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都说我是“老宝安”，实际上我不是深圳本地人，但我来得早，今年已经是第65个年头了。我对这个地方的一山一水一村一镇都怀有深厚的感情。我跟深圳人民甘苦与共，为改变深圳的经济社会面貌也做了一些该做的工作。

65年中，我见证了深圳地区前30年的变迁，也亲身参与了深圳经济特区建立35年来的跨越式发展，我感到无比光荣和自豪。

李广镇这35年来，深圳能取得跨越式发展，最重要的一条是靠改革开放、敢于创新。我们的改革开放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物价改革、用工制度改革、工程招投标、土地使用权拍卖；同时，大力引进外资、联合内资，发展民营经济，这样一步一步搞起来的。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和在全国人民的支持下，深圳发挥“排头兵”作用，在全国率先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创造了世界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发展史上的奇迹。

壹

全村人坐船跑了。到第二天，没有学生来上课，大队才发现有情况。去检查的时候，村里的灶台上还有煮好的晚饭来不及吃

经济落后令很多青年逃港

我是1950年来深圳的。1950年夏天先从广州去了香港。当时我才15岁不到，主要想出外打工。因为我们家里很穷，刚好有个堂叔父从香港回来，就把我带到香港去当学徒。在香港干了一两个月，我觉得香港很萧条，没有什么出路，同年8月就来到当时的宝安县。

一开始，我是在私营企业工作，当时参加工会并成为深圳工会的负责人。1954年我到了宝安县贸易公司，从此走上公务员的生涯。先后当过业务员、购销站的站长、葵冲区委的干事、附城公社、坪山公社办公室主任、副社长、社长、革委会主任，大鹏公社党委书记等职务，在基层多个岗位上工作了20多年。

深圳经济特区建立前的30年，经济社会虽然有很多变化，但由于长期的社会政治因素，以及经济体制上政社合一，吃“大锅饭”，挫伤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所以社会经济发展很慢，民生改善也很慢，造成了深圳与香港的差距越来越大，不少人、特别是青年偷渡外逃去香港。

从1955年开始，一直到1980年，这20多年间，从宝安偷渡去香港的大约有8万多人。我在大鹏公社工作时，偷渡严重到什么程度呢？我是1969年4月5号到大鹏上任的。第二天，我到东山渔业队检查工作，从公社到鹏城坐船过海，下午再乘船回鹏城，然后踩单车回公社。我刚拿起饭碗吃晚饭，电话来了，说送我去鹏城的那条船回去装了十几个人偷渡走了。

大概是1971年，大鹏的鹿嘴村（现在属南澳街道），全村几十个人，除了一个人去探亲之外，一夜之间全走了。1974年，南澳镇的东涌大队马料河村也是一夜之间，全村人坐船跑了。到第二天，没有学生来上课，大队才发现有情况。去检查的时候，村里的灶台上还有煮好的晚饭来不及吃。

这些事都说明当时偷渡外逃是多么严重，当时深圳居民连年偷渡外逃以致人心涣散，边防秩序难以维持，对生产带来了很大影响。青壮年都走了，有生产能力的人、有头脑的人都跑了，生产和经济还能发展起来吗？

我们在基层工作的同志就觉得偷渡问题很困扰，很着急。我们想了很多办法去尝试扭转局面，但是偷渡的情况还是屡禁不止。后来，我们明白了：问题的关键还是经济差距，要发展经济，改善民生。

偷渡外逃的现象一直延续到80年代初，改革开放了，经济特区建立了，慢慢的不单是再没人偷渡去香港，甚至有些偷渡过去的人都回来了。

贰

新中国发行的第一只股票就这样在宝安县诞生了。股票第一年分配，1000块就可以分红100元。到1991年深宝安上市时，1股原始股变成了12股

为吸引投资试验第一只股票

1979年3月，深圳市成立，撤销了宝安县。当时深圳市下面有7个区，我到了经济体量较大、人口较多的松岗区担任区委书记。那时候松岗区是包括了松岗、沙井、福永、公明、光明，和现在的宝安区差不多。

两年后，1981年中央27号文件决定，要恢复宝安县，深圳要搞经济特区，分为特区内和特区外，特区内是327.5平方公里，其余就是宝安县。我又到了宝安当县委副书记、县长。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那时大量的港资和台资进入深圳。这是一个难得的机遇。开始搞“三来一补”，外商需要大量的厂房，我们必须尽快解决资金建设厂房。

与此同时，恢复宝安县建制，县城选址在西乡，即现在的新安镇。1981年选址的县城，全都是荒地、山地，连块瓦都没有。全县一年的财政收入只有2000万左右，公务员、教师、医生的吃饭问题都解决不了，你哪儿来的钱建设新县城？

为了解决资金的问题，一是通过银行贷款，但这是有限的，另一个就是面向社会集资，充分动员居民的闲散资金。所以1982年我们成立了宝安县联合投资公司，在《深圳特区报》上发了一个广告来招股。

当时我不认识股票，更没有搞过什么股票。只是一心想着集资，要有个凭证，让人感觉有信用，才会放心投资。所以就找人设计，去广州印股票，印得好像货币一样，表面有个大鹏鸟，这就是参股凭证了。

然后我们还发股金证，像过去的医疗证一样，红色的一个小本，作为另一个凭证，可以记录分红派息。为了吸引大家投资，我们决定由县政府带头，从财政里拿出200万元来参股作为垫底。

新中国发行的第一只股票就这样在宝安县诞生了。股票第一年分配，1000块就可以分红100元。到1991年深宝安上市时，1股原始股变成了12股。现在看来，集资搞一个宝安联合投资公司，从它的经济体量和作用来说，始终是有限的，更重要的是推动全县、全市股份合作公司的建立。你县里可以搞股份合作公司，那我们镇里也可以搞，我们村里也可以搞。

从1983年开始，深圳的股份合作公司就像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了，现在全市有835家社区股份合作企业，账面资产原值1000多亿，实际上的市值资产超过1万亿。

发行第一张股票算是一种集资的方式和标志，但不是目的，它的重大意义在于推动深圳市的股份合作经济建立和发展，加速引进外资，推进城乡协调发展，改变农村政社合一的体制。

当然，回想起来那时，我们这种做法是有风险的，弄不好就叫“非法集资”，但是我们一条心，穷则思变，只要能发展经济，对国家对人民有利，我们就一心一意地干，改革就是要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

叁

这些部门的同志老是纠缠这个问题，多次提出争论，我就有点火了，说只要我当一天副市长，你们就不要希望改变

不用耕地的菜篮子工程

从1984年3月起，我担任深圳市副市长，在这个岗位上干了11年多。我分管的工作包括农业、商业、外贸、旅游、工商、民政、计划生育等。

当时，中央和省里都提出要建立菜篮子工程，叫做市长负责制。我们深圳经济特区正经历着跨越式快速发展，人口大幅增长，居民的消费水平不断提高。如何解决市场供应，保障深圳居民对农产品、特别是鲜活产品的需求，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另一方面，经济特区的发展要占用很多土地，为此耕地越来越少。一个是人口增加、消费提高，一个是耕地减少，那你如何来保证这个菜篮子啊？1988年，深圳市鲜活农产品生产正在发展高峰，不但满足本地需求还有大量出口，当年深圳供港的活鸡就有1000万只，还有几万头猪，一天几百吨蔬菜。但是随着经济特区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还是不够的，要另觅途径。

为此，我提出来要搞一个不用耕地的菜篮子工程——建设农产品批发市场。有了这个市场，就能把全国优质的农产品运到深圳来销售。深圳原来有的农贸市场、肉菜市场，这些只是零售平台，来源怎么办？那就得有一个批发市场才行啊，尤其是新鲜的蔬菜水果。

1988年初，我们开始组建布吉农产品批发市场，当年年底就正式开业了，前后不到10个月的时间。过去的体制是政府办市场，我们搞这个农产品批发市场是企业办市场，我组织了七家公司来合资创办这个农产品批发公司，当时共投入570万元作为股本。

新建的批发市场第一解决了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保证了居民日常所需的鲜活农产品；第二稳定了市场物价，过去靠自己种，台风暴雨一来，菜价马上就上升，要一个月或20天才降下来，现在有了这个市场，三天就解决了。为什么呢？这就是市场经济的魅力。见到深圳市场菜价高了，海南、江西、湖南的菜马上连夜运来，价格自然就掉下来了。

第三呢，批发市场还逐渐发展成为我们国家农产品一个转口贸易的聚散地。香港新加坡甚至日本等地的经销商纷纷来深圳考察、交流、交易。北方的优质农产品经过挑选包装，集中到深圳来，在深圳采购然后出口，就成为一个转口的集散地，目前批发市场有30%的鲜活农产品是通过深圳转口的。

当时因为企业办市场，还闹了矛盾，有关部门为了部门利益坚决反对，说市场应该是由工商来直接管理，来收租。我就说政府不会拿钱办市场，企业拿钱建市场就应由企业来管理，企业来收租，工商部门只是依法监督，这是一种改革。这些部门的同志老是纠缠这个问题，多次提出争论，我就有点火了，说只要我当一天副市长，你们就不要希望改变。

改革路上会遇到很多困难，但只要下定决心，没有办不成的事。深圳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在1997年正式上市。这个股份公司不断发展壮大，从深圳辐射全国，到去年为止，通过合资合作在北京、上海、山东、江西、成都等地，建成15个大型农产品批发市场，去年的成交量达2400万吨，交易额1400亿元，成为中国最大的农产品股份公司。现在，深圳农产品的质量、价格已成为国内的标杆标准了。

肆

目前市人大先后制定了150多项法规，许多法规都是先试先行的。其中，有百分之七十以上都是关于经济的，百分之三十以上是全国、全省没有立法先例的

特区立法先行先试

1995年，我到深圳市人大工作，先后干了5年。1992年，全国人大授予深圳经济特区立法权后，我们第一届、第二届人大常委，在全国招揽人才，借鉴国内外经验加强立法工作，不失时机地干，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保驾护航，为这个城市的管理建立规章制度。同时，通过这样把立法经验辐射到全国。

目前市人大先后制定了150多项法规，许多法规都是先试先行的。其中，有百分之七十以上都是关于经济的，百分之三十以上是全国、全省没有立法先例的，例如特区股份有限公司条例、特区公司条例、深圳市股份合作公司条例、特区政府投资项目管理条例等等。我们把立法的决策，改革的决策，和发展的决策结合起来。这是我们立法的宗旨。

1998年，市人大做出一个决定，率先在罗湖区实施城市行政综合执法。过去城市的乱摆卖、乞讨、收容、计划生育以及市容卫生、园林绿化等等，各个部门都有执法队去查处，有利益的，大家都去干，没利益的，大家不去干。一件事情往往你处罚完了他又去处罚。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就要组织城市行政综合执法。市人大授权罗湖区人大常委会和罗湖区政府成立一个行政执法局，与城管局两块牌子一套人马，统一执法管理，解决多头执法、重复处罚的现象。结果这个试点在一两年内就在全市覆盖，此后为全省、全国许多城市效仿。

1999年，我们依法治市领导小组和市人大常委会在市委的扩大会议上，提出了要加快建设法治政府，逐步实施“九个法定化”，这是加强依法治市的举措。依法治市，市委要发挥领导作用，人大要发挥主导作用，“一府两院”发挥主体作用，三位一体，形成合力。

市人大提出的“九个法定化”，分别是：机构编制法定化，行政程序法定化，行政审批法定化，行政收费法定化，行政处罚法定化，政府招标采购法定化，政府投资项目法定化，行政执法责任法定化，政府内部管理法定化。

经过各方十多年来的努力，这九个法定化基本建立起来了，对于我们实施依法治市，建设法治政府、法治社会，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比如政府拿出钱来投资，就要有一个条例来监管，要有个法定程序，不能都是靠拍脑袋、随意性。又比如政府好多部门要采购，我们现在就集中建立一个采购中心，来实行招投标，别的人不能插手，你需要的东西我按照你的要求给你，这就有法可依了。

市人大常委会在加强立法的同时，切实加强执法监督。现在不是无法可依，而是有法可依，但是有法可依还不行，必须要有法必依才行，严格执法。所以人大要不断组织执法检查，严格监督，使法律得到顺利实施。这是我们依法治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

35年来，深圳经济特区的建立取得了巨大成就，可以说是世界发展史上的奇迹。未来我们必须要按照市委第六次党代会的精神，解放思想，真抓实干，继续勇当改革的排头兵，率先实现“四个全面”，努力建成现代化国际化的创新型城市。

李广镇

1935年10月出生，广东省广州市人。1950年8月到深圳，先后担任宝安县葵涌区委干事，附城、坪山公社办公室主任、副社长、社长、革委会主任，大鹏公社革委会主任、党委书记，宝安县委常委、县革委会副主任、深圳市松岗区委书记，宝安县委副书记、县长、县委书记等职务；1984年3月至1995年5月任深圳市副市长；1995年5月至1996年4月任深圳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96年4月至2000年6月任深圳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

口述时间

2015年9月21日上午

口述地点

深圳市福田区荔湖新村

本期采写：深圳晚报记者陶琪实习生梁翠玉林康愉

前期统筹：王外平梁琼月黄晓天

后期统筹：赖丽思吴浩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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