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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忆旧

来源:梁文奎 口述 蔡惠尧 录音整理发布时间:2013-04-24

    梁炎卿(1852-1938年),广东南海人,为清末民国时期英商怡和洋行天津分公司买办、英商高林洋行买办,负责在华北地区采购马尾、猪鬃等货物,聚集财产二千万元,成为天津"买办之王"。由于商场关系结识了一些权要和社会名流,但也招致不少磨难。本人通过王璧先生,有幸结识炎卿先生之子、现居深圳的梁文奎先生,并于2001年2月16日采访了他。梁文奎于1918年在天津出生,先后任职于怡和洋行天津、香港公司,对他的父亲及其所处时代了解甚多。由于所述之人和事年代久远及其已届高龄,其中难免有错漏之处,这里暂不作考订,以保存原貌。

    --蔡惠尧

    我父亲梁炎卿在广州出生,家里有点钱,长大后去香港皇仁书院念书,跟何东成了同学、好朋友,我父亲比何东还高一班。何东是英国怡和公司大班和中国宝安籍的妾所生的儿子,不完全是中国人。他们是个大家族,好些个哥儿们,在澳门做赌场的何鸿焱就是何东家族的,他们俩有关系的。何东的儿子何世礼后来当了国民党的后勤部长,起先他一直跟着张学良,当了四年炮兵营长,就去了外国读军校。张学良还向何世礼借过钱,帮他父亲张作霖打内战。何世礼是西点毕业的,头发卷着。我们俩是亲戚,我的外甥女嫁给了他儿子。何鸿焱 在香港跟我吃饭,见到我叫叔叔。他的叔叔跟我平辈。我后来去了香港,何东去世前,我每个礼拜六都去他家住,星期一离开,那时他是头一个住山顶的中国人。

    当时的怡和是个大的殖民主义买办机构,需要会说英文的中国人来办事。我父亲在皇仁读的是英文,加上他和何东的关系,书念完之后就进了上海怡和做事,后来又调去天津怡和,并且交了五十万两白银的押金。那时的买办制度是这样子:公司给你一年多少钱或一个月多少钱,你自己拿着钱去雇人,怡和要买货,像羊毛、马尾、猪鬃什么的,就告诉你,给你个价,你到国内买去,价格多少,公司不管;赚多少,公司也不管。后来不行了。我记得我小的时候,父亲说:钱不好赚啊!他们知道国内的价钱,把价钱限制得很死。那时没有尼龙,做牙刷子的都是猪鬃、马尾,唱戏的大胡子是用马尾做的。我父亲雇了好些个人,买回来的羊毛、猪鬃多,就多请一些人,少的话就不多请,摘羊毛、猪鬃,挑好的捆成一把一把,用黑的、白的纸拴上,做成五十五箱一套,长长短短的都有。其实我父亲是拿着自己交的押金去做买卖,赚了多少钱,公司也不知道。我记得有一年,我还不到十岁,都快年三十了,但我父亲派去张家口收购羊毛、猪鬃的人还没回来,着急的要命,他要了骡车去张家口,找到那人,哪想他拿着钱把张家口火车站附近的两溜地都买了。我父亲惟有向朋友们借钱,就地买了货,才把这事弄好了。我父亲赚了钱,也捐献一些。天津的广东会馆,由唐绍仪发起兴建,我父亲捐的钱最多,现在改成戏剧博物馆了。

    我有四个母亲,她们都是广东人,南方人还是娶南方人。大妈和三妈去世得早,我父亲去天津时带了二妈和我亲生母亲。她们一共生了十五个儿女,我最小,差点儿把我落下了。我是在天津出生的,我亲生母亲生了八个,四男四女。由于生意的关系,我父亲和天津的一些有权有势的人来往很密,市长、公安局长经常上我们家去。张学良也常去我们家,他就在我们家认识赵四的。赵四小姐跟我姐姐同学,她还低我姐姐三两班。她们同在天津的广东小学读书,这所学校是我父亲和一帮人捐钱做的,后来还有了中学。赵四也不是张学良的正太太,他有好几个太太。我在耀华里的耀华学校读小学,念英文、中文、历史及其他一些科目。原来耀华里有十几条胡同,后边是大坑,后来英国人把它填上了,盖起了耀华学校,以后又改为天津公学,凡是英租界的英国董事的子女都在那儿上学。完了我在天津新学书院念中学,那是教会学校,是英国人立的,比较近代化。后来我上工商大学,日本打来的时候,乱七八糟的,家里人都走了,只剩我母亲、哥和我三个人留在天津。抗战八年就留在天津,一直没走,因为我母亲在那儿。那时侯我们有点儿钱,生活也不难过。我们住在英租界里头,在我们家向后面走一条马路,就是营口道,一边是法租界,这边是英租界,后来都归日本兵管了。日本宪兵队看到我们是英国买办,进来我们家就拿刀吓唬吓唬,打了我们看门的两个耳光,总体上我们的生活还是比较好的、宁静的。我母亲认识日本领事,还有一些朋友,经常上我们家去,所以没什么骚扰。那时我们家有地方,我母亲雇人做了一个球场,用来打网球。抗战结束后,我家里人都没有回天津,他们去了香港、美国,最后只剩我和母亲俩。

    我父亲在抗战初期就去世了,二哥继承为怡和买办,但钱已经不容易赚了。他最后是给绑票的弄死的。大概在我七八岁时,绑匪在光天化日下绑架他,叫他写了好多封信,绑匪不时地发出一封,以证明我哥还没死;如果死了,钱就没了。那时我们跟他们接不上头,来的信警察都拆。国民党抓不了,就发了一个命令:收票的与绑票的同罪。这样谁都不敢收了。有一回绑匪通知我们晚上去赎人,我舅舅拿着灯笼,提着一个大皮包,其实里面也没装钱,但也没见着,逮得紧,绑票的不敢去。过了好多年,绑匪因为别的案子被逮着后供了出来,说有那么一个人,埋在哪儿哪儿了。警察叫我们家去认尸,我去了。我哥是给勒死的,脖子还缠着麻绳。我给钱敛尸官,给二哥刷干净,穿上寿衣,戴上帽子,长袍马褂的,七窍都用棉花堵着。我二哥生前喜欢看戏,梅兰芳、尚小云都给他题写了扇子面,后来抄家,这些东西都不知去向。解放后,政府征用我们家的坟地,给我们运费,我一个人给他们十几个人的都办妥,从吴家窑迁到天津公墓。

    全国解放后,我们家在耀华里、宝华里、安定里的房子都收回了,只剩下一间房子。后来,我母亲去世了,我十四哥在香港,他写信叫我去。见面之后,他说不是我找你,是怡和公司找你,你十三哥在那儿,他也不敢写信给你。这样我进了怡和当中国贸易部经理,主要负责向内地进口洋酒,曾去过大连、天津、青岛、广州,考察当地的码头、仓库。那时很害怕回内地,因为我是持双程证去香港的,怕给扣下来。 (作者系深圳博物馆工作人员)

编辑:田小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