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年快90岁了，在深圳的时间基本占了人生长度的三分之一。这30年的故事太多了，3天3夜都讲不完，我想来想去，还是从最初为什么来深圳开始回溯吧。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我就跟刚建立经济特区的深圳打过交道，只是那个时候，我万万没想到这里会成为我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一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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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中央决定派我来深圳工作。当时感觉特区的舆论压力很大

特区遭遇压力

来深圳任职前，我与经济特区就有一段渊源。1979年，为落实小平同志关于建立经济特区的指示，谷牧同志会同广东、福建两省领导同志研究实施方案，连续两年都开了工作会议。这两年的会议我都参加了，也曾随领导来宝安、深圳视察过，对深圳建设经济特区的情况有一定的了解。

1985年，那时我在北京担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党组副书记。有一天，当时的一位国务院副总理找我谈话，说中央决定派我去深圳工作。

那时还是计划经济时代，各地建设都是靠政府列入计划才得以开始的，不是通过市场行为进行调节的。全国各地都要发展，财政就会有困难。当时梁湘同志在深圳做得有声有色，但是深圳建设也存在规模过大、投入太多，从银行借债数额大的问题，财政压力大。有人还说，深圳办经济特区，内地就变灾区，对深圳经济特区建设有意见。

内地出洋相，有人写文章。1985年初,香港有媒体曾连续发表了12篇文章,将特区建设的成就说得一无是处，连深圳大学的建设也专门被批了。这个系列报道题为《深圳庐山真面目假大空》，说深圳是“假大空”，这些东西后来传到中央，影响很不好。

对于改革而言，经济特区是个新事物，对全国都有影响。那个时候，特区发展刚开始起步，一方面需要建设的地方很多，另一方面大家确实经验不足，以为搞经济就是铺摊子，战线过长。要来深圳，就意味着要接手很多事情。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选中我，但我明白这项工作的重要性，所以很犹豫，对自己能不能胜任信心不足。离京赴深前我曾说，我要上前线了，当时真是这个心情，感觉特区的舆论压力很大。

离开前，很多领导关心特区建设，找我谈话，但有3位领导没找我，我也不敢主动去找：一位是当时的总书记胡耀邦同志，一位是陈云同志，一位是小平同志。有一次我遇见李先念同志，他说知道你要去深圳了，找陈云同志谈了没有？我说没有。他说你应该去找找陈云同志。这是他给我的建议。但是陈云同志德高望重，他没找我谈话，我就不好意思主动去找他。

调任前，本来小平同志安排了时间跟我谈话，但我因为参加了一个在广东开的会议，顺便来深圳调查研究了几天，结果错过了这个机会。后来我回北京找他，那天去时他又临时有事情，他知道我都买票了，就说那你回去以后再说吧。就这样，这次谈话一拖就拖了八年，直到1992年小平同志南方讲话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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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四项改革举措，成立4个机构，分别是：外汇调剂中心、国有资产投资管理公司、监察局和城市规划委员会

要点权力

来深圳赴任，我的事业编制前前后后花了3个多月才定下来。我是来深圳当市长嘛，可怎么能够从中央直接任命深圳市的市长呢？所以要先在广东省政府里安排一个职务给我，让我担任广东省副省长，再以省里干部的方式调任深圳市市长。

来深圳前，我最后一次跟国务院领导谈话，我就着重问，说深圳还算不算特区啊？他说当然是特区啦。我又跟他说，既然是特区，就应该给我一点权力能够进行改革。他说当然是这样了。但是体改委跟我的工作没有关系，那行吗？我说我是不是可以跟体改委建立起这个关系，把我这个特区改革列入改革系列？

我当然不是说要按照当时内地的那套方法来管我，但是我想特区改革总得有个“头”啊。他也答应，说你去找安志文同志（时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完了我说你还得给我点权啊。我知道梁湘同志曾经推出深圳工资改革方案，把工资提高了一点，广东省里就觉得标准太高了，要求停止执行。

我说他那里提高点工资，是他自己定的，你省里为什么取消他的改革？那不是一点权力都没有了吗？那我做的改革决定，是不是省里也会收回？领导就不同意啦，他说你可以去广东跟谁谁讲。我说改革是个系统工程，不能这可以改那不可以改，可不可以突破现行一些不合时宜的做法？领导点头同意。

我这几条很重要，等于我是要了点权的。有了这点权力，来深圳就有点意思啦，所以我说来深圳有点曲折，但是大家都很重视。我要了点权力来深圳，才能做一些改革，像那个把工资改革收回去不算数的决定，我来不久就撤消了。

经过调查研究，我酝酿了一些改革举措，首先就是建立了市长办公会议制度。之前深圳没有这项制度。因为我还不是市委书记，整体工作不能管得太多，就想通过市长办公会议组织各副市长、党组成员、各局主要负责人来开会，建立一个制度化的集体领导机构。

这是一项很重要的制度，民主集中制，不然人家说光你定个事情，没有市政府集体领导。1985年底，第一次市长办公会议上，我就提出了四项改革举措，成立4个机构，分别是：外汇调剂中心、国有资产投资管理公司、监察局和城市规划委员会。

其中，最紧迫的改革就是建立外汇调剂机构，要清除、取消、解决外汇黑市的交易，取缔黑市。我来深圳的第一项改革，就是建立外汇调剂中心。

火烧眉毛

为什么说是最紧迫的呢？因为那时我们还是计划经济，有汇率制度，又要加强外汇管理制度的高度集中统一。全国所有的外汇统一由中央把控，基层外汇机构没有权力管理外汇。出口企业收入的外汇，不管你是否收支平衡，全部上交，兑换成人民币，亏了由中央补助，赚了的统统收上去，这样出口企业就缺乏创汇积极性。深圳就发现了这个问题。

还有一个就是当时的汇率制度不好，挂牌汇率虚高。当时深圳有两种汇价，一种是官方挂牌价，一种是贸易外汇内部结算价，此外还有不合法的黑市价。举个例子，比如我是一个经营外贸出口的企业，我要用三块钱成本收购一件货物，卖出口换回了1美元，那你起码要给我三四块钱换1美元才行。但是当时没有，1美元按官方价只能换一块多人民币。因为外贸体制限制，从基层到中央，你亏了有中央补助，不用担心亏不亏本的问题。

但在深圳，我收了1美元不上交给中央，而是拿去卖给需要外汇的单位，就可以换到三四块钱，黑市价更高。所以当时的黑市交易非常突出，中纪委就来抓人。中纪委五室的一个马主任带了几十人来深圳，任务就是清查外汇黑市，加上省里、市里的人，成立了上百人的专案组，还抓了深圳经济特区发展公司的一个总经理。

有一天，马主任到我家里来说，现在要处理公司第一、第二把手。我说马主任你们抓人抓得太冤枉了，人家拿三四块钱的成本换成美元回来，你给结算两块八，他肯定是亏损的，他在黑市可以卖四五块，他这是合理不合法。但是这只是企业内部的行为，他个人没有从中牟利，不应该抓人。我们正想改革，让外汇调剂合理又合法。

1985年11月,我们搞了深圳经济特区外汇调剂中心,买卖双方可以到外汇调剂中心参加调剂，市场作价。比如1美元，有人愿意出三块，有人愿意出五块，就等于竞标的方式，我说这是合理的，它不是什么投机倒把就可以了。马主任见了这个制度后就没有把人抓走，专案组也撤走了。

在当时，我建这个外贸调剂中心还是很艰难的。我开市长办公会议，深圳人民银行的罗行长来参加，我说建立这个机构是市委市政府决定的，但是委托你来办，一切买卖、人员啊都是你来管，我不干预。他回到外汇管理局，局里还有一个外汇管理的副经理，人们就说哎呀老罗怎么领那么多犯法的事做啊？他说市长刚来，我不做怎么行啊？最后他也执行了。

我最早得到中央批准的改革就是这个外汇调剂。到当年年底，我听北京传来消息，中央一个会议上说，李灏还搞了一个外汇调剂中心，这个东西还是可以哦。但是外汇管理局批下来、正式合法是在次年的七八月份。之后全国40多个城市都来参观外汇调剂中心。

当时真是火烧眉毛啊！我上任第一件事就是干了这件事，没干的话就要乱抓人。晚上树林里都是悄悄卖外汇的人啊，要换美元就去偷偷交易，改革之后外汇调剂一下子就合法了。现在来讲，外汇调剂对国家发展是有利的。

改革的先锋

外汇调剂问题解决后，国有资产管理的改革第二年就开始了。我来深圳之前做了一个调查，发现我们的机关单位没有一个不做生意的，因为它没有经济来源。政府机构可以检查、监督企业，但不能去直接经营。

这是个很严肃的问题，企业有多少资产、多少收入，负债多少，谁也不清楚。所以我们决定政企分开，把那些政府单位的企业通通集中起来，建立一个投资管理公司，专门负责管理国有资产。1987年，投资管理公司成立后，花了一年多时间，才弄清深圳有多少经营性的国有资产，负债是多少，净资产是多少。国有资产不再是一笔糊涂账。

这些改革在全国范围内都是我们先做的。1992年3月全国人大会议召开期间，吴邦国同志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时候，他还找我谈国有资产投资管理的经验，上海也想取经，学习深圳的办法。

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先搭起架子，再开始实验国有企业经营股份制改革。所有制改革不仅涉及国有资产，我们也要让私有制经济合理合法。之前深圳的很多私营企业都要找挂靠单位，没有合法身份，企业负责人都成了“资本家”。1987年，我们出台《关于鼓励科技人员兴办民间科技企业的暂行规定》，给私营企业戴上了一顶合法的帽子。

党的十三大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念后，私有制经济才有所放开。无意之中，我们深圳就成了这项改革的先锋。多年后，我在全国人大工作时，有一次陪同安志文等同志参观华为。安志文同志问任正非，你这样一个小企业是怎么办起来的？政府投了多少钱？任正非说，我就捧着一个红头文件办起来的。这个红头文件，就是我们当初出台的兴办民间企业的规定。

建立城市规划委员会也是发展需要。我想我们特区建设初期，一切规划都靠北京，我很熟悉北京规划局，人家总是做，城市建设越来越大，工作越做越多，人家就不可能做得那么具体了。所以，我要建立起一个我们自己市里的规划机构。我说规划既要听中央、省里的意见，但整体上规划权还是要掌握自己手上，不能听人家摆布。所以谁当市长谁就当规划委员会的主任，从我开始，到现在深圳还是这个传统。

建立监察局是一项行政体制改革。为什么要建立监察局？1985年我第一次在深圳接待新加坡总理李光耀的时候，他问我深圳有没有官员贪腐赌博啊？我说我刚来，具体不了解，但我这里也不是世外桃源，总会有吧。他说那你准备怎么办呢？我说要学习新加坡反贪局、香港廉政公署的做法，在政府中设立监察局，把干部队伍管好。

外汇调剂、国有资产改革都没有人说不行，规划委员会也没有人反对，但是监察局的成立遇到了问题。一开始市委很积极，后来就没反应了，一次市委常委会议上，我问这件事，大家都不吭声，最后梁湘同志说，有人不赞同。我问是谁不赞同？大家都不说话，我就明白大概是中央某个同志说话了。最后有人告诉我，说成立监察局是胡闹！我说，说我胡闹要讲出个道理来，我是认真做改革试验。直到1987年，监察局才最终成立起来。

深圳成立监察局后一年多，对全体干部进行了检查，全国各地也纷纷成立了监察局。我很感谢尉健行同志，他对我们非常关心，也非常支持我们深圳的监察局。1993年1月，中央决定中纪委、监察部合署办公，实行一套工作机构、两个机关名称的体制。全国各地的纪委和监察部门都合署办公了，尉健行同志却主张保留深圳监察局不合署，比较两种模式的利弊得失。

这些改革是我来深圳初期做的最重要的工作，在这四项改革的基础上，后面深圳的改革就多姿多彩了。

有人说我很大胆，有我在他们就不怕，敢大胆改革往前冲。别看我个头大，因为我是独生子，其实胆子很小。我觉得在那个年代，深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行了探索，取得了宝贵的经验，我来深圳做的这些改革，还是被认可的吧。

李灏

1926年12月出生，广东电白人，历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广东省副省长、深圳市市长，深圳市委书记，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他于1985年自国务院副秘书长调深圳工作，是深圳经济特区历史上任期最长的市委书记。在20世纪80年代，他推动了特区的进一步思想解放和改革进程，使特区担负起改革试点和开放窗口的双重功能。1992年，他全程陪同邓小平同志南方视察。退休后，他于2005年组建深圳经济特区经济研究会，任会长。

口述时间

2015年8月22日上午

口述地点

福田区上步中路1004号深圳市政协贵宾厅

本期采写:深圳晚报记者 陶琪 实习生 庄楠楠 杜婷 梁翠玉

前期统筹:王外平 梁琼月 黄晓天

后期统筹：赖丽思

本版历史图片由深圳市史志办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