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秋，我刚去到高州县（现已改市）挂职当县委副书记。没隔半月，就接到广东省作家协会（当时是作协广东分会）副主席陈残云同志的电话，说要我马上去刚开办不久的深圳经济特区去；还说这是他与深圳市委副书记兼副市长黄施民同志谈好了的。

    这事令我很为难。一是到高州报到后，县委常委才分工我专管高州粤剧团的改制工作，工作正开了个头便要离开，难以交代。二是-这是更主要的-我的思想还有包袱，用老观点来看待深圳。当时，我把深圳看作是深受香港这个资本主义世界影响很大的地方，同时又自觉得不是个意志坚强、立场坚定的共产党员，到了那个地方，会被腐蚀。现在看来，当然是很可笑更可悲的想法了。但那时却是真的那样考虑的。因此，我在高州干了整整一年之后，才转到深圳。

    去前，我还未拿定主意。先是随同陈残云为首的一批作家、艺术家到深圳访问了几天之后，残云同志把我留下，带我到他当年在宝安搞土改的几个三同户家里去做客，相隔30多年，他们与残云同志不但依旧相识，并且亲如兄弟般的热情接待，使我非常激动。同时让我开始对深圳的农村有了初步的认识，大异于我过去那种"左"的思想所形成的观念。于是才答应到深圳挂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之职。

    说是挂个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之职，而我的主要任务是创办《特区文学》杂志。因此，我极少到宣传部去坐班。而是住在深圳市文联的办公室做刊物出版的筹备工作。那时的文联是在旧城区边上的市文化局内一间不到40平方米的办公室内办公。我的办公室和住处是用文联的几个高柜子隔开，只能容下一张桌子，一架单人睡觉的木板床。外面是文联的专职副主席汤洪泰和后来是音乐家协会主席洪流的办公和接待客人的地方。我的助手只有现在已是很有成就的女作家张黎明和书法家何玉生两人，前者管编辑，后者管发行。

    万事开头难。全国第一家大型的特区文学杂志该怎么办？用现在的话来说，首先是定位，然后才能进行策划。方针毋庸置疑是"两为"。但必须通过作品来使读者了解经济特区。因为当时是初办经济特区，全国有不少人还有许多误解，甚至有舆论界还把它误认为"租界"。一些南来的作家纷纷跑到海关去生活，把特区误解为走私的热门之地。这些，都使我这个编了十多年文学刊物的老编辑觉得十分为难。

    难也得干！谁叫你敢把这副担子往自己的肩上挑？

    好在深圳市的有关领导和宣传部大力支持和鼓励，特别有"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的政策做后盾，更得到当地、内地和港澳以及海外的华文作家和作者的踊跃来稿，给予我们很大的信心。便埋头看稿、改稿。可是到了要发稿时，另一个难题又来了。

    要知道，当年的深圳特区，只有一间外资兴办的彩印厂，印彩色封面没有问题，可是能印内文的印刷厂却是一间也没有。只好到广州去印。那时还没有电脑排版，是在排字车间的工人用手来把一个一个铅字排出条样，然后由编辑把条样剪剪贴贴，拼成大样交回印刷厂拼版。但是，那时只有我一个会干这种活。然后又是校对---一校、二校、三校直到终校，我一个人是怎么也干不了的。只好动员老伴、儿女来帮忙。创刊号终于面世了，而且反映还不错。当然，用现在的要求来看，自然是蹩脚得很。可是读者绝不会知道，那是我们全家人关着门干了将近10天才搞出清样出来签字付印的。

    时间过得真快，一晃眼已是1984年的春天。我奉作协广东分会党组之命，不再在深圳市委宣传部挂职，同时也辞去《特区文学》主编的职务。回首两年多在深圳特区的工作与生活，使我最为怀恋的是，同事之间只有互相支持与帮助，工作时专心致志，休息时玩得尽情、开心。无争名夺利的妒贤嫉能；有相互促进的同志情真。要不，怎能到了1984年《特区文学》能达到近17万的发行量，并由季刊改为一直发行至今的双月刊？

    要问我做了些什么？回到省里之后，一位分管文教的省委领导见到我时说：你在深圳干得不错，只是作品写少了。我说：你说得很对。我在《特区文学》任主编时只干?quot;四子登科"。领导同志不解。我继续加以解释，说：组成一个班子，建成一栋房子，弄到一部车子，要到一叠票子。

    一个班子，就是把编辑部的人员基本配搭好了。现在还任副主编的诗人钟永华，是几经周折才从武汉军区调来的；以后的两位副主编作家刘起裕（郁茏）、李丹（丹圣）分别从省作协的文学院和《深圳特区报》调来；还从吉林的延边市调来老编辑龙世寿（后两位现已退休了），加上张黎明和一位女画家当美术编辑等，已有十多人的班子。

    一部面包车，是打报告给市政府批准拨给我们使用的。

    一叠票子，是因为我们这份刊物办得有点成绩，加上人员逐步增加，到了1984年我离开那阵儿，财政拨款已达十余万元，就当时说，印刷成本、工资福利已经足够了。

    至于一栋房子，是市文联和《特区文学》编辑部的干部所共有的。兴建之初纠纷很多，全靠市委领导亲自解决，才得以建成。（本文作者是《特区文学》原主编、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