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完《深圳经济特区初创时期的实践和认识》以后，觉得还遗漏了不少史实，有必要加以补充，遂成此文。

    整风学习和落实干部政策推动思想解放

    纵观历史上任何一次大的社会变革，无不是以思想解放为先导。中央正确决策能否落到实处，新的经济管理体制能否建立，对外开放能否实施，“三个建成”和出口特区能否顺利开展，关键在于各级干部是否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广东省委根据形势的需要，积极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于1978年8、9月间召开常委扩大会议，揭批林彪、“四人帮”的影响和流毒，联系实际开展整风学习，在思想上拨乱反正，恢复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从经济工作上揭露矛盾，总结历史教训，端正指导思想；从组织上揭露和清除林彪、四人帮的帮派体系及“三种人”。按照省委的部署，宝安县委于是年11－12月间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开展整风学习，历时20天。大家联系实际揭批“极“左”路线的毒害，清除“左”的思想影响。内容包括全盘否定边防经济政策、批“三洋”、取消过境耕作和边境小额贸易、批斗有关干部，以及当时发生的一些冤假错案等事实。会议充分发扬民主，常委之间坦率地、和风细雨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通过摆事实、讲道理，严于解剖自己，共同总结历史教训。在此基础上，公开平反对全县有重大影响的“放走白皮猪”、“火烧展览馆”等冤假错案，公开烧毁通过逼供、诱供搞出来的所谓“证词”、“供词”材料，落实干部政策，解除干部的后顾之忧。

    1979年1月，省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传达学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央工作会议和邓小平同志讲话精神，联系广东的实际，拨乱反正，划清是非界限，破除僵化半僵化思想。我利用参加会议的机会，多次发言反映破坏边境经济政策，以及干部、群众对恢复边境经济政策和实行开放改革的强烈要求，分别向习仲勋、刘田夫等省委、省政府领导同志反映情况，提出恢复和扩大过境耕作、边境小额贸易等建议。仲勋、田夫同志委托常务副省长黄静波同志和我们具体研究落实。当时我找分管此项工作的李广镇副县长到广州研究并立即就地起草了报告，上报省政府。2月省政府正式批复，同意边境社队自产的农副产品和海、淡水产品，在完成国家任务后作为小额贸易出口，所得外汇，40%留给社队，用于进口自用的生产资料和生活必需品；深圳市农村非边境地区社队的同类产品，也可按上述办法交由外贸公司代办出口，所得外汇，40%留给社队。省政府批复这个小额贸易政策，从内容上和地区上都比70年代前有较大的突破和扩展。这个突破实质上是改革高度集中的外贸、外汇管理体制的一种尝试。

    春节过后，深圳市召开三级干部会议。传达学习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省委常委扩大会议精神，联系实际破除僵化半僵化思想。整风和落实干部政策推动思想解放，思想解放又推动改革开放的落实。

    从发展生产力入手改革旧的经济管理体制

    1979年撤县建市初期，边境部分干部群众对政策有误解，不少地方说传1979年5月初要取消边防部队巡逻，允许群众自由进出香港。到5月6日傍晚，有2万多人听信谣言沿着几条公路成群结队地涌向边境线，伺机越境。市委采取果断措施，动员和组织各级干部分工、分区、分段对涌往边境线的盲目外流人员进行拦截、清理、辟谣、劝说和疏导，边防部队严密封锁边境线。当晚绝大部分盲目外流人员被疏导回家，只有800多人非法越过边境线，这对于想外流香港的人是个很大的吸引力，从此，非法越境外流日甚一日，人数激增，港英当局每天从文锦渡押回的非法越境外流人员达四五百名之多。事实告诉我们，新成立的市委、市政府如果不下大力气解决好非法外流问题，就谈不上营造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三个建成”和试办出口特区的计划就会落空。因此市委、市政府下大决心，花大力气，着力推进农村的改革开放，大力发展农村生产力，改善农民生活，缩小与香港的差距，刹住外逃风，为特区建设和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秩序。

    首先改革计划管理体制，调整粮食种植计划。由于农村劳动力长期外流，宝安县农村劳力少、耕地多的矛盾十分突出。全县9万劳动力每年要完成70多万亩的水稻种植面积和1亿多斤征购粮任务。深圳市成立不久，市委、市政府就及时调整农业生产方针，经请示省政府批准，将65000亩水稻田改种蔬菜和养鱼。1979年秋，王全国同志到深圳传达省政府决定时还指出，为适应加快发展供应香港鲜活农产品的需要，今后在保证深圳市粮食自给的前提下，还可再适当调减粮食种植面积。我们据此精神，自行调整粮食种植计划。仅用两年时间，就挖鱼塘7万亩，改种蔬菜田7万亩，为原有鱼塘、菜地面积的10倍。此举大大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增加了农民的经济收入。

    其次，改革“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农村管理体制。1978年，宝安县多数社队对旱地农作物推行“五定到组”。1979年坪山公社带头在水稻田实行包产到户，当时遭到了种种非议、被指责为“搞单干”“走回头路”，我曾多次接到这方面的告状和批评。1980年2月，我到坪山公社调查研究，分别找主张搞包产到户和反对搞包产户的基层干部和社员座谈，并到田间实地察看，凡是搞了包产到户的队，秧苗、花生长得既齐苗又粗壮，未搞包产到户的队，还在放春节假，农田长满青草。市委顶住压力，肯定和支持坪山公社的做法，并引导各地因地制宜实行多种形式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到1980年底，全市范围的种植业和饲养业基本实行了“包产到户”和“包干到人”。由于这种经营管理形式适合当时农村生产力的水平，较好地体现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原则，很快调动起农民的劳动积极性，不仅复耕了相当数量的丢荒田地，而且还新开垦了不少矮山坡地用来种果养鸡。在这种体制下，劳动力多的农户很快发展为种养大户，而靠外流香港的劳力寄钱养家的农户就“相形见绌”了。过去叫儿子外逃的父母，现在却叫儿子回乡定居搞种养。横岗镇农民钟××有两个儿子外流香港，开放改革后，她靠磨豆腐、养猪致富，年收入超万元，接着她又发展养鸡业，劳力不够，就把外流香港的两个儿子叫回来定居，活鸡饲养量很快就达数万只，年收入数万元，成为宝安县勤劳致富的典型。1982年宝安县委、县政府召开勤劳致富农民代表会议，表彰奖励和大力宣传了钟××等10个典型。之后，越来越多外逃香港的农村青年回乡定居搞种养，非法越境外流的青年越来越少了。1983年春，取消“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公社管理体制，成立了镇政府和行政村，选举产生村委会；镇、村成立农工商联合公司，下设若干分公司。1983年沙头角、蔡屋围等村委利用征地款，带头成立股份公司，除按劳分配外，还增加了按股份分红。这种经济组织形式和分配制度，很快就从特区内发展到特区外，引导农民资金用于发展生产力。

    其三，改革流通体制，引进竞争机制，增加渠道，减少环节，促进商品流通和市场经济发展。过去，交通运输由国营公司包揽，货不能畅其流，严重制约生产发展。活鸡出口就是其中突出的一例。宝安县每年出口活鸡只有4万只左右。1978年建设外贸商品生产基地，学习香港养鸡技术，办起规模为年产活鸡5万只、10万只和20万只的鸡场。市成立养鸡公司，办种鸡场和饲料厂，由公司负责把市政府下拨的资金，免息或补息三年贷给新建鸡场，向新办鸡场供应优质鸡苗和饲料，收购活鸡出口，是全省最早采用以公司为纽带联系生产基地带动个体鸡场的形式，大大加速了养鸡业的发展。到1982年，出口活鸡数量从每年4万只上升至60万只。出口活鸡数量激增，很快暴露了流通环节的弊病。国营外贸车队按机关时间作息，与活鸡运输很不协调。外贸车队上午8时才开车去鸡场装鸡，到文锦渡吃午饭，下午2时把活鸡卸下再转上香港开来的货车运出港，快的也要第二天才能批发出售，从鸡场到用户手上要花两天时间，运输费用和活鸡死伤损耗竟达销售总额的17%，全部转嫁鸡场负担，使不少鸡场亏损。事实告诉我们，不改革流通管理体制，蓬勃发展的养鸡业就会夭折，活鸡出口计划就会落空。1982年，我们改革了由外贸部门垄断经营运输出口的体制，允许港商参加流通领域的竞争，同意港商直接到鸡场收购活鸡。港商清早驾车到鸡场，运输用的鸡笼由大变小，每只笼装鸡从十余只改为两只，还洒上水防晒防热，当天直接运到香港的茶楼酒店销售，毋须在文锦渡卸换车，也省去批发环节，减少了活鸡死伤损耗。我们按香港当天活鸡批发价收钱，并拨支9%给港商，作为活鸡死伤损耗和运输费用的支付。流通体制改革使鸡场盈利大增，挽救了濒临倒闭的鸡场，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到80年代中期，深圳市活鸡上市量已达2千余万只，其中出口1千多万只，占香港活鸡市场需求量的三分之一，其余部分供应本市和省内一些大中城市。养鸡公司（即康达尔公司）也因此发展为股份制上市公司。交通运输业由国有企业独家经营发展为多种经济成份竞争的机制，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和市场的发育和繁荣。

    其四，改革价格管理体制，运用价值规律促进生产发展、市场繁荣。当时，深圳市十分重视农业生态平衡，从1979年起，每办一个年产5万只鸡场或千头猪场，同时就地规划办一个万株荔枝树的果园或千亩鱼塘，猪、鸡粪便作为果树的肥料或养鱼的饲料，既可避免污染，又能节约成本。但是，传统的价格管理体制的弊病，使这个促进生态平衡的计划实施不下去。当时荔枝出口的收购价格是省外贸部门与物价部门商定的，优质荔枝每斤收购价只有2-3角，而香港每磅的销售价却为港币20元左右，价格不反映供求矛盾，背离价值规律，严重挫伤了生产者的积极性。农民对老果园无心去管理，更无积极性去垦荒发展新果园，荔枝成熟时，宁可赠送亲友，也不愿卖给外贸部门。

    1981年市政府让市外贸部门提高荔枝的收购价格，优质荔枝每斤收购价格从原来2－3角，改为1元多；上级有关部门多次批评，要求按省统一收购价格。市委从实际出发，坚持价格体制改革，不仅继续提高收购价格，而且按双方议定价格，组织香港游客到果园吃荔枝。后来又进一步放开价格，按价值规律办事，按香港批发价和牌价汇率定价，每斤优质荔枝收购价约10元至15元。大大促进了生产。经过两三年时间，几乎所有丢荒的老果园都垦复了，社队还开发荒山坡地办起了千亩万株果园18个，面积2万亩左右。集体办场带动了私人办场，十余年后的今天，深圳市种植荔枝已达10多万亩，260多万株。宝安区公明镇楼村3000多人，1978年以后开荒新种荔枝约1万多亩，20多万株，有些农户仅荔枝一项收人就达几十万元。

    蔬菜的发展也遇到类似问题。深圳蔬菜的生产和出口具有特别优势，建市后人口激增对蔬菜需求量也急剧增加，但旧体制的弊病却严重妨碍了蔬菜生产。内外贸收购价、市内与香港零售价悬殊太大，蔬菜生产淡季时，供不应求，外贸部门捷足先登，内销公司则无法满足市场需要；蔬菜生产旺季时，供过于求，外贸和内销部门相互推诿，致使大量蔬菜烂掉，菜农遭受损失。菜农收入比其他农活收入相差大。市政府于1979年和1982年先后两次从外地共引进5000名劳动力来种菜，拨出不少资金投放给外贸部门和果菜公司建设蔬菜基地，仍然无法扭转蔬菜生产停滞，供过于求和供不应求相替出现的被动局面。1983年，我们从改革体制人手，蔬菜出口和内销都由果菜公司统一经营，果菜公司根据市场和出口需要与菜农签订淡、旺季的不同品种的产销合同，每5天按香港市场批发价和官方汇率，调整公布一次各种主要蔬菜的收购价格。市内市场平均菜价每斤1角，亏损部分由出口盈利去填补。同时，给几千名菜贩发证在农贸市场摆卖零售，价格放开，以调剂余缺。通过体制改革，兼顾了外贸和内销、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利益，基本稳定了蔬菜生产面积，满足了出口配额和本市市场的需求。接着，1983年又取消布票、粮票，放开布匹、百货、家电和粮食的价格，这时，百分之七八十商品的价格由市场调节，深圳市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迈进了一大步，取得突破性的进展。

    其五，改革投资体制。无论“三个建成”或是特区建设，开始时遇到的最大困难是资金问题，中央不给钱，给政策，地方财政没有钱，靠政策。我们必须用足用好中央给我们的开放改革政策。我们改革了投资体制，1979年开始，市财政对外贸生产基地的投资实行“拨改贷”，从传统的无偿投资方式改为“有偿”投资，由各专业公司统筹对生产企业实行无息、低息或贴息贷款，按合同明确双方权责。同时变单一由政府投资为多种形式筹集生产资金。1982年，刚恢复建制的宝安县兴办了宝安投资公司，内部发股票，吸纳社队集体和私人资金，投人工农业生产，既促进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投资公司也获得了丰厚利润。公司每年按股份分红，几年后就发展成为上市公司，即现在的宝安集团公司。据悉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首次发行的股票。1982年，我们和国家畜牧总局联合成立华宝公司，办饲料厂、鸡场、猪场、蛋鸡场、果园，后来该公司也发展成为上市股份制公司。同年，还和农垦部联合投资办养牛场。和农业部、省农科院联合投资办农业科研中心，引进、自育、试种、推广良种、良法。特区范围内统一征地以后，特区农村群众讨论决定，把大部分征地款集中到行政村办股份公司，发展工农业生产和服务性行业，每年按股份分红利。1983年，沙头角、蔡屋围行政村最早办起了群众股份公司，1984年横岗镇和沙井镇万丰村相继办起股份公司，就这样从边境农村逐渐向宝安的镇、行政村、自然材推广，有的镇、村若干农户集资办起联合体企业。建市初期的工农业生产和特区初创时期的建设和发展所需资金，相当大的比重是靠投资体制改革解决的。

    建市19年来，农业生产总值从1979年的1.3亿元，上升为1997年的27.09亿元，按可比价计算，年均增长为6.3%，农民收入年均增长22.9%，农村人均收人已从1979年的152元上升为1997年的6256元，在一个市的范围内，农业增长速度如此之快，不仅在国内是罕见的，就是在世界上也是少有的。实践证明，从发展生产力入手，改革妨碍生产力发展的旧的经济管理体制的做法是正确的。

    正确理解和执行对外开放政策

    发展工业对于“三个建成”，发挥“两个辐射”和“四个窗口”的作用；对于富裕农民，稳定农村，为特区建设创造一个安定的环境和良好的秩序，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由于建市前的宝安，工业基础极为薄弱，资金、人才、经验十分缺乏，发展工业困难重重。发展工业从何起步？经过广泛征求境外中资机构和爱国华侨、港澳同胞意见，我们采用了外引内联相结合的方针，在实行对外开放的同时，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有条件地对内开放，两者结合，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开始时，大家对“外引”的认识比较一致，但对特区内是否应对内开放？特区内能否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引进各省市和国内大企业投资设厂？能否搞内联企业？争议却较多。有的同志认为，经济特区应像外国出口加工区一样，主要用于吸引外资，不应对内开放，特区的优惠政策不应给到此设厂的国内投资者享受，否则，容易出现走私、骗税，甚至会出现各种混乱现象。多数同志则不赞成这个观点，经过一段时间讨论，大家认为，经济特区应对外开放的同时，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地对内开放，实行“外引”和“内联”相结合的方针，因为这样做不仅可以为特区提供更多的配套资金，更优秀的人才，稳住和扩大吸引外资，而且亦有利于国内各地又快又好地吸收消化国际市场信息、管理经验、科研成果和国外先进技术设备，更有利于发挥特区“两个辐射”和“四个窗口”的作用。认识提高了，执行外引内联的方针更坚定了。特区初创时期，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王震同志多次带领国防科工委领导人到深圳开会，研究如何使其所属军工厂利用特区这个窗口搞外引内联，加快“军转民”进程。此后原在“三线”的军工厂和国务院各工业部直属企业以及全国各省、市纷纷来特区开展外引内联，深圳市也因此大大加快了工业化的进程。特区范围外的县、镇（区）、村也积极开展外引内联，加快工农业生产的步伐。

    深圳市成立初期，引进外资的主要形式是“三来一补”，这是根据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和国家引进外资主要采取“两头”（原料市场和产品市场）在外的政策所决定的。所谓“三来一补”就是来料加工、来样生产、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办厂的资金由外商筹集，设备、原料或元器件由外商购进，工厂技术管理由外商负责，产品由外商在境外市场销售，我方则派出适量工作人员协助管理；提供劳力、土地或厂房、生活设施；搞好供水、供电、邮电通讯、道路交通等投资环境建设和境内后勤服务；收取加工费、管理费、服务费、厂房租金、土地使用费，产销盈亏由外商负责。我方的投资少，风险小，投资回报快，“旱涝保收”，收益稳定增长。正如第一只蚂蚁尝到了甜头，引来无数蚂蚁一样，“三来一补”企业在特区外农村迅猛发展。1981年秋，刚恢复建制的宝安县就在交通较为方便的布吉、平湖、龙岗、西乡办了4个以“三来一补”为主要形式的工业区，接着两三年内每个镇都办起了工业区。到80年代末，差不多每一个行政村和大部分自然村都办起了工业区或工厂群，引进外资的形式也从“三来一补”发展成为独资、合资、合作等多种形式。前来投资的开始时多是港澳中小厂商，后来逐步有台湾、日本财团和跨国财团。引进的技术设备也从低向高发展。到如今，不少村镇人均出租工业厂房达200平方米以上，人均年收人仅此项就达2万多元。外地劳力在“三来一补”工厂劳动的约150万人，人均年收入5000－6000元。这就不仅为内地劳力提供了就业门路，帮助部分贫困山区和家庭脱贫致富，而且为他们发展生产力，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增养了大批人才。

    “三来一补”这种引进外资的形式，取得如此明显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却在较长时间引起种种非议。早在1979年，曾被指责为“引进夕阳工业”，“引进剥削气后来又被指责为“让外商占用了我们的配额”，“不如自己办厂好”，“不如搞高科技”，“不如外商独资、合资企业好”等等。种种责难和非议，不仅没“打倒”“三来一补”，“三来一补”发展势头反而越来越猛，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小到大，从来件装配到元器件批量生产，从引进较落后的“二手”设备到引进先进技术设备，从引进部分工序的设备到引进全生产流程的设备，从劳动密集型到资金、技术密集型，从“三来一补”到合作、合资、独资、外引内联相结合（即中、中外）等，逐步形成多种形式并存、共同发展的局面。其实，“三来一补”也好，“独资”“合资”也好，不过是引进外资或与外商合作的一种形式。至于某个项目是否高科技，是否污染，设备是否先进等，是我们选择引进项目时要注意严格掌握的问题，但它与引进外资的形式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事实上，“三来一补”企业也有技术设备先进或产品技术含量高的，“独资”“合资”企业也有技术落后和污染项目。把引进外资的某种形式和高科技、污染等同起来或对立起来都是错误的。开放改革前，我们基本没有搞“三来一补”，“配额”没有给外商占用，我们的工业和创汇并没有因此而发展得更快些、更多些。发展“三来一补”以后，虽然有些“配额”“让”给外商，但是工业发展、外汇增长和老百姓由穷变富的速度不仅为我国过去所没有，而且世界上处于同一发展阶段的国家也是罕见的。“三来一补”这种与外商合作的方式虽然也有其局限性，也会存在某些问题或带来某些负面影响，但处在生产力水平较低的我国现阶段却是适用的，这就是多年来种种责难和非议压不垮的原因。如果我们从固有的观念出发，先入为主地随意用行政手段禁止采用“三来一补”这种合作形式，就不是从实际出发，就违背“三个有利于”，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妨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战斗堡垒作用首先从市委做起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试办经济特区，没有先例可循。我们要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业，必须切实加强党的领导，加强党组织建设，充分发挥各级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全体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谷牧同志曾经指出，我们搞开放，办特区，就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吸取资本主义的一切好经验，又避免一切资本主义的弊病，经济发展比资本主义快，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要体现在这里。“党的战斗堡垒作用首先从市委做起，领导干部要言教、身教。”中央领导同志还强调，特区要有特别高的效率，特别严格的法制和纪律，特别好的社会秩序、社会风气和精神文明，要增强我们队伍抗腐蚀的能力，继习仲勋同志任广东省委书记的任仲夷同志提出，要对外更加开放，对内更加搞活，对下更加放权。特区要反对三个“特”：反对特权，反对特殊化，反对特殊党员。

    建市初期，市领导班子变动频繁，1979年市委书记是张勋甫同志，1980年试办经济特区时，市委书记由省委书记吴南生同志兼任，1981年以后又改由省委常委、副省长梁湘同志接替南生同志。特区初创时三任“班长”都认真贯彻中央和省委领导同志的指示精神，努力做到“战斗堡垒作用要从市委做起”，在全市的党员干部中形成一个好的思想作风。从1979年到1984年，我有幸参加市委领导班子，在三任“班长”的带领下参与特区的创办和建设，向三任班子的领导成员学习了不少好的思想作风。当时党员干部中形成的好作风，我体会主要有下列特点：

    一、“摸着石头过河”。这是特区初创时期，中央领导同志常讲的一句话，也是市委对全市党员干部提出一个要求。市委领导同志对这句话也是身体力行的。我认为这句话有深刻含意，它包含着敢闯精神、脚踏实地、实践第一和实事求是。试办经济特区，我们没有现成经验，为了到达“彼岸”，我们首先要敢于过河，这就是要发扬敢闯精神；其次为了搞清河水深浅，过河时要“摸着石头”，这要求我们实事求是，脚踏实地。既积极，也慎重，避免大的失误。特区建立初期，我们在贯彻改革开放总政策时采取的许多重大措施“摸着石头过河”的尝试，是全市人民在市委带领下，既发扬“敢闯”精神，又脚踏实地，坚持实是求是、实践第一的产物。

    二、“坚持两手抓”。这是市委经常强调和始终坚持的一项基本方针。市委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手抓物质文明建设，一手抓精神文明建设；一手抓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反腐保廉教育；一手抓严格执行法制和纪律，依照法律和纪律查处以权谋私、贪污受贿、走私贩私、违法乱纪案件。特区成立初期，市委就十分重视对广大党员干部进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教育、开放改革教育、反腐倡廉和党纪党风教育，引导党员干部自觉抵制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和各种不良风气的侵蚀，抵制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坚决同那些不良社会风气和现象作斗争。我们坚持改革开放，搞活经济，又严格执行法制和纪律，坚决查处以权谋私，贪污受贿，走私贩私，违法乱纪案件，对触及刑律的人，决不手软，依法查处。我们鼓励党员干部要敢于破除僵化观念，解放思想，发扬敢为天下先的精神，敢于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业。对于那些由于缺乏经验，在搞活经济中违反了某些规定，犯了一般性错误的同志，坚持以教育为主，注意保护敢闯的积极性。我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抓好物质文明建设，改善人民群众物质生活的同时，认真抓好精神文明建设，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建市伊始，百业待举，财政并不富裕，我们在集中大量财力搞城市建设、投资环境建设和发展工农业生产的同时，市委、市政府仍然挤出大笔资金，建办深圳大学、电视台、电台、特区报社、新华书店、图书馆、博物馆、大剧院、体育中心和中、小学校等等。在社会治安方面，我们坚持“打”、“防”并举，一方面积极查破和严惩杀人、抢劫等重大刑事案件，打击带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严密注视和防止黑社会渗透；另一方面高度重视公安司法队伍的建设，及时规划设置公安分局、派出所、消防队、巡逻炮艇，购置比较先进的技术设备和有关装置。同时扩大公安司法队伍，筹办警校、司法等中专学校，提高公安司法干警素质。还有，研究和制订对公共娱乐场所、出租屋和外来流动人员的管理办法，尽量防范和阻止恶性犯罪事件的发生，为特区创造安定的社会环境。

    三、发扬“开荒牛”精神。市委一班人经常开展发扬“开荒牛”精神的教育。要求党员干部奋发进取、艰苦创业、脚踏实地、努力开拓，勤奋工作，并注意以身作则。不少同志经常工作到深夜，有的一天工作十一、二小时。外出开会或参加活动则轻车简从，经常集体坐一部面包车，人多时则挤在一部中巴车内。工作抓得很紧，每件工作有部署、有检查、有总结，有始有终；开短会，说短话；讲实话，办实事。领导班子坚持民主集中制，重大问题，事先个别酝酿，开会时发扬民主，集体讨论，做出决定，也允许个人保留意见；市委坚持每年过两次民主生活，市委领导成员以普通党员身份参加党小组生活。民主生活会上，大家能够敞开思想，开展严肃的而不是敷衍的批评与自我批评。1981年精简机构以后，市委、市政府的领导成员总共才7人，其中有4人是党政兼职的，机关工作人员少，每一个领导成员都是满负荷工作。当时我是市委常委，分管政法、农业两条线，同时兼市委政法委主任和宝安县委书记两个实职。市政法委只有5个干部，市委、市政府没有农业工作机构，省、市、县有关政法、农业的会议都得参加。这两条战线上级召开会议的传达贯彻，调查研究，部署工作，收集情况，检查督促，抓点指导面上工作，都得亲自动手，其工作量可想而知。其他领导成员比我担负更重要的职责，其工作量绝不比我少。大家工作紧张，效率高，却无人叫苦叫累。

    在市委的带领下，特区初创时期，各级党组织发挥了战斗堡垒作用，工作效率高，各项工作进度也快。虽然遇到不少困难，绝大多数党员干部都能艰苦奋斗，勇挑重担，淡泊名利，廉洁自律，默默奉献，不计较个人得失。很多从外地调进深圳的干部，有的住在草棚或简陋旧房，有的局级干部也十多个人挤住招待所的一间房内，吃的是粗菜冷饭，外出脚踏自行车，常给汽车溅得一身泥水，甘当开荒牛。1981年秋，上级决定恢复宝安县建制时，几十名处级干部，不计较“降级”使用，带领几百名党员干部，放弃在特区内较舒适的环境，较高的工资收入和较好的发展前景，到特区管理线外，吃住在荒坡工棚，顶着烈日寒风，为宝安新城建设，为农村尽快富裕，为特区创造良好的治安环境和社会秩序，默默奉献，就是其中的一例。

    特区初创时期所取得的成就，特区的各级领导班子和党员干部有一个好的精神风貌，是跟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直接领导和关怀教育分不开的。80年代初期，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和党中央、国务院其他领导同志先后到特区视察指导，调查研究，总结经验教训。开放改革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十分关心特区的建设和发展，1984年1月邓小平同志视察了经济特区并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当时，他又有针对性地指出，我们建立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一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小平同志的题词和讲话，在当时、现在和将来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特区的党员干部和全市人民，都感极大的鼓舞。      

    胡耀邦同志于1983年春视察深圳特区，明确指出，特区就要“特事特办、新事新办、立场不变，方法全新”。主管特区工作的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经理谷牧同志每年都到特区一两次，每到特区，都找市委领导班子成员个别谈话，了解情况，总结经验；发现问题时则严肃批评教育，并认真帮助解决。对关系特区发展的重大问题，谷牧同志每年都亲自主持特区工作会议，请国务院有关部委办领导同志参加，共同商讨，做出决定。有些特别重大问题则向中央、国务院报告，做出正确决策。江泽民同志当时是国家进出口委副主任，1979年就参加谷牧同志带领的工作组到广东、福建两省，帮助两省研究改革开放政策措施，帮助两省起草报告，上报党中央、国务院审批。

    1980年又带领经济特区的一些负责同志到各国考察出口加工区的经验，帮助经济特区研究制定规划、政策和措施，以后又多次到特区调查指导，关心和支持特区初创时期的建设和发展。他到中央工作以后，每年都到特区视察，每年全国人大会议期间都到广东代表团，和代表亲切交谈，了解情况，听取意见。也多次强调改革开放先行一步的深圳特区以至广东全省，要“增创新优势，更上一层楼”。现在，深圳特区，以至广东全省正在响应总书记号召，研究在哪些方面增创新优势，努力使已开辟的事业更上一层楼。

    全国实行改革开放，深圳撤县建市已经20个年头。深圳特区建立也已经19周年了，特区是邓小平同志亲自倡导建立的。特区建设和发展能够有了今天这个局面，原因和经验是多方面的，最重要的一条，就是邓小平同志以一个伟大战略家的眼光，顺应世界潮流，抓住历史机遇，提出改革开放总政策，亲自倡导建立经济特区作为改革开放的试验田，形成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理论，推动我国实现历史性的转变。没有这些伟大的决策，就没有经济特区，更没有经济特区的今天。邓小平同志虽然远去，但他倡导试办的经济特区仍然生机勃勃，继续迅猛发展，在我国四化建设中继续发挥“窗口”“辐射”、“试验田”和“排头兵”的作用。当我们回顾这一段令人难忘的岁月，我们永远怀念为祖国富强、人民富裕做出划时代贡献的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怀念为改革开放总政策的形成、发展、落实做出贡献，为经济特区的创立和发展做出贡献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领导人，怀念曾经为特区做出贡献，现在已经离开我们或者积劳成疾的同志们。特区的党员干部和全市人民已经做出并将继续作出无愧于时代的贡献，“开荒牛”精神将永远得到发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