书馆界、学术界及投资方深圳市南山区政府的代表共同组成的工作委员会，由时任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主席宋木文、副主席伍杰统筹《续修四库全书》编纂。

    《续修四库全书》需要巨额投资，编辑出版时间长，难度大。虽有国家主管部门的支持并被批准定为国家重点出版工程，但国家并未投资，政府主管部门也未出面组织，完全是由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这个缺钱无权的社会团体组织协调，各单位自愿组合，各司其职，各尽所能。工作委员会所承受的压力之大、协调任务之重，是可想而知的。

    谈到8年的编纂历程，宋木文主任坦承：“工作上也不是一帆风顺的，有时还有不同意见，甚至误解。我个人对编纂能否保证质量以获得学术界的认可，对各合作方能否长期坚持下去以取得圆满的结果，对发行能否搞上去以减少投资风险，都承受着很大压力。”但各参与单位坚持下来了，依靠盛世修典的有利社会环境，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他们相互理解，相互尊重，协调共进，保证了编纂工作的善始善终。

    宋木文主任特别提到：“如果没有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政府在开头和中间的两次投资支持，这项出版工程也难以启动并顺利地坚持下来。”《续修四库全书》总投资1050万元人民币，深圳市南山区在编纂工作启动伊始和1999年、2000年先后3次共投资700万元人民币，为《续修四库全书》的启动和顺利出版做出了巨大贡献。在这项巨大的文化工程中，深圳发挥了应有的作用。深圳市政协副主席吴井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南山区委区政府在此书的顺利出版中是功不可没的。这表明深圳不但重视经济的发展，同时也重视抓好精神文明建设。

    南山区委、区政府有关领导对资助《续修四库全书》一事坦诚：深圳的建设成就有目共睹，深圳也有能力对中华民族的文化事业贡献一己之力。我们很高兴也很自豪南山区委、区政府和南山区人民共同在中国文化历史的长河中留下了自己的印记。我们想要说的是：乾隆盛世能做到的事，改革开放的中国能做到，深圳能做到，南山能做到，而且做得更好。

    《续修四库全书》的出版，完成了几代专家学者、有识之士的夙愿，对保存和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正如宋木文主任所说：“文化是一个民族的身份证 。”中国文化的继承和延续，主要依靠文字和文献的记载，从《四库全书》到《续修四库全书》，中华传统文化就是以这样的形式代代相传，构筑起我们共同的精神家园。正是有这博大精深的优秀传统文化和精神源泉，才使我们中华民族的旗帜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作者系深圳市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工作处处长）

    资料链接：由于历史和编撰者的思想局限，使得《四库全书》不可避免地留下了遗憾，曾被鲁迅称为“四库残书”。由此，历代文人学士亦多有续修之呼吁，皆因种种原因壮志未酬。至1993年，中国东方文化研究会历史分会始酝酿《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的编纂，此议得到了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和东方文化研究会等部门的支持。当年12月，原新华出版社社长许邦受中国版协之托，南下深圳寻求出版“存目丛书”的资金支持。深圳南山区委、区政府获知这一消息，在12月25日专门召开区委扩大会议，决定出资，独家赞助出版《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消息传到北京，中国版协等单位对南山区这一远见卓识之举甚感欣慰。作为投资者，南山区征求有关专家的意见，认为《续修四库全书》比《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具有更大的文化价值，于是决定投资《续修四库全书》。在历时8年的编纂过程中，南山区3次累计注入资金700万元，使得编纂工作得以顺利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