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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龙关起义

来源:陈家驹 吴国进发布时间:2013-04-24

    深圳毗邻香港,人员和货物来往频繁,长期以来,这里都设有海关。由于历史的变迁和形势的变化,各个时期海关的名称和机构时有更动。现时的深圳海关原名为九龙海关,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时改为现名的。而九龙海关则是1949年10月深圳解放时由原国民党设在香港的九龙关在香港宣布起义后迁到深圳更名成立的。九龙关的起义是九龙关员工在中国共产党港澳工作委员会(下简称港澳工委)领导下进行的。它的起义成功,不仅打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而且震动了香港社会各界,对当时国民党驻港其他机构的起义产生了推动作用。同时,九龙关是华南重要海关,起义后保护全部关产,及时迁回深圳,为迅速恢复口岸监管业务,保证货运和客流的正常进出,作出了重要贡献。

    原九龙关机构设置的演变概况

    九龙关建立于1887年(清光绪13年)。当时九龙半岛新界尚未被英国侵占,海关仍有权力在九龙新界深水步、汲水门、佛头洲等处设立关卡进行监管,九龙关因而得名。九龙关建关时,总关设立在香港维多利亚城,对此,香港政府一直持反对态度,认为有损其自由港的地位,后来通过各方面工作,终于使对方默认下来。1898年中英签订了《展拓香港界址专条》,英国强租新界,九龙关原设在新界的关卡被迫移至沿深圳河一带,从此,深圳开始建立有海关关卡。此后,在1911年广九铁路全线通车期间,九龙关根据《中英铁路工作协定》在九龙火车站设置了关卡。1948年根据当时总税务司署与香港政府签订的《关务协定》,又分别在香港西环、油麻地设置了关卡。迄至1949年10月深圳解放时止,九龙关设在香港地区的机构有总关和下属关卡4处,设在港深边境则有沙头角、莲塘、文锦渡、罗湖、沙头、白石洲、桂庙、蛇口以及位于海上的三门岛、大铲(在停泊海上的趸船上办公)等关卡10多处。上述情况表明,尽管九龙关大多数关卡设在深圳边境一带,但由于总关一直位于香港,它是指挥中心和首脑单位,因而该关的主要关产(约占90%)全在香港,税款和经费存在香港银行,数十艘缉私舰艇在执行任务后均停泊香港。在解放前夕,尽管解放大军已经南下,但解放力量难以达到,加上该关税务司以及各主管部门大多是洋人掌权,他们一般都抱有藐视华人关员的心理,沟通困难。所有这些,都为九龙关员工举行护产起义增添了难度。

    地下党组织多方策动

    解放前中共地下党组织较早地在各地海关中开展活动,对地处香港的九龙关也是如此。1948年地下党员、关员林大琪、李国安根据党组织的指示,在关内通过串连、组织读书和座谈活动,团结一些爱国进步的关员,为"保护关产,迎接解放"做准备。他们还针对九龙关地理环境特殊,关产全在香港等特点,提出准备在解放前夕,进一步发动群众,采取适当措施,迫使外籍税务司交出关产和税收等意见,报请港澳工委批示后执行。

    1949年2月,经上级党组织批准,地下党在九龙关成立护产小组,成员10多个人,分布在九龙关内、外勤各个部门工作。由于香港政府规定,凡举行10人以上的集会,要事先报警署批准,因此,他们不能公开集合,只好分散隐蔽进行活动,多数是几个人约会,学习毛泽东著作和进步报纸上的重要文章,交谈对形势的认识,研究护产措施。护产小组交给成员的任务主要是多交朋友,向海关职工宣传解放战争形势,宣传党的政策。至于某项具体任务则由小组负责人个别布置,单线领导,成员之间互不交谈,防止出事。

    护产小组成员黄昌燮是九龙关二等监察长,在华员中职务较高,分管外勤工作,认识的人较多,为人正派,有正义感,是小组的主要骨干和开展工作的理想人物,组内一些具体任务多通过他去执行。

    抓住时机 与税务司谈成起义协议

    1949年10月,正当南下解放大军进入广东,九龙关地下党进一步加强护产活动的时刻,九龙关接连发生几起事件,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以下两宗。

    一是10月上旬,发生缉私舰艇拒绝调往台湾的事件。当时从大陆逃往台湾的国民党海关总署下令要将在港的舰艇和船员调往台湾,船员获悉后,联名上呈,拒绝赴调,并阻止舰艇启舰。这一行动得到了地下党的支持和指导,坚持斗争。海关当局在束手无策的情况下,请求香港武装警察登船,强行将船员驱赶上岸,并在香港租用拖轮和雇用船员分两批将6艘艇拖往台湾。与此同时,又将159名拒绝赴调船员开除。这次斗争持续了半个多月,造成了广泛影响,获得了社会同情,更重要的是拖延了国民党企图把全部舰艇调去台湾的日程,保存了20多条舰艇,为整个护产斗争赢得了时间。

    二是1949年10月8日,原九龙关缉私税务司史铎士(英籍)偕随行人员到深圳白石洲支关视察边境情况,被该支关关警扣留,要求总关税务司经蔚斐(英籍)发给3个月薪津作为应变生活费用。事件发生后,经蔚斐估计可能与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有关,表示想与我地下党接触,从而试探黄昌燮能否协助与共产党联系营救史铎士?黄当时想到,保护关产、迎接解放,关键问题是要争取经蔚斐起义,这正是个难得机会,立即表示可以协助联系。同时又反问经蔚斐,如果经过共产党协助将史铎士放了回来,你能不能断绝与台湾总税务司的联系,向北京海关总署投诚?经蔚斐表示,如深圳解放,他愿率九龙关全体人员脱离台湾税务司署,向北京海关总署投诚。黄昌燮立即将这一意向转告我地下党,港澳工委负责同志表示同意接触。经黄昌燮在双方之间协商,双方商定在10月14日晚面谈。我方代表是新华社社长黄作梅,黄昌燮作为双方谈判的见证人也参加了面谈。黄作梅与经蔚斐经过面谈达成了8条秘密协议,主要内容有:九龙关当局应设法保护在港的公款和缉私舰艇等全部关产,不得受台湾海关总署的调遣;所有舰艇和深圳边境各支关立即降下国民党政府国旗,改挂海关关旗,作为起义投诚标志;在深圳解放边境各支关被接管之日,应通电北京宣布断绝与台湾海关总署的关系等。谈判协议达成后,经我方从中协助工作,白石洲支关事件获得解决,被扣税务司史铎士也被释放回来,经蔚斐亦能遵守协议在关内秘密布置执行。这次面谈达成的协议为不久继之而来九龙关公开宣布起义奠定了基础,是我地下党审时度势、把握时机、及时作出决策取得的胜利。


    宣告起义 顺利接管

    谈判协议达成前后,为了顺利接管九龙关,中共江南地委中国人民解放军粤赣湘边纵队东江第一支队组成了由刘汝琛负责的接管九龙关筹备小组,并多次派人到香港与我地下党取得联系,在港澳工委领导下,调查了解九龙关的动态和谈判协议落实的情况。与此同时,接管筹备小组还派出军事人员秘密到深圳边境支关、缉私总部进行联系。稳定员工情绪,加强警戒,防止深圳国民党驻军逃亡前的袭击和破坏。

    10月14日,广州市解放前后,深圳的国民党驻军梁杞部队得知海关缉私总部仓库中有查获的大量走私米,强求借粮,海关员工当即严辞拒绝,并布置关警加强岗哨,严阵以待,对方无法得逞。

    15日,国民党部队向蛇口逃亡,驻扎在桂庙村时,冲击桂庙支关,妄图强抢武器弹药。驻在支关的西区主任黄澄率领关警登上炮楼,架起轻重机枪,奋力抵抗,赶走了国民党逃兵。当天,深圳西部海面国民党军航企图拖走大铲支关办公用的趸船,经蔚斐在香港获悉后,为恪守秘密协议,立即设法将趸船拖入香港水域下锚,保护了关产和员工的安全。

    17日,即深圳解放前两天,黄昌燮奉命从香港前往深圳缉私总部,并以税务司代表的身份用无线电话向边境各支关讲话,要求大家坚守岗位,保护好关产,等待向解放军接管人员进行移交。

    19日,深圳解放,沙深宝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刘汝琛任主任。21日,军管会接管了缉私总部,总部和边境各支关同时升起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五星红旗。当日经蔚斐在香港也立即通电中央人民政府海关总署,宣告断绝与台湾海关总税务司署的关系,接受海关总署的领导,保护好全部资金和关产。同时召集在港海关员工开会,宣读给北京的电文,至此,九龙关已回到了人民手中。12月25日,海关总署署长孔原、副署长丁贵堂电复经蔚斐,肯定他保护关产和起义有功。同年底,经蔚斐要求辞职,经挽留无效,海关总署于1950年2月25日批准他辞职,发给他6个月的薪津以示奖励,并发给其全家返英的旅费。

    九龙关起义接管后,原在港的机构以"九龙关驻香港办事处"的名义保留在香港,总关改设在深圳。1950年1月28日,根据海关总署关于改订全国海关名称的决定,广州市军管会海关处发出命令,九龙关改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九龙海关,这就是现时深圳海关的前身。

    九龙关起义后,共接管的主要有:支关11个(包括在香港的3个),结存公款港币420万元,职员、关警、船员1134人,舰艇等船只27艘,在港房屋5幢,以及武器弹药一批,包括轻重机枪153挺,其他枪支1037支,子弹37万余发等。1980年6月17日,中共广东省委下达文件,正式确认九龙海关为起义单位。1984年10月23日,海关总署在深圳市西丽湖度假村召开原九龙关起义人员颁布起义证书大会,出席会议的有海关总署副署长高祚、广东省委书记吴南生、深圳市副市长周溪舞、海关总署广东分署主任孙传禄,九龙海关关长苗晴等领导同志和起义人员及来宾300多人。会上颁发的起义证书再次指出:原九龙关在香港宣告起义的行动"是爱国的、革命的、光荣的"。

    再接再励 护送舰艇回广州

    九龙关被接管后,原大小27艘缉私舰艇仍停泊在香港海面,这些舰艇在当时是比较先进的。有些排水吨位为256吨,航速13.8--14.5海里,并配有武器及回专声测深仪和平面侦察雷达。如何冲破国民党军舰的封锁,将舰艇安全护送回来,是面临的一项繁重任务。

    一、驶回时的决定和背景

    解放初期,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对我国抱有敌视态度。逃到台湾的国民党,利用其海军优势,在海上对我进行骚扰。1950年3月31日至4月1日,国民党军舰连续两次炮轰大铲岛,使大铲支关2名关警受伤。同年2月24日,国民党飞机袭击文锦渡口岸,炸毁了文锦渡支关和部分进口物资。在这期间,我停留在香港的舰艇,调动使用均受到港英当局的监视,而且根据情报,国民党特务正在加紧对我船员进行策反活动。针对这种情况,海关总署决定将留港的舰艇驶回广州。据史载当时此事曾引起中央领导同志刘少奇的关注和得到广州市军管会主任叶剑英的过问。

    二、周密部署,果断行动

    根据海关总署的决定,九龙海关对舰艇驶回广州的工作秘密地进行部署。拟订了计划和具体措施报请华南财委海关处函复同意并附财委给叶剑英主任、易秀湘副主任的报告,强调舰艇要愈快驶回愈好;函告沙深宝军管会,通报舰艇近期内将驶回广州,请转告沿海部队照应,避免发生误会;指派李国安去港与舰艇有关人员联系做好待命准备,并派由部队调来的8位营、连、排长改穿海关警服由黄昌燮带领到港协助,防止舰艇驶穗途中遭受袭击,应付战斗。一切准备工作就署后,按照原定计划,舰艇于6月17日驶离香港。

    不料在14日晚和15日,香港一些报纸突然披露了消息,发表了"九龙关缉私舰艇将于17日离开香港,目的地不详"的报道,还说"九龙关缉舰海荣号驶穗,昨日已开往昂船洲武装,其余大小缉私艇均奉命17日开往广州,借黑夜掩护开出本港"。这一意外情况对我行动极为不利,经过研究,决定舰艇驶穗提前行动,以策安全。

    三、冲破封锁,抵达广州

    6月15日,黄昌燮、李国安二人经过商议,决定当日启航。为保持秘密,当天晚上,所有舰艇不开灯(包括航海必需的红绿灯),关闭全部无线电话机。与此同时,配备武器弹药,架好机关炮,保持高度戒备。舰艇启行不久,曾有2艘英国军舰尾随,并开探照灯向我舰艇照射。当舰艇到达国民党军舰经常出没的外伶仃附近海域时,舰艇以最高马力靠岸行驶,争取我海防部队掩护。16日清晨,舰艇驶抵广州沙面附近,列成长阵在白鹅潭江面下锚,每舰艇挂上新的国旗,蔚为壮观。

    舰艇安全抵达当天,受到了华南财委和华南财委海关处的热烈欢迎。晚上,华南财委副主任易秀湘代表广州军管会主任叶剑英举行庆功宴会慰劳全体船员。

    6月17日,国民党飞机在内伶仃、虎门一带上空盘旋,

    企图拦炸我缉私舰艇,不料扑了个空,我舰艇已提前驶回广州。

    6月29日,华财财委海关处致信九龙海关,祝贺舰艇安抵广州。信中说"你关驻港舰艇日前已安全抵穗,此种热爱祖国忠义壮举,良足嘉蔚。你们努力组织动员船员,亦居功非浅,应予表扬"。

    (作者根据海关史料整理。作者陈家驹退休前任九龙海关副关长,现任深圳海关学会会长。吴国进,曾参加九龙关起义,任九龙海关调研员。)

编辑:田小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