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土生土长的南岭村人，如果把我今年的岁数掰成两半，刚好前一半的35年在改革开放前，后一半的35年在改革开放后。而南岭村在这两段不同的时空里面，反差可谓天壤之别。

改革开放前，我们这里四个生产队加起来的人口仅百来户，只有不足800人的原籍居民，生产靠贷款，吃粮靠返销，生活靠救济。举目望去，全村只有破烂不堪的猪栏牛舍，坑坑洼洼的崎岖小路，遍地的鸡毛鸭粪，污水横流，臭气熏天……因为脏和穷，被人戏称为“鸭屎围”。许多年轻人迫于无奈，只能逃到香港谋生。

可以说，南岭村人的命运，因改革开放而改写；南岭村的面貌，因脱贫致富从此焕然一新。

张伟基

1945年生于深圳南岭村，原深圳市龙岗区南岭村党支部书记。改革开放后，张伟基带领南岭村群众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使南岭村从过去贫穷的小山村发展为全国知名的富裕村庄。张伟基先后荣获“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模范村民委员会主任”等荣誉，并曾当选为八届、九届全国人大代表和党的十六大代表。

南岭村是我生于斯、长于斯的乡土，期间我有四次机会可得到升迁，我都没舍得离开。南岭村的成绩得到各级领导的高度肯定，这么多年来给予我们集体和我个人诸多荣誉，这既是压力，也是动力，鞭策着我把工作做得更好。

回想带领乡亲们脱贫致富的那些日子，那是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我在位的那些年，可以说是不分日夜一心扑在工作上。那个年代的深圳，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就是有这样一种充满干劲的干事创业氛围。

现在的南岭村，你会看到很多清洁工和修路工在辛勤劳作，他们看起来朴实无华，但是实际上家财万贯、不愁吃穿，但仍然勤勤恳恳地在这些岗位上干了十几二十年。我认为南岭人的敬业和勤奋，是南岭村真正的底气所在。

壹

改革开放前的南岭村，好比是旱得马上要着火的稻田，十一届三中全会就像及时雨，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则是催生婆

因“逃港”决心脱贫致富

改革开放前，深圳还是一个边陲小镇，南岭村不过是隶属于宝安县的一个小小村落，穷得响叮当。我是农民出身，虽然书读得不算多，但脑袋瓜子算灵活。从上个世纪60年代底开始，我就在村里当干部，70年代担任布吉公社沙西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兼南岭村第一生产队队长。

当时全村集体固定资产不足7000元，人均年收入不足100元。除了大量的柿子成熟后能卖点钱，其余就是靠种点水稻。在柿子成熟的季节，我曾带着两个村干部跑到布吉公社反映：“一斤柿子在自由市场能卖1块钱，统一收购才卖9分钱，如果老是这样，我宁愿走‘资本主义’道路，不走社会主义道路！”当时公社书记也只能无奈地劝说我服从国家的经济政策。

因为宝安县毗邻香港，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村里就有人陆陆续续逃到香港寻觅生计，但人数不算多。到70年代，受迫于社会环境，加上误信谣言，1979年5月6日，有200多个村民打算冒险走上逃港路。

听到这一消息时，我刚外出归来，心急如焚地乘坐拖拉机赶到边境上，费尽口舌将包括我老婆在内的60多人劝了回来，仍有不听劝的要继续冒险逃到香港去，甚至有人临走前负气地说：“就算死了，也不让骨灰飘回南岭村。”这件事深深地刺痛了我，“逃港”归根到底是因为“穷”，我暗下决心一定要让村民们过上富裕、有尊严的生活。

实际上，“逃港”现象还曾令一位国家领导人落泪。1978年，当时习仲勋他老人家复出主政广东。不久，因为恰逢广东偷渡外逃最严重的时期之一，他为此多次深入到宝安和香港边界视察。当年5月的一天，他路过南岭村时，看到很多耕地丢荒，不仅潸然泪下，说：“这个不怪你们，是我们没把老百姓的生活搞好。”

后来我常跟别人讲，改革开放前的南岭村，好比是旱得马上要着火的稻田，十一届三中全会就像及时雨，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则是催生婆。有了及时雨后，怎样保苗促丰收，则是我在心里一直盘算的事情。

贰

村民们都在村里工作，每个月拿280元的工资，除了劳动力外，包括老人和小孩在内都有分红，平均每人每年分配8300元

借政策东风办起农村工业

从1979年开始，宝安县开始“外引”和“内联”，单是第一年引进“三来一补”的企业就超过上百家。我也是从那时起，在宝安县社队企业局以工代干，学习这种“外引内联”的经验。1980年，深圳建立经济特区后，借着改革开放政策优惠的东风，我们南岭村第一生产队也很快引进了深圳最早的一批内联企业——南和电子厂和华南电子厂，解决了村里不少劳动力的就业问题。

为了建设经济特区，政府全面铺开基建战线，开始大幅征地。1982年，我们生产队拿到了第一笔征地补偿费——43万元，这是南岭村的第一桶金。领回后，大家都穷怕了，希望每家每户分了用于改善生活。我当时反复思量，我家劳动力多，分钱的话我家能赚不少，但是我觉得集体经济像母鸡，养好了能下更多的蛋，于是我劝村民们说：“我们要从长远去考虑，现在少分这点钱，以后就肯定能多分几倍甚至几十倍。”

村民们看我带头这样做，都很支持我，一致同意把这笔钱再投入去建厂房扩大再生产。同年，厂房建好后，我们引进港资办起了生产队的第一家来料加工厂。这成为南岭村日后迅速发展的重要基础。

到了1983年，通过外引和内联，我们第一生产队已经办起了3家工厂，集体资产达68万元。反观当时南岭的第二、第三、第四生产队，还没有工业，集体资产更是少得可怜。

同年7月，布吉公社改为乡镇时，我提议南岭的4个生产队合并，成立村委会。当时很多村民们希望我来主持村委会的工作，我说要我从宝安回来可以，我得当书记能话事才行。另外，我还提出把第一生产队的资产公有化，成为全村的资产，这样才能共同致富。当时，第一生产队的一些群众对此有意见，我就一个个上门去说服他们。然后，通过每个村民一票的无记名投票进行选举，我得票最多，就这样当选为村主任兼村党支部书记，一干就是20年。

南岭村成为深圳新农村标杆

我当上书记后，去香港考察，专门去看了新界已经逐渐实现现代化的农村。由于当时南岭村已经实行分田到户，回来后，我马上召开群众大会，提出：分散不利于搞工业，要走集体主义道路，在未来的10年内，要让村民吃饱饭、有新房住、有钱花，健康长寿。

虽然南岭村这时还不在深圳农村发展的先进之列，但我们毗邻“二线关”，我们利用交通便利、成本低廉等优势，大力招商引资。到了1984年末，当时仅有134户家庭的南岭村，已办起了13个来料加工厂。南岭村的人口从之前仅有的不足600人，上升到4000人，光是由内地招来的正式职工，将近800人。当时农业的收入加上来料加工的收入，人均收入达3500元，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改革开放第一村”。

1986年2月，深圳市宝安县委、县政府发出《关于学习南岭村的决定》。借此东风，我们大手笔引进港资，建立了村里的第一个大型工业区，从小农经济模式彻底转型到现代工业生产体系，这也是南岭村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步。

南岭村的改头换面引起了习老的注意。与上一次只是路过不同，1987年2月14日，农历元宵节刚过，当时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的习老专门来南岭村考察。我向他汇报说：“村民不仅解决了温饱，还家家户户都建起了新房。村民们都在村里工作，每个月拿280元的工资，除了劳动力外，包括老人和小孩在内都有分红，平均每人每年分配8300元。”我接着说，当时大家也担心，怕改革开放不能持续下去，如果走回头路，南岭村又要回到那个贫困的年代了。习老听后，很肯定地说：“小张，你们要放心，大胆去干，政策如果要变，只会越变越好。”他的话让我们都吃了一颗“定心丸”。

到了1988年，我们只花了5年的时间，就实现了赶超香港新界农民年收入和住房水平的承诺。当年12月，习老第三次视察南岭村，和村民拉家常；1990年1月春节期间，习老还来村里和大家一起过大年。我也曾两次到迎宾馆的“兰园”去见他老人家，得到了诸多鼓励——他勉励我把工作做好，说改革开放的政策不会变，让我回去转告乡亲们，让大家放心。

两代“村官”守土助南岭村腾飞

上个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受大环境影响，邻近南岭村的许多村庄都停建工厂了。我思量再三，在村支部委员会上给大家打气说：“改革开放的车轮绝不可能逆转，抓经济发展，错不了。”

果不其然，1992年邓小平南方视察后，又掀起了新一轮的改革高潮，外商闻风而来，村委会信心倍增，制定了“用五年时间赶超亚洲四小龙”的发展规划，投资1个亿建起了第二个工业区。到1993年底，全村固定资产达6亿元，人均收入达2.9万元。

1994年，深圳颁布了《深圳经济特区股份合作公司条例》，鼓励成立社区股份合作公司。也是在那一年，我的大儿子张育彪从深大管理系毕业后，回到村里工作。虽然他与我在很多问题上有意见有分歧，但是在“村官守土有责”、“让群众共享发展成果”上是高度一致的。为了进一步鼓励村民“以村为家”和紧跟集体走，那一年在成立股份合作公司后，村委把村里的部分集体资产转为村民的个人股权，使村民人人有股权，年年有红利。

1997年，深圳市委、市政府和龙岗区委、区政府分别作出《向南岭村学习的决定》。至此，南岭村迈出改善经济结构、加速全面发展的新步伐，投资8000多万元兴建了第三个工业园，并且引进国内外十多家高新企业前来落户，同时配套办起了包括商业和旅游业在内的第三产业。

2001年，张育彪在选举中高票当选，肩挑起村总支部书记一职。2000年到2001年，村里再投8000万元，建了第四个工业园，引进资金超过1.5亿港元，村里的第三产业借力又上了一层楼。当时，全村的经济总收入达1.7亿元，人均纯收入9.5万元，全村集体固定资产达8亿元，人均占有集体固定资产100万元。

2004年9月，顺应深圳“村改居”潮流，“南岭村”正式改为“南岭村社区居民委员会”。此后十余年间，南岭村保持了持续快速的增长势头。

2014年，南岭村社区集体经济总收入2.8亿元，为国家创造税收1.8亿元，净资产超过20亿元。今年初，在张育彪的牵头下还设立了一个3亿元的创投基金，用于入股优质的高科技企业。在这片面积不足5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南岭村实现了从“农业转到工业”、又从“工业转到工业与服务业齐头并进”的两次成功转型。但未来的路还很长，还需一步一个脚印去开拓。

紧抓精神文明打造文化新村

在南岭村刚发展经济之初，我就跟村民们说过：“穷要有穷志气，富要没富毛病”。为了打破“富不过三代”的说法，村党支部很早就提出“富而好劳，富而好学，富而崇德，富而思进”等四个方面的要求。

自1983年村委会成立以来，我们通过建章立制，健全党务、居务和财务等规章制度，将精神文明与村民的经济利益相挂钩。例如，在1986年，我们制定了比较完备的《乡规村约》，比较早地劝导村民遵纪守法，否则五年内不得享受村民福利；又如，在1994年，我们又制定了《南岭村股份合作公司章程》，将村民的道德行为和利益分配紧密相关，违反者不但取消年底分红，还将接受其他处罚，使全村的精神文明建设落到实处。

也是从1983年开始，村委拿出一部分资金，开办了改革开放后深圳的第一间文化夜校，每周三晚上开课，让35岁以下没有达到高中文化程度的中青年全部参与学习。后来村里还把一大批青年先后送到省里的高校脱产学习。

从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村委拨出专项资金，以向市里同类学校水平看齐的标准兴建了小学和幼儿园。1992年，一位港商看中了我们村里一块5000多平方米的“风水宝地”，打算斥资数千万购买。但是我们经过慎重考虑，决定把这块地无偿送给村所在的布吉镇建高级中学。

1991年，村委将一些村民搬迁时淘汰的一些旧家具和旧农具收集起来，办了现在的“致富思源村史展览馆”，也把村民致富之后的生活用品摆出来，进行对比，鼓励村民忆苦思甜。

这么多年来，村里投资了数千万元，陆续兴建了图书馆、客家民俗园、中华历史长廊、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观以及大剧院、长征雕塑园等多种文化设施，我们希望下一代能从中汲取精神的力量，提升自我。

当年逃港的南岭村民，在村里逐渐发展起来后，又陆续回流到村里结婚生子和安居乐业。如今加上外来务工者，南岭村居住人口已超过6万人。由于村里制定了优待政策，不少优秀的外来工也乐于在此扎根。

尽管南岭村村民的生活富裕了，却并没有关起门来过自己的小日子。从1989年在江西瑞金建设第一所希望小学算起，迄今村委在与村民们商议后，为拥军、赈灾、扶贫等公益事业共计捐款超过6000万元。

2000年2月22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来南岭村考察时发出了“致富思源，富而思进”的号召，是对我们紧抓精神文明建设、打造文化新村的一次高度的肯定。

我退居二线后，在新的村委班子的接力下，南岭村的“软实力”又上了一个新台阶，这也正是我乐见其成的。

因“逃港”决心脱贫致富

改革开放前，深圳还是一个边陲小镇，南岭村不过是隶属于宝安县的一个小小村落，穷得响叮当。我是农民出身，虽然书读得不算多，但脑袋瓜子算灵活。从上个世纪60年代底开始，我就在村里当干部，70年代担任布吉公社沙西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兼南岭村第一生产队队长。

当时全村集体固定资产不足7000元，人均年收入不足100元。除了大量的柿子成熟后能卖点钱，其余就是靠种点水稻。在柿子成熟的季节，我曾带着两个村干部跑到布吉公社反映：“一斤柿子在自由市场能卖1块钱，统一收购才卖9分钱，如果老是这样，我宁愿走‘资本主义’道路，不走社会主义道路！”当时公社书记也只能无奈地劝说我服从国家的经济政策。

因为宝安县毗邻香港，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村里就有人陆陆续续逃到香港寻觅生计，但人数不算多。到70年代，受迫于社会环境，加上误信谣言，1979年5月6日，有200多个村民打算冒险走上逃港路。

听到这一消息时，我刚外出归来，心急如焚地乘坐拖拉机赶到边境上，费尽口舌将包括我老婆在内的60多人劝了回来，仍有不听劝的要继续冒险逃到香港去，甚至有人临走前负气地说：“就算死了，也不让骨灰飘回南岭村。”这件事深深地刺痛了我，“逃港”归根到底是因为“穷”，我暗下决心一定要让村民们过上富裕、有尊严的生活。

实际上，“逃港”现象还曾令一位国家领导人落泪。1978年，当时习仲勋他老人家复出主政广东。不久，因为恰逢广东偷渡外逃最严重的时期之一，他为此多次深入到宝安和香港边界视察。当年5月的一天，他路过南岭村时，看到很多耕地丢荒，不仅潸然泪下，说：“这个不怪你们，是我们没把老百姓的生活搞好。”

后来我常跟别人讲，改革开放前的南岭村，好比是旱得马上要着火的稻田，十一届三中全会就像及时雨，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则是催生婆。有了及时雨后，怎样保苗促丰收，则是我在心里一直盘算的事情。

借政策东风办起农村工业

从1979年开始，宝安县开始“外引”和“内联”，单是第一年引进“三来一补”的企业就超过上百家。我也是从那时起，在宝安县社队企业局以工代干，学习这种“外联内引”的经验。1980年，深圳建立经济特区后，借着改革开放政策优惠的东风，我们南岭村第一生产队也很快引进了深圳最早的一批内联企业——南和电子厂和华南电子厂，解决了村里不少劳动力的就业问题。

为了建设经济特区，政府全面铺开基建战线，开始大幅征地。1982年，我们生产队拿到了第一笔征地补偿费——43万元，这是南岭村的第一桶金。领回后，大家都穷怕了，希望每家每户分了用于改善生活。我当时反复思量，我家劳动力多，分钱的话我家能赚不少，但是我觉得集体经济像母鸡，养好了能下更多的蛋，于是我劝村民们说：“我们要从长远去考虑，现在少分这点钱，以后就肯定能多分几倍甚至几十倍。”

村民们看我带头这样做，都很支持我，一致同意把这笔钱再投入去建厂房扩大再生产。同年，厂房建好后，我们引进港资办起了生产队的第一家来料加工厂。这成为南岭村日后迅速发展的重要基础。

到了1983年，通过外引和内联，我们第一生产队已经办起了3家工厂，集体资产达68万元。反观当时南岭的第二、第三、第四生产队，还没有工业，集体资产更是少得可怜。

同年7月，布吉公社改为乡镇时，我提议南岭的4个生产队合并，成立村委会。当时很多村民们希望我来主持村委会的工作，我说要我从宝安回来可以，我得当书记能话事才行。另外，我还提出把第一生产队的资产公有化，成为全村的资产，这样才能共同致富。当时，第一生产队的一些群众对此有意见，我就一个个上门去说服他们。然后，通过每个村民一票的无记名投票进行选举，我得票最多，就这样当选为村主任兼村党支部书记，一干就是20年。

南岭村成为深圳新农村标杆

我当上书记后，去香港考察，专门去看了新界已经逐渐实现现代化的农村。由于当时南岭村已经实行分田到户，回来后，我马上召开群众大会，提出：分散不利于搞工业，要走集体主义道路，在未来的10年内，要让村民吃饱饭、有新房住、有钱花，健康长寿。

虽然南岭村这时还不在深圳农村发展的先进之列，但由于毗邻“二线关”，我们利用交通便利、成本低廉等优势，大力招商引资。到了1984年末，当时仅有134户家庭的南岭村，已办起了13个来料加工厂。南岭村的人口从之前仅有的不足600人，上升到4000人，光是由内地招来的正式职工，将近800人。当时农业的收入加上来料加工的收入，人均收入达3500元，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改革开放第一村”。

1986年2月，深圳市宝安县委、县政府发出《关于学习南岭村的决定》。借此东风，我们大手笔引进港资，建立了村里的第一个大型工业区，从小农经济模式彻底转型到现代工业生产体系，这也是南岭村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步。

南岭村的改头换面引起了习老的注意。与上一次只是路过不同，1987年2月14日，农历元宵节刚过，当时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的习老专门来南岭村考察。我向他汇报说：“村民不仅解决了温饱，还家家户户都建起了新房。村民们都在村里工作，每个月拿280元的工资，除了劳动力外，包括老人和小孩在内都有分红，平均每人每年分配8300元。”我接着说，当时大家也担心，怕改革开放不能持续下去，如果走回头路，南岭村又要回到那个贫困的年代了。习老听后，很肯定地说：“小张，你们要放心，大胆去干，政策如果要变，只会越变越好。”他的话让我们都吃了一颗“定心丸”。

到了1988年，我们只花了5年的时间，就实现了赶超香港新界农民年收入和住房水平的承诺。当年12月，习老第三次视察南岭村，和村民拉家常；1990年1月春节期间，习老还来村里和大家一起过大年。我也曾两次到迎宾馆的“兰园”去见他老人家，得到了诸多鼓励——他勉励我把工作做好，说改革开放的政策不会变，让我回去转告乡亲们，让大家放心。

叁

在这片面积不足5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南岭村实现了从“农业转到工业”、又从“工业转到工业与服务业齐头并进”的两次转型

两代“村官”守土助南岭村腾飞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受大环境影响，邻近南岭村的许多村庄都停建工厂了。我思量再三，在村支部委员会上给大家打气说：“改革开放的车轮绝不可能逆转，抓经济发展，错不了。”

果不其然，1992年邓小平南方视察后，又掀起了新一轮的改革高潮，外商闻风而来，村委会信心倍增，制定了“用五年时间赶超亚洲四小龙”的发展规划，投资1个亿建起了第二个工业区。到1993年底，全村固定资产达6亿元，人均收入达2.9万元。

1994年，深圳颁布了《深圳经济特区股份合作公司条例》，鼓励成立社区股份合作公司。也是在那一年，我的大儿子张育彪从深大管理系毕业后，回到村里工作。虽然他与我在很多问题上有意见的分歧，但是在“村官守土有责”、“让群众共享发展成果”上是高度一致的。为了进一步鼓励村民“以村为家”和紧跟集体走，那一年在成立股份合作公司后，村委把村里的部分集体资产转为村民的个人股权，使村民人人有股权，年年有红利。

1997年，深圳市委、市政府和龙岗区委、区政府分别作出《向南岭村学习的决定》。至此，南岭村迈出改善经济结构、加速全面发展的新步伐，投资8000多万元兴建了第三个工业园，并且引进国内外十多家高新企业前来落户，同时配套办起了包括商业和旅游业在内的第三产业。

2001年，张育彪在选举中高票当选，肩挑起村总支部书记一职。2000年到2001年，村里再投8000万元，建了第四个工业园，引进资金超过1.5亿港元，村里的第三产业借力又上了一层楼。当时，全村的经济总收入达1.7亿元，人均纯收入9.5万元，全村集体固定资产达8亿元，人均占有集体固定资产100万元。

2004年9月，顺应深圳“村改居”潮流，“南岭村”正式改为“南岭村社区居民委员会”。此后十余年间，南岭村保持了持续快速的增长势头。

2014年，南岭村社区集体经济总收入2.8亿元，为国家创造税收1.8亿元，净资产超过20亿元。今年初，在张育彪的牵头下还设立了一个3亿元的创投基金，用于入股优质的高科技企业。在这片面积不足5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南岭村实现了从“农业转到工业”、又从“工业转到工业与服务业齐头并进”的两次成功转型。但未来的路还很长，还需一步一个脚印去开拓。

肆

在这片面积不足5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南岭村实现了从“农业转到工业”、又从“工业转到工业与服务业齐头并进”的两次转型

紧抓精神文明打造文化新村

在南岭村刚发展经济之初，我就跟村民们说过：“穷要有穷志气，富要没富毛病”。为了打破“富不过三代”的说法，村党支部很早就提出“富而好劳，富而好学，富而崇德，富而思进”等四个方面的要求。

自1983年村委会成立以来，我们通过建章立制，健全党务、居务和财务等规章制度，将精神文明与村民的经济利益相挂钩。例如，在1986年，我们制定了比较完备的《乡规村约》，比较早地劝导村民遵纪守法，否则五年内不得享受村民福利；又如，在1994年，我们又制定了《南岭村股份合作公司章程》，将村民的道德行为和利益分配紧密相关，违反者不但取消年底分红，还将接受其他处罚，使全村的精神文明建设落到实处。

也是从1983年开始，村委拿出一部分资金，开办了改革开放后深圳的第一间文化夜校，每周三晚上开课，让35岁以下没有达到高中文化程度的中青年全部参与学习。后来村里还把一大批青年先后送到省里的高校脱产学习。

从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村委拨出专项资金，以向市里同类学校水平看齐的标准兴建了小学和幼儿园。1992年，一位港商看中了我们村里一块5000多平方米的“风水宝地”，打算斥资数千万购买。但是我们经过慎重考虑，决定把这块地无偿送给村所在的布吉镇建高级中学。

1991年，村委将一些村民搬迁时淘汰的一些旧家具和旧农具收集起来，办了现在的“致富思源村史展览馆”，也把村民致富之后的生活用品摆出来，进行对比，鼓励村民忆苦思甜。

这么多年来，村里投资了数千万元，陆续兴建了图书馆、客家民俗园、中华历史长廊、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馆以及大剧院、长征雕塑园等多种文化设施，我们希望下一代能从中汲取精神的力量，提升自我。

当年逃港的南岭村民，在村里逐渐发展起来后，又陆续回流到村里结婚生子和安居乐业。如今加上外来务工者，南岭村居住人口已超过6万人。由于村里制定了优待政策，不少优秀的外来工也乐于在此扎根。

尽管南岭村村民的生活富裕了，却并没有关起门来过自己的小日子。从1989年在江西瑞金建设第一所希望小学算起，迄今村委在与村民们商议后，为拥军、赈灾、扶贫等公益事业共计捐款超过6000万元。

2000年2月22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来南岭村考察时发出了“致富思源，富而思进”的号召，是对我们紧抓精神文明建设、打造文化新村的一次高度的肯定。

我退居二线后，在新的村委班子的接力下，南岭村的“软实力”又上了一个新台阶，这也正是我乐见其成的。

口述时间

2015年8月24日上午

口述地点

龙岗区南湾街道南岭村社区居委会大楼“致富思源”展览馆

本期采写：

深圳晚报记者张金平赖丽思

实习生杜婷梁翠玉庄楠楠

前期统筹：

王外平梁琼月黄晓天

后期统筹：赖丽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