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中国的近代史，是一部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强盗侵略中国和中国人民蒙受屈辱与反抗斗争的血泪史。十九世纪中叶，由于满清王朝的腐败无能，中国在政治、经济上均已贫弱到了极点。自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发动对中国的一次又一次侵略战争，用洋枪洋炮迫使清朝政府一次又一次签订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丧权辱国。位于深港边境的沙头角中英街就是在这段历史的最好见证。

    "日出沙头，月悬海角"，这是古人形容大鹏弯美丽而宁静的诗句。沙头角是我国南海之滨的一颗明珠，"中英街坐落在沙头角镇的最东边。长约250米，宽不到5米。街心以"界碑石"中心线为界，一边原属港英租界（今属香港特别行政区），叫"新界沙头角"，也称沙头角乡；一边属中方，叫华界沙头角，今称沙头角镇。

    一百年来，中英街这种特殊历史背景和人文景观，不仅在中国独一无二，在世界上也属罕见。它是清王朝的腐败和帝国主义入侵的结果。其历史变迁也是中国近代社会的缩影。中英街界碑，既是中国贫穷落后、清王朝腐朽没落和帝国主义疯狂侵略的历史见证，又是改革开放以及香港回归祖国和中国走向繁荣富强的历史见证。

    一、三个不平等条约的签定

    十九世纪中叶，英国殖民主义侵略中国是通过三次不平等条约实现的。首先，1840年英国殖民主义发动鸦片战争，迫使清政府于1842年签订《南京条约》割让了香港岛（面积78.64平方公里）。

    其次，1856年英国殖民主义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又迫使清朝政府于1860年缔结《北京条约》，割让九龙半岛南端界限街以南地区（面积11.3平方公里）。

    再次，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后，英帝国主义以法国租借广州湾为借口，逼迫清政府于1898年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强行租借界限街以北、深圳河以南的九龙半岛北部大片土地以及附近二百三十多个岛屿（面积975.07平方公里），统称"新界"，租期99年。1899年，中英双方实际勘界，签订《香港英新租界合同》，作为《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的附件，具体划定界线，中英地界就是这样形成的。

    二、勘定新界

    1899年3月11日，中英双方分别任命新界北部定界委员，两广总督谭钟麟任命广东补用道王存善为中方委员，香港总督卜力任命骆克为英方委员。在勘界谈判过程中，英方提出无理要求，即把中英界线"从沙头角海到深圳湾最短距离地直线为准"，更改为以"自然界限"的山脉河流定界，将整个新安县划入租借地。此提议遭到中方强烈反对，英方不得不把界限退而改为从深圳湾起经深圳北面山脚到梧桐山、再迤东到沙头角以北一线为界。3月16日，王存善与骆克出发勘定深圳河源到沙头角紧西大鹏湾的界限，沿线竖立木质界桩。18日，新界北部陆界勘界结束。1905年，英方于新界北界竖立界石，其中沙头角"中英街"界石一侧刻有"光绪二十四年中英之地"的中文标志，另一侧刻有"Anglo- Chinese Boundary1898"（英中边界1898）的英文字样。英国竖立界石时中国官员并未到场。根据《香港英新租界合同》，从大鹏湾至沙头角这段边界线的划定：东起大鹏湾北岸东端，东经114度30分，"潮涨能到处"，向西沿北岸水线一直至沙头角，这一段海岸线长51公里。在沙头角沙栏吓村西侧（今一号界碑石附近），沿河沟直上至今海关桥头拐弯沿河底之中线直上至径口村南，然后沿山边小道迂回到伯公坳顶，之后，由山沟右侧小道而下，从右边绕过径肚村，以下就由河道直下深圳。至此，英国殖民主义者通过强迫清政府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及《香港英新租界合同》，实实在在地控制了深圳河，并露出占领下一个目标--深圳的狼子野心。

    《香港英新租界合同》签订后，很快就竖立了界石，沙头角这一段边界竖立了20块，其中沙头角镇内竖立了八块。沙栏吓西侧海边那块为一号，沿"中英街"至海关桥头依次每隔若干距离竖一块，桥头河中那块为第八号。后来，这第八号界石因被水流冲倒，经双方同意，在河之两岸各竖标志石一块，以指明第八号界石的位置。1941年香港沦陷后，日军曾以所谓"妨碍交通"为名把中英街头第三号至第七号界石拆除，到1948年经中英双方代表踏勘后重新将界石竖立原处，并在该五号界石上刻明"中华民国三十七年四月五日重竖"字样。

    "中英街"原是一条河沟，河从今桥头对面约三十米的地方拐弯流入，经过今港方部分店铺的后面及一些店基下流出，直通沙栏吓村西侧的河流入沙头角海。这条河的东畔是一条小道，路上用一块块麻石铺就，当地人称为"鸬鹚径"。后来由于河流改道，人们把旧河床的一些草地垦为菜地，把一些低洼地改为水田。以后，河道两侧逐步有人填土整基盖起房屋做生意。三十年代"新界"沙头角墟首先兴旺，中英街受其影响，一度曾商号林立，盛极一时。"鸬鹚径"小道的面目已基本消失，代之而起的是两边建筑物中间有一个个界碑石的街道--"中英街"。日本军队于1941年沦陷香港时，曾一度改名为"中兴街"，日本投降后，复名为"中英街"。

    三、洋关分厂

    自从新安县沙头角被切割出一半为英占租界后，当地群众饱受民族压迫之苦。当时英国人操纵的九龙海关，在沙头角设有关厂，名叫"洋关分厂"，总头目叫"厂总"，由英国人充任，协助"厂总"的叫"通事"，由华人担任。厂总和通事经常同流合污，勒索成性，每每激起当地商民群众的反抗。据史料记载，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沙头角的厂总名叫咪喇，通事名叫卢守中，两人狼狈为奸，经常对当地商民零星货物随意扣留，如果没有贿赂的钱，虽然一斗八升之米，也一概要截回。对新界百姓来圩市购买土布杂货，即使数量很少卢守中也要勒索银半毫或一毫（当时银元和铜币为通用货币，铜币分多少毫、多少文钱），才肯发给放行条，否则动不动便扣物打人。对于圩中各间店铺的主人，或出售猪只，或从附近各村购买小猪回去饲养，报关检验时，也要给厂总、通事勒索"挂号钱"，每头猪计收四十文铜币。每逢节日，附近各村妇女孩童来圩购买少量生油、土糖，也要缴交"规例钱"五、六十文至百二、三十文，才给他们验单放行。至于双方过境耕作的农民，无论由华界到新界，或由新界至华界，关厂对每只耕牛也以凭单为名，除加重处罚外，还要将耕牛没收充公。在谷物收获季节，农民挑谷挑过境时，也要被他们任意截留，说是抽取一定的成数充公，实则被他们独吞。对于关厂的种种恶行，当地群众恨之入骨，曾激起民愤，迫成罢市。

    四、"中英街"商业的萌芽

    中英街的商贸业是在中英街形成以后逐步发展起来的。中英街因勘界形成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并没有成为一条商业街，镇内早期的商贸活动是以东和墟为中心开展的。商贩以渔、盐贸易为主，通过水陆交通，把批发来的鱼、盐贩运到内陆地区，又从内陆带回土特产品和日用百货，然后又把这些日用品集中起来摆在墟市进行交易。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新界"沙头角墟市兴起后，沙头角中英街逐渐开始繁荣，两边商号林立，盛极一时。当时，中方的商店仍以经营农副土特产品为主，而港方的商店则更多的经营舶来品，货色时髦，品种繁多，英、美、日的一些洋烟、洋火、洋布等商品也随之流入中英街，吸引着远近的乡民。

    解放前，中英街比较大的商店有怡兴隆、新昌、仁兴店等四家，他们主要经营百货、布匹，老板均是盐田乡人。老字号药店共有五间，它们是：宁生堂、济生堂、天寿堂、杏春堂（属英方）、茂生堂。还有专门经营鱼类的小市场"鱼栏"，类似钱庄的"缴家"和专门从事鱼类加工的"标家"。

    沙头角解放后，由于中英街地处边境地区以及中方连续受到"政治边防"、军事边防，它不仅限制了中英街两边群众的正常往来，也束缚了中英街商业的发展。加之，当地的经济还保留着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人们的商品经济观念也十分淡薄。在很长一段时间，中英街中方一侧只有三、四间经营粮烟酱醋之类的小商店和一间专供对方购物?quot;友谊"商店。当地群众的生活虽说已有改善，但是正常年景人均收入仅100元左右，还不能完全满足其对生活必需品的需求。直到五十年代，中英街中方一侧才出现了"沙头角日用百货商店"这样较大规模的国营商店和供销社。由于当时处在计划经济架构下，中英街中方经营的商品一律由国家统一配给，商品价格也必须按国家规定标价。

    改革开放后，深港合作对中英街进行整修，当地许多乡民弃农从商，中英街上的高楼象雨后春笋般的出现了，商铺鳞次栉比，人们的商品意识有了空前的提高。

    由于中英街地理位置特殊，加之作为当时国内少有的免税街，中英街的商业也有自己的优势和特色。首先它以其种类繁多的中外商品和低于内地市场的黄金价格吸引了来自内地的游客。由于中英街的黄金饰品总是及时地展示了香港金饰设计的最新成果，其精湛的工艺和花色品种令内地各大城市的金行心悦诚服。因此，黄金销售一直是中英街销售的龙头。其它日用小商品、小家电在价格、功能和包装方面也颇具一定的优势，吸引着众多内地游客。至九十年代后，虽然中英街的购物面积不超过三千平方米，但商业却盛极一时，中方拥有国营、集体、个体店铺93家，每年的销售总额达七亿多元，比1982年增加近400倍。

    今天的中英街，不但是一个繁华的商业街，而且还是一个旅游景点和爱国主义教育的基地。随着1997年香港的回归，中英街成为"一国两制"的窗口。由于中英街具有独特的历史背景及优越的地理位置，令中英街的发展前景十分广阔。（作者系深圳博物馆工作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