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因为一位特别要好的大学同学的力邀，我盛情难却，放弃了在广州已经打好基础的事业，来支援深圳中医院的建设。

在当时，深圳的医疗发展水平相对滞后，只有深圳人民医院、红会医院以及中医院等三家医院。相比之下，如果留在广州，我的业务发展无疑会更省力气。然而，我被深圳宽松的氛围所吸引，到如今已将近30年。

办好一家医院很不容易，深圳中医院一路走来，得益于深圳经济特区具有兼容并包的环境。我也是一个喜欢新鲜和挑战的人，敢做别人所不敢做之事，最后做得还算卓有成效，也得到了很多荣誉和肯定。

壹

就这样，我穿着牛仔裤，一个人骑着一辆三洋摩托车踏上了来深圳的路，路上花了整整7个小时

来深支援建设唯一的中医院

来深圳前，我在广州的事业正做得风生水起。1985年，我辞掉了广东省中医院的工作，借了20万元创办了广州中医学院（广州中医药大学前身）附属骨伤科医院。这可以说是挂靠在全国高等医学院校旗下的第一家民营医院。

1987年的一天，深圳市中医院时任党委书记向我抛出橄榄枝，说深圳中医院院长位置空缺，正急着在全国招聘院长。他也是我的大学同学，对我很了解，知道我在广州办起了一家医院，提议院长一职非我不可。

其实早在1984年时，我就来过深圳。那时广州中医学院想在深圳建一所附属医院，派我来深圳市红会医院考察。我在深圳转了一圈，发现这里没有什么条条框框的约束，即使是局级单位也是随意进出，这让我觉得惊奇。尽管当时办医院的想法因为资金不足而搁浅，但自那时起，深圳给我的印象就是氛围宽松又充满新鲜感。

因此，我告诉我的大学同学，只要广州中医学院同意放人，我就去深圳。我的同学就去说服广州中医学院的党委书记。当时广州中医学院恰好想将深圳市中医院收为附属医院，于是同意我调来深圳，但要求我在刚来的3年内仍兼任广州中医学院附属骨伤科医院名誉院长。

就这样，我穿着牛仔裤，一个人骑着一辆三洋摩托车踏上了来深圳的路，路上花了整整7个小时。

我到深圳的第一件事，就是悄悄地跑到中医院去看。深圳中医院起步于经济特区建立之前，成立于1975年。我来的时候中医院只有一座建于1980年的3层门诊部，面积不到3000平方米。除此之外，就是一座动工4年却迟迟未建成的9层楼。

看到这样的硬件条件，在中医行业摸爬滚打了20多年的我，本能地体会到创建一座医院的不易，也由衷地钦佩当年中医院的开拓者，同时也意识到，这对我而言是一个挑战。不过我是一个喜欢“来事儿”的人，我相信能把它办得有声有色。

想方设法完善医院硬件

刚来的第一年，我还未去中医院上任，只能在深圳市卫生局过渡，卫生局设立了中医处，让我当副处长。1988年，我正式到深圳中医院上岗。一上任，我就四处打听中医院新大楼无法竣工启用的原因，后来才得知是因为资金无法到位。

时任市计划办主任姜贵负责经费申请的工作。到任不久后的一天，我恰巧在医院大厅里碰到他来看病，就趁机向他反映我们大楼建设遥遥无期一事，他说：“深圳烂尾楼太多了，还差中医院这栋吗？”当时他马上要去北京出差，让我等他回来再谈，还告诉我：“今年是来不及了，报告都已经写好了。”

我心想，就算今年来不及，也要想办法争取下一年的经费。姜贵主任从北京回来之后，我就带着医院的党委书记、副书记和副院长去登门拜访。去之前，我和他们商量，这一次我们不谈中医院大楼的工程，我们就聊姜主任的病症，教他怎么保健，让他了解中医的精妙之处，从而意识到办中医事业对民生的重要性。

这个办法果然奏效。那天，我们和他聊了一个晚上，中医的博大精深给他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临走前，他还一再挽留我们。

这件事过去半年后，我们再去找市里谈经费的问题，市里同意批给我们200多万元。就这样，200万虽然不算多，好歹总算有经费能完成中医院大楼的建设。

竣工后我们又面临一个严峻的问题——整栋大楼还只是一个27000多平方米的空壳，什么设备都没有，无法正常运作。我们通过多方渠道反映情况后，引起了市人大和社会各界的关注，当时分管财政的张鸿义副市长会同市人大的领导来到新大楼现场办公。

为了获得市里的经费支持，我做了充分的准备。建立一个医院基本需要哪些设备，我都一一和张鸿义副市长汇报。我说就要200张病床和基本的设备。张鸿义副市长也很理解我们的难处，马上批了700多万元给我们添置设备。

现在回想，当年深圳办经济特区，规模大，要花钱的地方太多了，所以我们根本不可能等着财政资金通过“撒胡椒面”的方式满足我们的资金需求。因此，只有靠自己想办法主动争取，中医院才能如愿办起来。

贰

我们想了一些临时性的方案来应对。比如三级甲等医院要求有300张病床，我们就在每一间病房里多加了1张床

一口气招进7个中医博士

那700万元是“及时雨”，让中医院成了当时深圳市设备最好的医院。接下来就是提升医院的软实力。一个以业务为主的单位，用人不能没有原则。我来深圳那年，中医院的医生不到100个，整个深圳中医系统只有1个副高职称人员，加上我才2个。

因此，我在上任之初，就在“施政报告会”上向全院的职工承诺说，我们要招对医院有用的人才，而我是一定不会同意没有真才实学的医生混进中医院。

当时就有人问我：“你凭什么这么说？”我说，我在广州办医院的时候，我的孩子都没有工作，我也没有将他们安排进医院里。至于其他人，除非来应聘的人有另外的专长，能从别的方面促进医院的发展，否则不会同意他们进来的。

当时，这话很快就传到了市卫生局局长的耳朵里，第二天早上他问我何出此言。我说事先声明就是为了规避“走后门”的现象，要不然无论哪个领导要介绍人来，我坚决不要，都会因此而不高兴。他听我这么一讲，也觉得在理。

从1990年起，深圳开始大规模引进高层次人才。当时，我看到中医院的大楼也完工了，办公环境比以前宽裕了不少，就决定在全国范围内招聘中医博士生。这个想法一开始遭到不少人的质疑，深圳其他医院的院长还给我打电话，说萧劲夫你又突发奇想了，为什么要招没有临床经验的人，这可未必能提升医院的业务水平。但我坚持认为业务经验是可以积累的，一个人具备较为完善的知识结构以及敢于创新的理念思维才是更加重要的，从这两点来说，博士生更符合我们的理想。

深圳中医院面向全国招聘中医博士生的消息一传出，吸引了诸多国内知名中医院校的人才前来应聘。1991年，我们一口气招了7个中医博士生。根据他们的专长，让他们选择合适的科室，积累临床经验，进行中医临床研究。事实上，他们在各自擅长的领域都发挥得很好，因为起点比本科生和硕士生都要高，没多久他们显现出了他们的优势，这些人后来都成为深圳一号难求的名医。

叁

深圳某媒体在头版以整版篇幅批评深圳市中医院的抓药方式，讽刺其为“五爪金龙”。这篇报道让我感到压力很大，也促使我下定决心对这一方式进行改革

用深圳速度创“三甲医院”

有了设备和人才后，我在想怎样才能让深圳中医院持续加速发展。这时，又一个机会来了——上世纪90年代，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提出了中医院分组管理评审活动，就是中医院系统内也拥有了一套三级甲等医院的评审标准。1993年，全国具备条件的医院都在创三甲。

我意识到，这对深圳中医院而言，是一个提高水平的有利契机。说实话，当时我们还在努力打基础，各方面都离创三甲的要求有一定距离。但是我觉得，如果不争取，只能慢慢地熬，等到条件具备了才去申请就不是“创”了。这座城市以敢为人先的精神和“深圳速度”闻名，那中医事业也一定能够有突破。

创三甲要求医院必须在申报三年后才能接受评审，当时深圳也只有深圳市人民医院是“三甲医院”。我找到省卫生厅副厅长，告诉他深圳中医院想要创三甲。那时离1995年的验收只有不到2年时间，其他医院都在前一年就行动了。那位副厅长一听就笑了，他说：“你才200张病床，科室也不齐全，别人都开始创了1年了，你们还是等下次吧。”

我说：“病床不够我们可以加，科室不全我们也可以盖。深圳是经济特区，‘三天一层楼’的速度你们知道吧？希望你们能够把中医院申请创三甲特办。”我逐步有理有据地说服了他，最终他又帮我们去北京说服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让中医院以特批的身份跻身进入这一批创三甲医院的名单。

为此，我专门成立了一个创办委员会，告诉全院职工，就算掉几斤肉也要成功通过创三甲的评审。我们就拿着写明三甲医院标准的两本厚厚的册子，一条一条地对照来做。

除了在业务水平上需要实打实地提高外，创三甲还有一些硬件上的要求，如果等花时间把硬件全部建好后才来落实的话，肯定来不及，因此我们想了一些临时性的方案来应对。比如三级甲等医院要求有300张病床，我们就在每一间病房里多加了1张床。

当时深圳中医院还缺传染科，我们就在住院部旁边的空地盖了一间铁皮屋，再用旁边的墙将铁皮挡起来，看上去就好像是一座钢筋水泥的房子。不到三个月，病床和科室的问题就都解决了。

与此同时，深圳市也给了中医院不少支持，及时拨款给我们添置达标必需设备，引进所需人才。后来硬件完善后，我们由里到外进行了升级。1995年，最终评审结果出来，我们以979.17的高分通过评审。同一时间，我们还通过了国家示范中医院评审委员会的验收。这意味着我们同时拥有“三级甲等中医院”、“国家示范中医院”、“广东省示范中医院”三个牌子，实现了“三级跳”。

现在回想起来，这个过程有点不可思议，但在偌大的经济特区，不应该缺少一家具有三甲水平的中医院。我们当时就是靠着这样一股“冲劲”，用敢闯敢拼的精神把中医院办成了三甲医院。

肆

现在回想在深圳中医院的11年，我可以说是尽了全力。曾有人问我：“萧劲夫，你是不是有吉普赛人的血统，怎么有这么多干劲去折腾？”其实我没有什么很远大的目标，也从不会苦思冥想一件事，我就是喜欢新鲜，总想方设法地为中医事业做点什么，哪怕在别人眼里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竭力而为推广中医事业

我认为中医事业不分分内和分外之事，只要是能推动这个领域发展和进步的举措，我都愿意竭力而行。

当时，中医院每天的门诊量都有近2000人，面对大量的处方，医院的中药调剂员大都是将一张处方中的每味药称其总量，然后按药的份数用手工分成等分，混在一起装入药袋交给病人。这导致每份药的药量有偏差，影响治疗效果，也反映了传统中药调剂方式远远不能适应患者处方大量增加后的一个需求。

有一天，深圳某媒体在头版以整版篇幅批评深圳市中医院的抓药方式，讽刺其为“五爪金龙”。这篇报道让我感到压力很大，也促使我下定决心对这一方式进行改革。经过和院内医生们的反复讨论，并且征求其他业内专家的意见，我们想到了一个解决办法——统一常用中药药材的用量，将它们按常用量事先称好包成小包，调剂时按处方选取。这样既能加快速度，也能保证用量的准确。

因为这需要耗费很大的人力物力，许多药材公司都望而却步。但致信药材公司的魏平老板听说我们的想法后，与我们一拍即合。历经半年多时间，中药饮片小包装在深圳市中医院启用，现在已普及至全国大部分医院中药房。我们都认为，这是深圳中医院在中医调剂方式上的重要革新。

随着深圳中医院的发展越来越好，我开始思考怎样将中医向外传播。于是我在市教育局登记备案，成立了深圳中医院国际中医药人才培训中心。成立培训中心后，我最希望的就是深港两地在中医方面的合作能有所突破。在当时，香港的中医大部分都比较业余，香港市民也很渴望学习中医知识和技术。记得有一次我去香港，很多人拉着我问各种中医问题，我意识到这是将中医理念深入人心和向大众传播中医技术的大好机会。

因此，1995年，深圳中医院国际中医药人才培训中心面向香港中医界开办了高级骨科培训班，虽然学员职业各异，但他们既希望学到中医的绝招，又想取得一定的中医资历。这个班办得成功，学员们学到了现学现用的本领。因此，我们将这样的培训班长期办了下去。

我在担任深圳市政协委员期间，提出的“关于加强深港中医界交流的建议”一案，也得到了市卫生局的重视。后来他们还组织局领导和有关专家以民间渠道交流方式到香港实地考察，这为深圳的中医工作与香港接轨打下了基础。

1999年，我从中医院退休，被延聘为它的下属机构深圳市中医药研究所的所长。两三年后，我想我在中医院待了这么多年，和这所医院联系得太紧密，为了给我的继任者更多空间，于是萌生了自己办医院的想法。2002年，在一些企业家的投资下，我办了深圳岭南医院，开始了一份新的事业。

从1987年来深圳算起，我来这里28年了。期间广州还想把我再调回去，但我没走，一方面是深圳看重我舍不得让我走，另一方面我自己也不想走，我喜欢这里。我是一个无党派人士，却能在深圳中医院当11年的行政第一把手，这在当时可能是仅有的。我能做出这些成绩，除了上级领导的支持、我个人的拼搏以及集体的努力外，也受益于深圳所提供的开放、包容以及真抓实干的土壤。

萧劲夫

1939年出生于湖南湘乡，1987年到深圳，历任深圳市中医院院长、深圳市中医药研究所所长、广东省中西医结合学会骨科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深圳市中医药学会会长、深圳市第一届政协委员、第二届政协常委，现为深圳岭南医院院长。从医50余年，主编《深圳市中医诊疗规范》，先后获国家及部省级以上科技进步奖及著作奖共14项以及专利3项。曾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广东省名中医”、“全国卫生系统先进工作者”、“深圳名医”、“全国中医骨伤名师”等荣誉及称号。

口述时间

2015年9月21日下午

口述地点

福田区上步中路1004号深圳市政协贵宾厅

本期采写：

深圳晚报记者黎灵希 实习生庄楠楠 杜婷

前期统筹：

王外平 梁琼月 黄晓天

后期统筹：

赖丽思

本期历史图片

由深圳市中医院与受访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