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底的一天，深圳又迎来了短暂而寒冷的冬季。不同于北方的萧瑟，这儿的冬天依旧绿意盎然。在迎宾馆一间宽敞的会议室里，深圳市房改办组织的专家论证会正在召开。来自北京、上海、天津、广州、西安等几大城市的20多位知名专家、学者济济一堂。邹永雄在他们周围来回奔忙着分发材料，他的额头上竟沁出了细密的汗珠。

    一份凝聚着房改办全体工作人员心血的《深圳经济特区住房制度改革方案》及其《九项配套细则》恭恭敬敬地摆在了专家们面前。殊不知，这是一份被逼出的房改方案。

    1980年，深圳人口仅有3万人，到1988年，竟翻了50倍，达到150多万人。住房紧张成为这个新兴城市的“燃眉之急”。特区政府为此拿出建设总投资的23%来大兴土木。然而，还有2万多个缺房户排队等着分房子。一边是人口大量涌入，一边是政府无偿分房，包袱越背越大。与此同时，地皮价格骤增，商品房“水涨船高”，普通人只能望房兴叹，无力消受。

    改革势在必行。1987年6月，当刚刚大学毕业的邹永雄来市房改办报到时，他和其他四位同志一同挤在厕所旁的楼梯间里办公，恶劣的物质环境更增强了他们改革的紧迫感和决心。他们在全市发动和组织了5000人，踩着单车走街串巷挨家挨户做调查，收问卷表，得到14万个数据。在电脑统计、论证之后，房改办勇敢地提出了鼓励职工买房的思路，在全国率先制订：补贴提租、鼓励买房、建立基金、新房新政策，双轨三类多价制，四步实现商品化等房改方案。房改的关键体现在3个原则上：由实物分配逐步转为货币分配；由财政、企业两者负担转为财政、企业、个人三者负担，最终转变为完全由个人负担；由福利性分房逐步过渡到住房商品化。

    住房改革，牵一发而动全局。深圳的房改，刺痛了社会最安全和满足的神经，使许多既得利益者和尚在耐心等待的人们不安起来。

    “不分房，社会主义优越性从何体现？”把国有资产卖给私人，这不是流失吗？不是挖社会主义墙角吗？”这些看法从四面八方乌云般包围着改革者，希望能将他们心中的火焰扑灭。

    怎么办？他们只好将热切的目光转向全国，希望能在大范围内争取方法和舆论的支持。

    会议室里，方案引起了专家的热烈讨论。建设部住宅研究所所长严正硕士的发言很有激情：“国外住宅资金的投入与产出之比是1：1.64，为国家增加了收人，推进了房地产业的发展。”他强调说，“深圳的这个房改方案，可以扭转不利现状，是带有方向性的。

    兰州房管局张局长若有所思：“深圳的房改方案好，有新意，可我们那儿学不了。

    “我们那儿也学不了。”有人附和，于是这样的声音此起彼伏地响起来。“恐怕全国都学不了。卖公房，价格高了，职工承受不了；价格低了，国有资产流失。

    一个人总结大家的意见：“那——还是慢慢来吧！

    始终一言未发的房改办主任董日臣“霍”地站起来，激动地说：“不卖房，几十年建房投资一分钱不能回收，而且倒贴养房费用；卖房既可回收投资，又可建新房。这是个改善国家缺钱、群众又无房分的办法！

    来自各地的代表你一言我一语，最后表决时出现了十分戏剧性的结果：除一张半赞成票外，20多位专家的意见都取得了惊人的一致——还是提高点租金好了，不要卖房。

    这大大出乎房改办意料。本来是想在狂风暴雨中求得些微支持，可没想到又被当头浇了盆冷水。

    “当时这事对我们确实是沉重一击，可我们有信心有决心坚持下去。”现任深圳住宅局房改处副处长的邹永雄陷人对往事的沉思中。

    经过反复论证、计算，12次易稿之后，深圳房改方案终于出台了。1988年6月10日，深圳召开了规模盛大的“深圳住房制度改革大会”。房改方案是公开的，配套细则也是详尽而具体的。同年10月，房改方案正式实施，深圳的住房逐步完成福利型分配向商品型购房的转变。

    从1988年以来，深圳市分配福利房共19894套，微利房16845套，单身公寓5300间，解决了十几万干部职工的住房困难。住宅局局长孙大海说，今年几年内深圳将以每年7000至10000套住宅的建设速度向社会提供福利和微利商品房，实现市政府提出的“居者有其屋”的目标。

    1998年7月1日，在十几亿中国老百姓心里，有着特别的意义。中国政府宣布：从这天开始我国的福利分房制度将被取消，取而代之的是建立商品化货币化政策。

    同全国的轩然大波相比，深圳显得极为平静。因为10年前，深圳已取消了福利房。住房消费，早已进人平常百姓的家庭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