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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宝安纪事两则

来源:伍东生发布时间:2013-04-24

    宝安看守所纪事

    1947年秋,在增城地方法院看守所当所长的父亲,因和法院检察官的关系不太好,怕得辞了差事。我兄弟5人跟随父母流落到广州,住在基立村退园一座逃亡汉奸丢弃的3层楼房里。经济来源没有了,大哥穗生、三弟秋生和我只好停止了学业,和父亲一道在广九铁路做小贩谋生。每天从广州买几包米运到沙河,等火车开来爬上车顶直达深圳,下车卖了米再买些洋杂货带回广州。1948年秋天,蒋介石派薛岳来广州整治,广九路生意日见难做,无可奈何的父亲只好再托人寻差事。当年12月,适逢宝安地方法院看守所缺额,父亲便带着我们几兄弟去宝安上任。当时,淮海战役已经结束,国民党大势已去,大哥比较有见识,不愿为没落的蒋家王朝卖命,三弟和我脑子简单些,觉得只要能为父亲分忧就干了。父亲预感到前途的风险,也有所顾虑,在看守所的花名册上没如实填报,我是顶伍达礼的名,三弟化名伍秋岳。同去看守所的多是可靠的亲朋知己:主任刘中枢是父亲的朋友;看守兵中伍佛保是我的远房叔叔,伍宗彦是族中兄弟,也是我小学同学;加上原先的看守杨绍炜、张立中,所丁陈英等,共9个人,看管着20多名囚犯。

    看守所坐落在宝安县城城门外,离旧城墙7、8米远,由一间旧当铺改建。主仓是一座方形约50平方米的3层楼房,横条楼板战争期间被日本鬼子烧了,剩下楼顶天面完好。监仓内安着一排大平铺,可安顿20来人,时值冬天,铺上有10多条麻袋用以御寒。连接大监仓是一溜3间平房:第一间安有床,用来关押刑轻的犯人,也是重犯进出主仓时上脚镣和开镣的地方;第二间是个大厅,左侧有个所长、主任办公和住宿用的小房,大厅后墙挂了一排日式六五步枪,右墙安着3张床,连接第一间平房的门边挂着一块木板,板上第一排挂着写有看守名字的小牌,下面横挂写有犯人名字的小牌,大厅既是值班室也是休息室。大厅左边是个大厨房。主仓与平房相连处有一条横巷,家属探监时,便在巷子外隔着栅门与犯人相会。

    看守所人犯虽不多,犯案却形形色色:有小偷、强盗、杀人犯、贪污犯、走私犯,还有政治犯。重犯都戴上脚镣,其中号称“四大金刚”的斗殴杀人犯凶悍异常,据说判了无期徒刑。较平常的是来往边界之间的走私犯,虽是小本经营,一被缉获,除没收货物外,还要判二三个月监禁。这些人都不上镣,平时常被派去割草、挑水、帮厨。人犯走一批来一批,流动较大。唯一的政治犯何昌轩是宝安盐田人,抗战期间在东江纵队活动地区当乡长,与国共两边都有来往。1946年东纵北撤后,怀疑他是共产党,便被抓了起来。因查不出他的罪,就以莫须有的罪名关押了3年。他被戴上脚镣,在阴暗潮湿的牢房里,犯了风湿病,拐着脚,大家都叫他何跛。

    当看守的生活刻板、乏味,还提心吊胆。6个看守轮流值班,每班2小时,白天夜晚各一班,有时还要带囚犯出外割草、挑水。家属探监,要瞪大眼睛在旁监视。还要提防带镣铐的犯人越狱暴动,精神十分紧张。看到国民党的腐败,对为生存而坐牢的人犯产生同情,联想到自己的失学作看守,还可能有危险……不满和怨恨有时流露出来。有时我唱一些少年时学会的抗战歌曲,如《黄水谣》、《太行山上》、《游击队歌》等等,犯人们都爱听,与我渐渐接近起来。何昌轩在我值班时就常来借书看、借象棋,还与我闲谈。

    那年头经济萧条,通货膨胀,生活很苦。看守的工薪和犯人的口粮都由省财政厅拨给。有一次父亲带我去广州领饷,买了东西连夜运回宝安,迟了怕钞票贬值。一日两餐红米饭,看守比犯人多碟菜。吃不饱油水荤腥又少,经常饿得慌。不知谁的主意,抓了一堆癞蛤蟆煮了吃,还觉得甜酥酥的。一次,我带犯人出去割草,还用枪打死一条黑狗,大家饱餐了一顿狗肉,可是,由此却引出场事故。

    1949年元旦后不久,我和伍宗彦带两个囚犯外出割草,上次尝过了狗肉,使特别注意寻找猎物。大约过了一个时辰,突然发现少了一个犯人。我们两人四处搜索一无所获,只好垂头丧气地押着一个犯人回去。责任也只好由我来负。当晚,父亲急忙到法院禀报。

    第二天清早,我被叫到法院问话。我心神不定地来到法院审讯室,盘算着如何说清缘由。等了3个钟头,法院来了一胖一瘦的两个人,只问我3句话:什么名字?多大年纪?何方人氏?说声“得了”便起身出去了。回到看守所,刘主任告诉我处分已经下达:由于疏于职守,逃走一名刑期3个月的走私犯,判3个月监禁。于是一夜之间,我从看守变成了囚犯。

    我服刑的方式也特别,把写有“伍达礼”名字的木牌从看守人员栏内摘下,挂到犯人栏内就行了。人照样背枪值班,只是不出外勤。几天后一个上午,所丁陈英从法院回来说法院下午来检查。为了应付检查,午饭后我便进了监仓,真正尝了坐牢的滋味。犯人们对我有的同情有的诧异,议论纷纷:“这不是所长的儿子吗,也蹲进来啦。”“经常唱歌的就是他,还借书、借棋给我们呢。”“偷跑的家伙连3个月刑期都熬不住,这样坑人太不够意思了。”何跛则邀我下棋。下了一盘不分胜负,他便夸我棋下得不错,接着就聊了起来。他问我在哪学的抗战歌曲,还给我讲东江纵队的抗日的故事,并告诉我他的家乡盐田就有东江纵队留下的队伍在活动。他还悄悄对我说,国民党眼看支撑不住了,不久将是人民的天下,识时务者为俊杰,劝劝你父亲认清前程,做件好事,打开牢笼放人,隔海就是香港,坐船过海就是新天地。我默默点了点头,他即时留了个地址给我,说事成后可在沙头角某贸易货找找到他。几个钟头的接触对我的一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黄昏从监仓出来后,当晚我便向父亲禀述了何昌轩的意思。父亲沉吟了片刻才表示:要犯人凑够800港币才好办。”为换取自由,这笔钱并不多,可犯人们实在是拿不出。于是犯人的另一个越狱计划便开始秘密实施。

    转眼到了1949年春节。正月初一深夜1点多,看守们正在打麻将,突然监仓里传出低声呼唤,何昌轩递出一张纸条,上写:“8个重犯越狱而逃。”我们急忙查看,发现一条用麻袋做的长约4丈的大绳,从主监仓楼顶沿墙垂下。原来犯人先锯断脚镣,找个身手好的带小绳攀上楼顶,再吊上大绳,8个重犯攀绳到楼顶,再将大绳移到墙外,逐个逃跑。面对这无可挽回的事实,父亲当即决定全部潜逃。我当时建议:第一,打开牢门放掉全部囚犯;第二,带枪支。可父亲只同意放人,不许拿枪。天亮前,看守所的人都溜光了,8支日式步枪也不知被谁趁机捞走了。

    看守所除杨绍炜、张立中、陈英外,其余人跟随父亲逃到离县城数里远的一个山村。村里有个父亲认识的老乡,是兴宁人。我们在那个老乡屋后的荆棘丛中躲了一整天,第二天深夜跟老乡到海边登上小船,父亲送他一个金戒指,让他帮我们渡到香港。到黎明4点多钟,我们终于上了九龙。

    在九龙,我们找到了同村伍捷生开的藤椅店,总算有了歇息的地方。父亲叫我暂时在店里帮工。我闷头干了一天编藤椅的活,心里却想着何昌轩的约定。第二天便搭巴士直奔沙头角,找到那家贸易货钱问何昌轩,店里的伙计打量我一番,然后吩咐一位30岁左右的人领我越过边界桥头,沿着海边崎岖的山路,约莫走了十几里路来到梧桐山下何昌轩的家。见到何昌轩,大家都很高兴。我向他提出要参加游击队,他说不忙,先联系看看。

    在何昌轩家住了10天左右,终于等来了人民的武工队。一位交通员把我带到一间旧祠堂,厅堂两边铺上禾草,20多个便衣武装战士在铺上歇息。武工队的指导员黄生接见了我,谈话后让我填一张人伍登记表。队伍的番号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粤赣湘边纵东一支2团横盐沙武工队。入伍介绍人写的是黄生,实际上的介绍人应该是何昌轩。武工队队长何石柱是何昌轩的堂侄子。

    1个月后,我与大哥取得了联系。不久他串联了20多个长风中学的老师同学,于4月下旬到5月上旬分批进人梧桐山区参加了革命。他们的名字是:伍穗生改名禾穗、黄伟汉改名黄川、邹恩湛改名邹滨、郑家宁改名郑风、廖肇元改名廖峰、李思涵(女)改名李哲、余雪芳(女)改名余霖、江治中改名江霆、曾穆清老师改名曾里、宋家福改名宋坚,还有谭淑芳(女)、杜若英(女)、曾鸿君、周显义、蔡哲老师、刘永华、杨英伟、陈凌波、门启达、刘绍霖、陈铁等人。

    1949年5月中旬,这批革命师生奉命集结东上九连山边纵总部,经过1个多月的行军到达老隆,随后分赴不同岗位,迎接全国解放的革命高潮。


    沙头角打炮艇

    1949年4月21日,解放大军横渡长江,国民党军队土崩瓦解。当时,我所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粤赣湘边纵东1支2团横沙盐武工队,以大鹏湾畔的盐田为中心,活动范围波及横岗和沙头角。武工队有时到盐田圩边小路设卡收税。由沙头角进入内地的商人携带货物经过游击队控制地区,只交一次钱就畅通无阻。不像经过国统区那样税目繁多,碰到保安团、联防自卫队、海关、盐警、稽查、地方驻军等都挨关“磅水”。所以许多小商人做生意,都宁愿走游击区。但这里又经常可以遇上港英当局的缉私炮艇,在大鹏湾内横冲直撞,到了晚上毫无顾忌地泊在我方海岸边过夜,使往来商人提心吊胆、顾虑重重。为了保护游击队经济来源,必须教训港英当局的缉私炮艇。4月23日,部队接到了打港英缉私炮艇的命令。

    凌晨5点钟,武工队20多名长枪班的战士,在叶教官率领下,登上离沙头角七八里远的海边小山头,只见一艘挂着英国国旗的炮艇停在岸边。天快亮时,只听指挥员喊了一声“打”,一轮接一轮的排枪,“啪啪啪’!朝炮艇打去,朝英国的国旗打去。我端着一支中正式七九步枪,一口气打了七八发子弹。随着阵阵的排枪,炮艇周围激起一条条水柱。昔日威风凛凛的炮艇一阵骚动,慌忙拔铺启动机器,离岸向海中心驶去,眼看步枪射程威胁不了,才在1000多米外的海面停了下来,用13毫米口径的机关炮向小山头还击。可我们早已迅速撤离。队伍行进至盐田圩边,机关炮还在不停地响。当晚,我们转移到小梅沙的一个果园里去隐蔽休息,等候新的行动命令。

    这次战斗,虽然时间短暂,且没有歼灭敌人,但也打掉了敌人的一部分嚣张气焰。过了两天,突然传来一个令人惊喜的消息,小炮艇内的华籍水兵暴动成功,要求游击队前去接收。武工队指导员黄生同志马上把队伍带到梧桐山下海岸边,探究虚实。只见前两天挨打过的小炮艇,降下了英国国旗,垂头丧气地泊在岸边,几个水兵摸样的人正朝岸上搬运武器。我们清点了一下,共有英式轻机枪两挺,铁柄花杆冲锋枪4支,英式半自动步枪(红毛十)9支,子弹3箱,手枪2支。艇上那尊机关炮,因为不便携带,已经炸毁。战士们兴高采烈地扛着战利品回营地。原来炮艇上有几个华籍水兵(名字记不清了),抗战期间参加过东江纵队,是东纵北上之后留下来当水兵的,他们平时就不满英国军官的所作所为,加之革命形势在迅猛地发展,便毅然动手干掉了英国大副,投奔人民武装。

    又过了两天,群众给武工队送来情报:“嗬嗬鸡”要来扫荡了。“嗬嗬鸡”是当地群众对国民党军队的称号,因为这帮军队纪律极差,到处抓鸡赶鸡。果然,上午10点左右,我们隐蔽在梧桐山上的树丛中,就发现沙头角方向来了一串军队;接着横岗方向的山拗口也出现了一支军队。我和刚从广州来参军的黄川(现是华南理工大学教授,离休前任机械二系主任)、邹滨、郑风等人分成两个组点数统计:一边是170多人,一边是180多人,合计约有360人。他们采取分兵合击的方式,于11点多会合盐田圩。他们找不到武工队,吃饱饭,到了下午3点多,无精打采地从原路撤回了。

    月底,团部派人来提取缴获的枪支弹药。指导员命我和黄川去团部参加青年团学习班,一起前往坪山。刚登上盐田圩边的山头,天忽然下起了雨,且越下越大,我们浑身都湿透了。但胜利的喜悦和炽热的豪情,却驱散了春雨冷风,有人唱起了歌,扛机枪的同志兴奋得朝天打了半梭子子弹。“噔噔噔……”清脆的枪声在大鹏湾的上空回荡。

    作者简介

    伍东生,男,广东兴宁市人,1932年出生,中国戏剧家协会广西分会会员。1949年3月参加解放军粤赣湘边纵东1支2团横沙盐武工队,并先后在边纵主力4团、广东军区、华南军区、公安部队任职。1954年转业到广西南宁市,在市文化部门任职。1988年任南宁郊区广播局党支部书记。1992年离休。

编辑:田小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