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12月15日）

    同志们：

    我很高兴有机会在此向全国党刊会议的同志们介绍深圳经济特区的情况。特区从创办到现在已经5年多了，究竟发展怎么样？这引起人们的普遍关心。前几天，我们市委书记梁湘同志，在中直机关干部会上汇报了特区建设情况，《深圳特区报》也已作过详细报道。这里，我根据同志们提出的问题，再作一些说明。

    第一个问题，简单介绍－下特区的由来。

    为什么建国30多年了，还要在广东、福建划出4个地方来建立经济特区呢？这样做是按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四个现代化建设上来。对内要搞活，要改革，对外要开放。中央提出：要利用两种资源、两种市场来建设我们的国家。一个国家不可能关起门来搞建设，一定要和世界各国在平等互利的原则基础上进行经济、技术的合作和交流，加快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当时，福建、广东省委向中央写了报告，要求利用两省的地理条件，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引进外资、侨资和港资来搞建设。中央批准了这两个报告，并规定：两省可划出一块地方建立出口加工区。当时还不叫“经济特区”。I980年，中央在两省工作会议上又明确提出：把两省的出口加工区定名为“经济特区”。这是根据中国的情况，并参考世界各国的出口加工区和自由贸易区而定出的称谓。我国的经济特区是发展工业、农业、商业、旅游业的综合性的经济特区。它与外国的出口加工区和自由贸易区有区别，也就是说它在经济建设方面可以特。在思想上、政治上则不能特。这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特区最重要的一个特征。我们的4个经济特区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产物，是对外开放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央经过研究，认为它是一个试验，是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个新事物。这种提法，比我们原来的认识要求就更高了。

    设置经济特区以来，中央几乎每年都就特区问题发出文件：1979年发了50号文，1980年发了41号文，1981年发了27号文，1982年发了17号文和50号文，并且中央和省委的领导同志常到特区调查研究，具体指导工作。所以我们深圳特区是在中央、广东省委直接关怀下发展起来的。

    第二个问题，经济特区“特”在什么地方？它的基本特征是什么？

    经济特区，在经济上，顾名思义，就是要“特”，“特”在哪里呢？我们经过几年的实践，认为主要体现在“四个为主”。这是我们经济特区的基本特征。根据中央的决定，我们特区要以引进外资为主，包括侨资、港资，所以第一个“为主”叫做经济特区建设要以引进外资为主。我们内地也有引进外资的，但是它的整个建设是以内资为主，不可能以引进外资为主。在经济特区中，就要求以引进外资为主。我们深圳有个规划，就是到本世纪末，在我们327.5平方公里的范围内，需要引进70亿美元左右的外资。这是一个宏观计划，是我们的一个奋斗目标。那么，外资引进以后，可以同我们合作发展，叫做中外合作经济或叫中外合资经济。这两种合作，实际上是两种所有制的合作。外方代表资本主义所有制经济，我方代表社会主义所有制经济。这两种所有制的合作，是一种形式。第二种形式允许外国资本在我们国家宏观控制下，或指导下，独资兴办各种企业。现在我们已经兴办了一些。这种所有制，是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当中，完全按照资本主义的方式来办的。它的所有制是资本主义的，但要受我们社会主义的宏观经济和法律的制约。那么，随着外资的引进、数量的增加，这两种经济的比重将逐步超过我们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个体所有制经济，使我们特区形成一个多种经济并存的经济实体。有合资、独资、集体、全民、个体等，而且合资、独资经济的比重将逐步增大。这就是说经济成份以中外合资、独资为主，这是第二个为主，这在内地是不可能的。因为内地也有外资企业，有些来料加工，但它整个外资的比重，在内地企业中只是占少数。第三个为主是特区企业的产品以返销到国际市场为主，即出口为主。因为我们引进外资，是为引进国家需要的一些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因此，外资企业进入中国后，我们规定他们以出口为主，这样做一方面利于外汇平衡；另一方面保护我们的民族工业，更重要的是把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方法引进来。因为产品以出口为主，在国际上竞争，就必须要有先进的技术和管理。这是为达到我们的目的而建立的一条原则。现在，深圳所有的外资企业产品全部或大部分是出口的，内销部分约占20－30%。第四个是以市场调节为主。特区的经济既然中外合资（包括独资）比重增加，因此它整个的经济活动是以市场调节为主。因为引进什么和怎样引进，是受我们宏观控制的，但怎么生产，产品原料怎样来，产品怎么销售？这是企业的事情。它是完全按照市场的供求规律去办事的，它受市场特别是国际市场所制约的。我们说，经济特区“特”就“特”在这“四个为主”。这四个方面，内地也有，但恰恰相反，他们是以之为副，我们则是以之为主，这是特区最重要的特征。

    上面说的是经济建设，那么在政治思想方面，按照中央的要求，对特区的党员、干部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等方面都要求特别的严。中央一开始就指出：特区要有所引进，有所抵制。排污不排外，要特别重视在政治思想上的斗争。所以讲，特区就特在经济政策上“特别宽”，政治思想上“特别严”。“特别宽”和“特别严”，这是中国经济特区的特征。那么，从这里可以看出，我们的经济特区跟外国的出口加工区、自由贸易区有着本质的区别。

    第三个问题，我们的特区究竟是什么性质？

    国内的经济界、理论界都有争论，焦点就是这个特区是姓“社”还是姓“资”？外资比重那么大，又让他赚钱，究竟特区是姓什么呢？在这个问题上，必须有个科学的说法。说得不好，也可能外资不敢进来了；或者说得不确切，把我们社会主义经济特区的形象歪曲了。这个问题必须科学地说明。我们讲，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特区，它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所实行的特殊政策，是为社会主义利益服务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特区总起来讲，它姓“社。因为特区的领导机构，广大干部都是按照党的政策办事的。但是，在特区企业中，有姓“社”的，有姓“资”的，如独资企业，象“三洋”、“凯达”等，你说姓“社”，它就不来了。他在本国都不搞社会主义，跑到中国来你要他搞社会主义，行吗？日本企业家跑到这里来投资，搞社会主义，行吗？显然是不可能的。有一些中外合资企业有两个“姓”，因为我们派到这些企业工作的干部，不管你是董事长也好，总经理也好，是代表国家的利益，代表人民的利益去与资本家合作的，他们只能拿自己那份工资，赚到的钱是归国家的。因此，我们的干部是姓“社”的。而资本家是为了个人的利益，为了资本获得利润与我们合作的，因此，他应该姓“资”。所以说经济特区的情况很复杂，你不讲科学，不讲清楚，笼统地说“我是姓社的”，那么外资就不来了。因为他是姓“资，来了就得改姓，他就不来了，中央办特区的政策就不能够实现。如果因为外资进来以后，整个社会都变得姓“资”，这也就走到另外一个极端，这也是不允许的。因此，我们的头脑要特别的清醒。我们在特区工作好象体操运动员走平衡木一样，要走得非常稳。你从左边掉下去，或者从右边掉下去，中央和全国人民都不答应，一定要平稳地前进，所以不能笼统地说姓什么。从总体上说它姓“社”，在特区范围内有姓“资”、姓“社”的，各姓各的姓，各走各的路，这是我们特区的性质，而实际情况也就是这样子。在意识形态上不能姓“资”，还是要按社会主义的原则去办事。

    第四个问题，特区的使命是什么？任务是什么？

    我们国家划出一块地区，引进外资，付出的代价就是让外国资本在这里赚钱。按马克思主义的学说，不管怎样，他们都是剥削了我们剩余价值。但这个代价不付出，人家是不来的，包括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凡是有外资企业的，都要付出这一代价。上次苏共中央委员、美国和加拿大问题研究所所长阿尔巴托夫来深圳访问，他和我们交谈，说苏联也有外资企业，同西德、意大利等合作生产汽车。他们也要赚钱，不然就不来了。这个被赚的钱不管怎么说，就是剩余价值。这既是我们付出的代价，但也是我们引进外资的一种手段。付出这种代价，我们究竟得到的是什么？我们对全国起了什么作用？这也就是邓小平同志讲的，特区要起到“四个窗口”的作用，紫阳同志讲的要成为“一个枢纽”、“两个扇面”的辐射作用。这里“四个窗口”、“两个扇面”着眼于全国的社会主义利益，不仅仅是特区本身怎么发展的问题。通过引进外资，特区本身当然会发展起来，但这并不是我们的目的。因为邓小平同志讲特区要成为一个技术的窗口、知识的窗口、管理的窗口、对外政策的窗口。紫阳同志讲，要成为“一个枢纽川两个扇面”，向外辐射，向内辐射。“四个窗口”是什么意思呢？前三个总是为我们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服务的。因为我们国家要搞四个现代化，现代化必须要有现代的技术、知识和科学的管理经验。目前我们国家落后，也就在这些方面。通过特区引进外资，那么一大批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其他事业就兴建起来了。带来了什么呢？带来了技术、知识、管理。同志们参观了一些工厂，这些工厂都是引进外资办起来的。要办工厂，就必须把一整套设备、管理、产品工艺流程等等带进来，这些东西进来以后，就给我们学习和借鉴提供了条件，而且由外商同我们合作的企业，我们也参与管理。经过这样，就可以把一些技术、知识、管理逐步学到手，并转移到内地去。现在我们工业数量虽然不大，但是已经有了一批技术比较先进的，或者设备比较先进的工厂，特别是管理比较先进的。我们这儿有个中冠印染厂，它的管理人员比较精。据一些同志说如和内地这样一个同等的印染厂相比，中冠的管理人员要少得多。所以说外资引进得多，这个“窗口”就兴盛。还有一个是对外开放的窗口。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这是全世界特别是资本主义世界尤其关注的问题。他们认为，社会主义中国能不能向资本主义开放，这首先要看深圳经济特区和其它几个经济特区能不能把外资大量引进来，并且不是短期的，而是长期的。所以现在我们国内稍有一些政策的调整，外国都很敏感，老是跑来问：“你们的对外开放政策变不变？”我们说不变，但人家不放心，还是要看事实。因此，深圳特区引进外资越多，办得越好，越使全世界相信我们的开放政策是实实在在的。“两个辐射”的问题，按紫阳同志讲，将来我们特区的产品要辐射出去，资金、技术、知识要辐射到我们内地。这与小平同志讲的意思是一致的。这是第一个使命。第二个使命，按我们的体会，特区是一个开放改革的试验场所，也是人才培训的基地。开放改革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定了的，但作为中国来说，自鸦片战争以来，开放都是与民族灾难联系在一起的。历史上的清朝政府腐败、闭关自守，资本主义为了打开市场，用大炮打开了中国的门户，割让了土地，形成了租界，这种开放是民族的奇耻大辱。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把外国帝国主义的势力统统赶走了，现在又要开放，有些同志就有顾虑了。开放以后，殖民地、半殖民地、租界等这些会不会重新出现？特别象深圳这样的地方，对面就是香港，一开放会不会搞坏，或者被同化。他们有这个顾虑，所以说先做试验，按照中央的方针，在坚持国家主权，坚持平等互利原则基础上进行开放。中央很重视、关心，每年都有中央领导同志到深圳视察，来指导。1984年邓小平同志到深圳视察，他路过广州时对省委领导同志讲：办特区是我的主张。到底成不成功，我要去看一看。他在深圳看了3天，以后又到珠海、厦门特区看了，4个特区他看了3个，为3个特区题了词。他为深圳的题词是：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并且决定进一步开放14个沿海城市。小平同志看到的不光是发展的经验，这个经验还包括怎么样在开放条件下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维护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就是前提。光是经济上有所得，政治上思想上有所失，我看中央就不会决定进一步开放。小平同志视察的结果，无论从政治上、经济上、社会风尚各个方面证明，有中国共产党正确领导，对外开放就完全可以搞好。他与过去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旧中国那种被迫开放，是完全不一样的。

    在特区，由于它面向资本主义世界，所以它的经济必然要过渡到以市场调节为主。为了适应这个形势，我们自1982年起，从单项改革转到系统改革，使整个经济过渡到在国家宏观计划指导下的市场经济。现在我们对每一个企业都搞宏观指导，不搞指令性的计划。生产资料、生活资料、市场物价都按商品经济规律去办。这几年的实践证明，我们的物资是愈来愈丰富，工资相应提高，物价相对平稳，整个经济都在理顺的基础上稳步发展。这方面的改革引起了国内外专家的注意，他们到特区来总结，包括对我们建设资金的筹集、基本建设程序的改革、企业的以销定产、工人的合同制、工资体现多劳多得，等等。这些都为内地的改革提供了某些借鉴的经验。党在十二大提出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有很多方面在深圳都初步实践了。这证明发展在国家指导下的商品经济，尊重价值规律，这个改革必定会成功，因为深圳的实践已经说明了问题。现在全国有很多会议都在这里开，包括基本建设的问题、金融体系改革的问题、商品流通的问题、大学的教育工作改革的问题及卫生工作问题等等，都在深圳开过一些会议，总结经验，结合内地的实际加以推广，这也是改革的一个试验。

    作为人才培养的基地，我们特区本来最缺的就是人才，但能成为人才的基地，这是因为在特区工作的同志，经过几年实践以后，他在马列主义理论水平方面的要求会越来越高。因为在实际的生活当中，逼得他要分清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头脑要很清醒。内地光在社会主义企业里工作，没有资本主义这个对立面，而这里有对立面，而且还有合作共事，根本界限你要分得清楚。所以我们强调学马列，用马列主义的基本观点去分析特区的实际，在分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原则界线的时候不得混淆。同时要掌握现代科学知识、现代金融信息、现代技术信息、现代经济信息，而且要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来改进我们的工作体制和工作方法。这样经过一段时间，就培养出我们经济体制改革所需要的人才，他既懂得社会主义，又懂得资本主义，又懂得世界各方面的情况。

    第三方面，我们直接担负着统一祖国的担子，也就是说，我们要在收复香港，台湾的回归上作贡献。中央的“一国两制”决策非常英明，在世界上引起很大的反响，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发展。这个理论正在实践中。作为香港，在中英联合公报中已经明确了于1997年7月1日收回，这一点绝大多数人是能够接受的，但他们有点疑虑：能不能实现，能否兑现。因此有些人利用这点来挑唆，说共产党的政策随时可以变。香港的右派也都在挑唆。他们不敢否定“一国两制”，但说这是一个骗局，说到收回后不可能维持50年不变。所以人心老是处于稳定一段，不稳定一段。中央的方针是收回香港，保持香港繁荣，这对我们国家有利。如果香港解决了，那么台湾就会看着香港，香港搞不好也会影响台湾。那么为什么香港要看深圳呢？因为第一，它的地理环境与深圳接近。鸦片战争前它还是我们的一个县，叫新安县。香港在地理上、历史上与深圳是这么个关系。现在要收回香港，香港很多的企业家，香港的同胞就要看你深圳能不能办得好，能不能树起来。他也看你收回香港后能不能维持50年不变。他要看两条：第一条，企业家、资本家看收回香港以后，他们的财产会不会按照上海方式、广州方式给没收，如果会被没收，他们就会赶快跑。他们现在就是一个把钱放在香港，一个放在外国或香港的外国银行。如果我们深圳按原目标在本世纪末引进70亿美元，而且这70亿美元进来后，其合法的利益能够在社会主义中国的土地上得到保护。那么，收回香港后，资本家的财产当然就不会被没收。看到这一点他们就会稳定了，资金不外流，人才也不会外流了。我们估计到1990年是个关键，到那个时候，如果深圳特区能引进30亿美元左右，香港同胞看到了，资本家看到了，他们的资金就不会外流了。因为他们知道到外国做生意不容易，香港还是一个理想的投资场所。同时一般的香港同胞，他们担心收回香港后，生活水平会降低。现在香港人平国民收入4700美元，在亚洲仅次于日本，而世界银行公布我们才300美元，这差得很远。当然，沿海城市不一样，总的来说国内生活水平和香港相比差很远。他们就怕收回以后把他们拉下来。那么现在他们看到这几年深圳特区的变化，特别是1990年我们的目标，按中央的要求，人平国民收入要达到5000美元。这就接近和超过香港1984年的4700美元的水平，估计到1990年，香港可达到7000美元，我们比他差一点，但按实际消费来看，是接近了的。有些方面，如农民生活、工人生活和住房条件都会超过香港。平均来讲，我们的生活水平不会比香港低。如果到那个时候真的实现，广大香港同胞就会稳定了。就不会跑，跑干啥？深圳赶上来了，广州赶上来了，沿海城市也赶上来了，全国都按照富民政策先后富起来，那么50年以后，我们的国家的目标达到了，你香港资本主义制度变不变由你定吧，反正我各方面都比你好，我社会主义制度就比你好。外面流传这么一句话，叫做“台湾看香港，香港看深圳！”，就是这么一回事。所以中央领导同志也说过，深圳也应成为对港台政策的窗口。如果顺利地收回香港，使台湾回归，那么特区就对祖国的统一起了一定的作用。这也是特区的一个使命和任务。深圳地方小，但影响大。这个任务还是很重的，我们目前的水平还适应不了这个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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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个问题，对前5年应怎样去评价。

    特区办了5年，这5年是成功的。梁湘同志在北京的汇报中举了大量数字，这5年有大量的事实和数据说明是成功的。但仅仅是打下了基础，特区的任务远远没完成。1986年开始到1990年，这是个关键时期。5年以后，就是中国办特区10年，中国的特区是否得到世界的公认，这要看1990年。现在很多外国人来深圳考察、访问。可以说，深圳是举世瞩目的，但却不是举世公认，也就是还得看你成不成功。到1990年我们希望得到举世公认。前5年我们已打下了基础，梁湘同志的报告讲了，引进了外资31亿美元，建设投资环境用了60亿人民币，其中国家直接投资2亿多，其它都是靠国家给的政策去筹集资金，靠自己去归还的，不是靠向国家伸手要的。前5年的成绩，离不开全国对我们的支援，因为深圳原来只是个很小的地方，城镇才2万多人，工农业总产值才1.7亿，工业产值只有6000万，人平收入130多元钱，非常穷，非常落后，所以人员大量外流。1979年办特区初期还跑了3万多人到香港去。我们来的时候，几万亩土地丢荒，整个深圳只有5个技术人员，就这么个基础，要同现代化的资本主义打交道，当然要靠全国的支援。首先中央给政策，各部、各省从各方面支持我们。我们的人是从内地调来的，我们的建筑队伍最多时有17万人，其中15万是全国各地派来的。全国除西藏外，都在这里开设了机构，如内联企业，他们带来了资金、技术。我们的干部从全国招聘、选调来的。原来是8000多，现在包括中央单位在内一共6万多干部，都是内地来的。有人说深圳日新月异，这个日新月异是在全国人民支持下艰苦奋斗5年的结果。那么为什么先搞这么多楼房？这是为了建设好一个投资环境。这个奋斗说明，我们国家办特区的决心是下定了的。没有投资环境哪有外资来，路又不通，水电又没有，电话没有，公司楼宇、厂房没有，宾馆、酒家没有，文化体育卫生教育设施没有，什么都没有，那不行。所以这几年我们并不是要为中国增加一个现代化城市，只是建设一个好的投资环境而带出这么一个现代化城市。我们要开发的土地有110平方公里，但现在只开发了40平方公里，还有大量的开发任务。这5年的变化说明，我们的经济可以比较快地、比较好地发展。就深圳的城市建设来说，整个老城区只有50万平方米，但5年来，特别是1982年以后，我们建了800万平方米的建筑物，过去几十年是50万，现在几年就800万。第二条，我们的工业总产值从过去的6000万增加到现在的24亿，增长了40倍。在广东省的城市来说，仅次于广州市。第三条，财政收入从过去的2500万到今年底可达8个亿。第四条，国民收入，我们在全省名列第一，第二是佛山，第三是广州。这也就是说，一个方向对头，一个路线对头，大家本着开放改革的精神，我们的经济建设是可以搞得很快很好的。至于工资收人，整个特区工人的平均工资每月为200元。对这样的工资，高了不行，对优惠政策有影响；低也不行，这样会便宜了资本家。所以定了这么个标准。这个水平是低于香港，高于内地。实践证明基本符合特区的实际。

    第六个问题，在开放条件下，如何抓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包括党的建设问题、干部建设问题、社会风气问题。要开放，一定要把门打开。资本主义国家大量的人进来，资本主义企业发展起来，经济基础中相当一部分是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在这种条件之下，能不能搞好精神文明建设，我们经过5年多的实践，认为这是完全可能的。首先应当有这个决心，不能因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东西进来，我们就不开放。中央要求我们要“两手抓”，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这很重要，特别是抓精神文明。我们讲，深圳抓物质文明，因为有人帮忙，就是外国资本家和香港资本家帮忙。他们投资以后，工厂投产后，就不用怎么管了。他们办得很好，因为他们的钱都有银行利息的，借的周期短，回收要快，他们赚钱，我们收费，对我们有好处。所以物质文明建设，随着外资的引进，只要我们土地规划好，控制好，让他们去干，工厂的经营我们可以不管。但是精神文明，则靠我们自己来抓，所以我们非常强调精神文明建设在特区建设中的地位。特区的精神文明建设与内地相比有什么特点，重点抓什么。最近我们总结了过去5年的经验，制定了《深圳经济特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大纲》。这个大纲就是根据特区精神文明建设的特点、重点来定的。请同志们看了以后提提意见，帮助修改。“大纲”仅仅是一个设想。我们的特点是什么呢？一是资本主义的经济比重的增加，商品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思想意识的直接影响。第二，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商品交换的原则也容易侵入到我们党的干部的生活当中来，所以我们针对这一点，提出在我们干部队伍中，一定要做到4个字：“廉洁奉公”，同外商打交道，在金钱问题上，一定要清清楚楚。其次，在社会上，我们反复批判“一切向钱看”的思想，这次整党中我们抓了这一个事情。根据这样的原则，我们反复跟干部讲，我们特区会有很多资本家，这是“引”进来的，外国的、香港的、华侨的。但我们不能让我们的队伍中有一个资本家。谁要由无产者向资产者转化，那么谁就要受党纪国法之惩。我们搞了5年多时间，我们处理了170多个出现这类问题的干部。这个数字对6万多名干部来讲，数字不算很大。波兰总理的顾问塔西问我这个情况，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阿尔希波夫也问我这个情况。我对他们讲，我们的态度是“引进”资本家，不产生资本家。谁要变成资本家，他就向党的纪委会和法院去“报到”。但不可能没有，你不让他产生，它也要产生。所以我们态度很清楚，产生以后就得清除。波兰总理顾问听了之后说：“你们这个数字清理以后，我祝贺你。因为你们这个比例很小，我们波兰外资不多，有一些私人资本、个体户。但国家干部眼他们打交道的，很多都给腐蚀了。比例比你们大得多。”所以抓廉洁奉公，反对一切向钱看，清理一些蜕化变质的，始终保持我们干部为人民服务的本色。在这个前提下，要敢于接触，该碰杯的碰杯，该一起合作的合作。不要给人家看了好像清规戒律很多，使得外资有顾虑，彼此连吃点饭喝点酒都不敢，这就不行了。界线要划清楚。

    第二方面，用法律明文规定，禁止赌博、吸毒、妓女、黑社会、黑市炒卖等等。要进行严格的管理，发现问题就坚决打击和取缔。香港有人写信给我们，说你们可以在那里开设赌场，可以在那里搞一个“红灯区”气我们说不行，这个钱我们不能赚，这些是肮脏钱。

    第三方面，对广大的干部群众进行理想纪律教育。在特区既然有社会主义，也有资本主义，两种生产方式的并存，多种经济成份并存，多种经济规律在起作用。因此，我们要引导群众分清什么是进步的，什么是腐朽的、落后的。一比较就很清楚地知道了社会主义的公有制比起资本主义私有制要进步得多。我们的理想是要实现共产主义，资本主义作为我们的对立面，要把它作为一个教员，提高我们的觉悟。这个工作是相当艰巨的，但经我们长期努力是可以做到的。整个来讲，深圳的社会风气是好的，大部分人都在读书、上夜校。发生的刑事犯罪率，包括黑市炒卖外汇，本地人作案的比例很小。深圳特区社会风气较好，有一个重要的基础，就是物质基础比较好，人民安居乐业，生活水平比较高。所以小平同志来这视察后回去讲，精神文明来源于物质文明，物质文明好，再加强工作，人的精神面貌就会好。过去物质文明抓不好，我们的干部只和群众讲精神文明，讲什么形势。你讲你的大数字，我看我的菜篮子，我的菜篮子买不到副食品，买不到这个那个的，你讲大形势，他就不信了。现在是你讲形势不好，群众不答应。整个国家发展，特区发展，家庭发展，这就给精神文明提供了物质基础。但光抓物质文明而不抓精神文明也是不对的。这不会自发产生一个好的精神文明来。所以我们特区总是把这个工作抓得非常紧。

    第四个方面，在两种思想文化斗争中，我们也坚信，社会主义的思想文化比资本主义思想文化要优越得多。不要认为门户一打开，就一定让人家腐蚀，给人家影响，他可以影响，我可以反影响，他可以搞潜移默化，我也可以搞潜移默化。我们这几年开放的旅游点，这里面就有谁影响谁的问题。我们搞的是健康的，不像外国搞的那些污七八糟的东西。那么，香港同胞和外国朋友看到了，就知道社会主义的旅游业同香港不一样，同泰国不一样，同国外其它地方不一样，这就是社会主义给他的影响。他要在这里看泰国的人妖舞，想上“红灯区”，这里都没有。当然，这方面的工作还要加强，将来我们的电视台搞好了，还要向香港发射。现在我们一打开电视机就看到香港的电视节目。他们有好几个差转台向我们发射，我们还没有差转台，但新界一些地方仍可以收到我们的电视节目，香港有些人也愿意看我们国内的电视。在这么一个地理条件下，意识形态方面的东西、思想文化方面的东西都是客观存在的，但我们坚信我们社会主义的思想文化在本质上比资本主义优胜。我们不用行政手段去禁止收看香港电视，电波这东西是无法挡住的，只有引导和比较，这工作是艰巨的。现在看来，经过引导，群众对资本主义世界的东西还是有辨别能力，也有抵制能力的。

    第七个问题，是大家比较关心的，为什么在深圳市面上有3种货币同时流通？

    大家拿人民币买不到什么好东西，这是怎么回事？这问题比较复杂。现在我向同志们解释一下。这里面有不合理的东西。我们坚决打击的是单纯炒卖外汇的，以炒卖获利的。对这些，我们坚决以行政手段进行打击。最近炒卖少多了。前些时候海南岛倒卖汽车，他们派来的人提着一麻袋的人民币来深圳炒买外汇，黑市港币暴升，现在都下来了。那么为什么会3种货币同时流通呢？这是一种经济现象，就是说我国引进外资为主的开放政策“特”起来了，但金融货币政策却没有“特”起来。外资要进来，需要3个“自由”，全世界都是这样的，没有办法去改变它的这个客观规律。第一，进出自由，可以调进，也可以调出。第二，货币的兑换自由，拿美元兑换人民币，走时又可拿人民币兑换美元。第三，汇率要有浮动自由。这反映一个经济实力，是一个国家政治经济的综合表现。外资进来，你就要给它这“三个自由”，缺一个它就不来了，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他进来，钱又汇不走，换了人民币，又不能换回美元出去，汇率价格与国际相差三分之一以上，他愿进来吗？现在我们的外汇管理制度是欢迎你进来，进来自由，出去就不自由。外币可以自由兑换人民币，而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外币。汇率是国家公布的，不太符合经济上的实际。这个问题我们分析过，在内地广大的地区，我们经济主要是内向型的，商品主要在国内流通，因此，采取这么一个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外汇的制度是合适的、合理的。外汇管理办法的那种欢迎进来，出去管得严一点，这也是合适的。但作为引进外资为主的地方就不行了。现在我们引进外资8亿多美元，其中80％拿物资进来而不是拿钱进来，这就是因为有那三个不自由。再加上我们很多消费品，国家不是调拨给我们用人民币支付的物资，包括广州交易会进的货，都是要付外汇给国家。这种情况下我们用外汇进货，收回的都是人民币，这样周转一下子就完了。用外汇向国家购买了物资，我们必须收回外汇，这样才能周转。因此，凡是市场上用港币、外汇券标价的商品，都是我们用外汇进货的。现在有些经营采取不结汇的办法，就是你来美元取美元。不结汇等于是扩大外汇流通。我们说这是权宜之计，不是长久打算。为此，中央正在研究解决的办法。我们认为要引进外资为主，就必须相适应地有一套外汇货币管理制度。这方面“特”了那方面不“特”，这是不行的。

    最后一点要说的是国内外对特区有些什么反映。

    我接待的外宾较多，苏联的、美国的、日本的和其它国家的，在野的、不在野的，反映大概有两种：从西方来看，他们觉得我们的开放政策对于缓和西方市场有一定的作用。西方市场很小，贸易保护主义盛行，他们看中了中国的市场。你开放以后我可以推销一部分产品。同时他们考虑到你开放可以把经济搞活，对整个社会主义国家都会有影响。他们认为你这样搞活是资本主义化，他们有他们的幻想。但更多的商人企图多做生意。他们认为中国这样做比较英明。日本有些专家研究说，深圳是个连接点，前面通过香港连接太平洋的一些资本主义世界，后面是社会主义世界，所以深圳恰恰是个连接点。也可以叫做调节作用，把好的东西引进来，经过过滤，输送到内地，内地也可以利用深圳转口一些生意。他们认为深圳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他们认为21世纪西太平洋地区的香港、深圳和珠江三角洲同日本结合起来，成为一个很重要的经济发展区，将来还加上南海油田，还有核电站也要搞起来。他们看到这一经济区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域。西方认为中国的开放搞活政策、特区政策都有利于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也是他们市场的一个问题。但市场不是随便给你的，你得拿技术来换。而从苏联、东欧和一些共产党没有执政的国家来看，他们是从怀疑到基本赞成。有些是充分肯定；有些是寄予很大希望。作为怀疑，特别是苏联，他们的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阿尔希波夫来，他们有一个内部通报，把我们深圳看成是一个没有租界但又和有租界差不多的地方。最近他们有个专家来这里看了说，我们苏联对你们特区有两种意见：一种说你们办特区会被资本主义同化。经过观察以后，看到你们经济发展很快，资本主义的经营管理用到社会主义国家来，工作上、思想上又保持了社会主义所特有的一些本色，会成功的。朝鲜同志刚来的时候也比较怀疑，但现在听说他们也准备搞开放，引进外资。朝鲜的同志来了20多批，执委成员、政治局委员、省长等大都来过。匈牙利、波兰认为我们的改革开放搞得比他们更好，特别是经济特区。他们说，你们有10亿人口，我们只有几千万人，你们要是搞好了，我们的腰杆就更硬了。所以，阿尔希波夫来了后，东欧的一些总理、副总理都来了，他们要到中国来看看，看看你的特区怎么发展，这对他们是个启发。有些社会主义国家，有些兄弟党更把它提高到了马列主义理论的一个新课题。他们说，如果你们搞成功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划出一块很小的地方，中国960万平方公里，4个特区加起来才有520平方公里，就把这个520平方公里作为试验，引进资本主义，进行过滤，然后吸收对社会主义有利的东西，促进国家更快更好地发展。从这个角度来看，利用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是个试验。这是与列宁当时提出的租让制的思想是一致的。列宁后来没有来得及实现。把520平方公里作为试验场所，这对96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有利。因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除东德、捷克的原来工业基础比较好以外，苏联，包括中国在内，革命都是发生在资本主义不很发达的地方和国家。马克思研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时，认为发达国家应当首先实现革命胜利，但都没有。所以象中国这样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一下子过渡到社会主义，在资本主义因素不发达的地区建设社会主义。但资本主义作为历史阶段，生产力大大优越于封建主义的时候，它使生产力发展的合理因素我们就要吸收。如现在我们筹措的资金就靠银行贷款，强调有计划商品经济，强调价值规律，讲求经济效益。这些都是从它们那里吸收来了。大锅饭、铁饭碗不是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的经营管理，他们能用，我们也能用，我们要吸收他们的。就像搞原子弹那样，你们用这个流程，我们也用这个流程，但目的不一样，作用不一样。我们可借鉴他们一些有用的东西为我所用。一个落后的国家过渡到社会主义当中怎么样利用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如果搞成功了，他们认为，就会给马列主义理论宝库添上新的一章。所以说我们党中央办特区的决定是非常英明的，也是有深远意义的。

    今天在座的同志，是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以及全国各党刊的一些领导同志，代表着4000万的党员。我希望同志们能够把特区的建设情况向全中国的党员和党外的同志宣传和介绍。这个宣传，不是宣传深圳，而是通过深圳来宣传党中央的政策。因为我们深圳是根据党中央的决策来办的，它是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我们相信特区在中央和省委的领导之下，在全国的支持下，按照中央的意图，把它办好，为成功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贡献我们的一份力量。

    今天我讲的，梁湘同志的报告中都有的，我只是对一些重点问题作点解释。不对的地方，请同志们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