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深圳打拼的年轻人是比较辛苦的，这里是个战场，能让人通过努力实现梦想，获得成功，但成功又是那么的不容易，需要努力，需要战斗，也需要运气。来深圳二十多年，我一直从事国土资源信息化研究与应用，在专业领域有所突破，并有幸成为深圳首位在本土成长起来的中国工程院院士，算是通过努力幸运地圆了一个梦。

对一般人而言，我的工作相对专业，其实撇去技术上的赘述，我与很多从各地来深圳的人相同，是想干事的，为自己，也为这个城市。

壹

传统的方法对深圳这种史无前例超快开发建设的城市作用有限。据我所知，当时深圳一年可能有几百宗土地交易，城市开发量是同期西方城市的数十甚至上百倍

从学术研究到应用研究

我正式调入深圳工作是1996年，那年40岁。在常人眼中，我当时没有非来深圳不可的理由。来深圳之前，我的事业已经紧紧和武汉结合。我1978年从江苏考入原武汉测绘学院（后改名武汉测绘科技大学，现已并入武汉大学，下统一简称武测）地图制图系，后在那攻读获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1989年从武汉出发去法国留学，并于1990获Franche-Comte（弗郎什孔泰）大学地理学博士学位；1994年在武测完成测绘学博士后研究；1995年破格晋升教授，同年被评为博士生导师；1996年被评为湖北省中青年专家，同年入选首批“百千万人才工程”第一、二层次人选。

当时在武汉的一切顺风顺水，以至于今天还有武汉的老同事开玩笑：如果我不来深圳，在武汉继续做下去，可能会怎样怎样。但人生是没有假设的，我选择来深圳经过了充分的考虑。个人角度上，我在国外学的是地理信息处理，从大的学科来看，它是跟测绘、地理学、计算机科学三个领域交叉，要想取得专业上的发展，关键是要在应用领域取得突破成功。然而，当时我回到国内学校主要是做学术研究，并且这是个全新的应用科学，国际上1967年才开始，国内应用领域尚无成功案例，所以我特别希望能从实际应用中取得突破。

上世纪90年代初的深圳国土部门也有同样想法。我1993年第一次到深圳，便是由于这种机缘巧合。当时，地理信息系统软件正处于从小型计算机（Workstation）向微型计算机（Desktop）转型的关键点上。与此同时，我国地理信息系统技术开始从实验室、从大学、从研究所走向应用领域。1993年，深圳市规划国土信息中心开始尝试用计算机来管理国土资源，也就是将传统的“测量”“地图”与计算机结合，搞信息化系统。

这个技术在那会儿属于新技术，应用还不是很广泛，也没有特别成功的实践范例，所以深圳市做了一个初步的规划方案，邀请国内同领域做得较好的几个单位支持合作，其中包括我当时工作的武测、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现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以及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等。

1993年那会儿，我在武测从事的就是这方面研究工作，这也是我之前法国读博时所学的专业。所以，我作为受邀专家之一参加了这个项目的评审。项目启动后，我又有幸作为武测的代表，与其他几家单位一起参与系统建设，主要是参考国外的一些应用案例合做一套系统，1994年基本上完成就离开了。

严格意义上讲，这次边研究边开发的探索不太成功。它对中国的土地管理、规划管理的具体管理模式、管理方式不太适用，尤其对深圳这种史无前例超快开发建设的城市作用有限。据我所知，当时深圳一年可能有几百宗土地交易，城市开发量是同期西方城市的数十甚至上百倍。

调入深圳着手土地信息化

反过来讲，一年后，即1995年，深圳规划国土局下定决心把“信息化”成功做出来，也正是经济特区在改革开放热潮中极速前进的背景使然。

1987年，“中国土地拍卖第一槌”在深圳敲响，这是新中国首次以公开拍卖的方式有偿转让国有土地使用权，可以说，这一槌拉开了中国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的帷幕。1988年修订的《土地管理法》明确规定我国实行国有土地有偿使用制度，深圳土地市场尤其蓬勃发展，此时传统手工管理模式已经无法适应高速城市化，城市空间管理必须要利用计算机进行管理上的创新。

传统的土地管理方法是手工式的。比如要测量一块土地，就在地图上把这块土地标出来，一张地图一般来说只能容许一个人作业。但当时深圳一年可能出让几百块土地，如果仅仅由一个人来负责这样一个总图的话，工作量和工作速度满足不了需求；若是很多人同时在一张纸质地图上作业，同时进行文件处理，也不太现实。

不仅国土部门，就整个城市日常社会行为秩序来看，对土地管理信息化建设的需求都极其迫切。我举几个例子，比如，房地产市场出现一房多卖的现象，因为那时候房子是预售，人工管理房产信息免不了滞后或者疏漏，开发商收了钱卖给甲之后又卖给乙，导致许多小业主交了钱拿不到房子；再比如土地价格问题，当时是人工计价，不同的人计算出的价格往往不一样，这样会导致市场交易争议以及钻营的问题；还比如说像深圳规划国土局的工作效率，局里一年处理的业务文件几十万份，没有计算机信息化系统，这几十万份文件就无法进行有效的档案管理。这些问题关系到政府管理，更是关乎老百姓切身利益。因此，各方需求都在拉动深圳进行规划和土地管理信息化。

1995年，曾以深圳市国土局副局长身份作为拍卖官、亲历“中国土地拍卖第一槌”的刘佳胜，在出任深圳市规划国土局局长后，坚信必须实现国土资源管理信息化，而要想成功，就必须有合适的带头人。据我所知，深圳方面在全国物色了多个人选，最后在1996年找到了我，并跟我所在的学校做了充分的沟通，我才得以在1996年6月正式调到深圳来。二十多年前，像我们从国外回来的博士，学校通常不舍得轻易放人，更何况我那时已经是武汉测绘科技大学的博导。因此，我来深圳有些偶然，也有些必然。

贰

2013年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完成的城市地理信息技术应用项目在荷兰拿了一个奖，叫“世界地理信息论坛杰出应用奖”，深圳是中国内地第一个拿这个奖的城市

完成规划国土信息化工程

我个人记忆中，同期国内其他城市也有相关尝试，但深圳相对早一点，并且对这件事情是更认真、更投入、更迫切、也更坚持。所以深圳后来能率先在国内取得成功。

我到深圳后与团队重新出发，在汲取过去失败教训的基础上，结合深圳实际做方案研究，一年之后，即1997年，正式的管理信息系统研发成功，1998年初开始投入培训和推广使用。

研发过程总体还算顺利，但任何一个事情要把它做成，尤其是新事物，总会碰到很多艰难。我们用一年半的时间把信息化系统做出来，最初试运行时，很多数据采集和录入不是那么符合系统要求，导致系统没办法运转。如有时想查“深圳市规划国土局”，但由于过去的录入数据里面，有人叫“深圳国土局”，有人叫“深圳规划国土局”，有人叫“深圳市规划国土局”，一查系统就出现很多答案，也不知道哪个答案是准确的。解决这些问题的技术含量其实不是很高，但数据对于信息系统来说就像是血液，系统做得再好，基础数据跟不上，系统是不可能健康运行的。

后来，这些问题我们都慢慢克服了。1998年，我主持完成深圳市规划国土管理信息化工程，建成我国第一个基于地理信息系统技术的大型分布式国土资源管理信息系统，首次实现了地理信息系统环境下、千人以上的大规模联网协同办公。这个项目获得了很多专业上的认可：行业评价这个系统引领了我国土地管理从传统模式到数字模式的转变；2000年，项目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这是我国国土资源管理领域第一次获国家级奖项。

但我更在乎的是系统带来的实际效果——原深圳国土局在1998年推广运用信息化以后，文件审批时间平均缩短了9个工作日，当时局里每年审批文件超过20万份，涉及的投资或资产运作在1000亿元人民币以上。

信息化工程的成功还奠定了深圳在全国土地管理领域的影响力。2001年，国土资源部在深圳召开第一次全国国土资源信息化工作会议，这是我国国土资源信息化的首次全国总动员。

很高兴我到深圳这些年一直在参与、见证深圳的飞跃，更荣幸我在深圳所从事的地理信息技术应用工作，不断取得成绩。2013年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完成的城市地理信息技术应用项目在荷兰拿了一个奖，叫“世界地理信息论坛杰出应用奖”（Geospatial World Excellence Award），深圳是中国内地第一个拿这个奖的城市。

叁

三维地籍的应用也是深圳市城市发展的必然趋势，因为我们的土地已经越来越紧张，以前土地是切块卖的，后来土地不但要切块还要分层

开展三维地籍研究和应用

说到这，我想分享深圳另一个在国内开先河并率先进入世界前沿的土地管理技术：三维地籍。

“三维地籍”的概念也很好理解。打个比方，我们买了蔬菜，要看卖家给的斤两是不是足秤；我去买块土地，政府要给我出个产权证，标明我的那块地在哪，那么我就可以证明某个范围的土地是我的。过去我们将土地叫地皮，是二维平面的土地资源，只需要在地图上用几个界点，画出一个平面多边形范围，就可以表达得很清楚。可一旦把土地分层使用，同一块土地既有传统地皮范围又出现地下空间，这样土地实际上就变为三维空间的使用，传统在平面地图画块的管理信息技术就不适用了，必须在计算机里面，在一个立体空间中把它的范围表达出来，这时候就需要三维地籍。从法律角度而言，三维地籍是土地的三维立体化使用的土地权益人权益保障的基础或保证。

不过，三维地籍涉及国家的土地管理制度和不动产管理制度，是一个很复杂的技术问题，通常是一些大学或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将之作为兴趣来研究，真正投入应用的很少。国际测量师联合会（法文缩写FIG）的三维地籍工作小组到2001年才成立。

深圳关于这一方面的思考研究在国际国内都是较早的。我个人对三维地籍问题感兴趣始于2003年。当时我在日本参加联合国举办的一项专业会议，会议有个地籍管理的专场，我在会上提出：三维地籍应该引起重视，尤其在亚洲地区、在中国，这些地方的土地资源非常紧张，我们在向空中发展，向地下发展，传统的二维模式已渐渐不再实用。2005年起，我开始进行专项研究；2010年，项目组开发的三维地籍信息系统全面（试）应用于深圳市空间土地使用权出让，这是国内最早投入应用的三维地籍信息系统；2012年10月，FIG在深圳举办了第三次三维地籍国际研讨会，该系统作为唯一的应用成果被安排进行会议现场演示，得到来自近20个国家和地区的专家、学者的高度认可。也正是在此次会议后，FIG三维地籍工作组改变了“没有国家有真正的三维地籍”的一贯认知，确认了我国的三维地籍研究进入世界前沿。

我们对三维地籍研究的灵感，依然来自深圳这个城市，它从技术上与过去的规划土地管理信息化是一脉相承的。它也是深圳市城市发展的必然趋势，因为我们的土地已经越来越紧张，以前土地是切块卖的，后来土地不但要切块还要分层。

2005年2月，深圳首次以经营性土地方式出让地下空间使用权，将位于深圳市福田区车公庙的两宗地下空间项目用地，在深圳市土地房产交易中心成功挂牌出让，这两块土地的地上是公共绿地与道路，地下的空间则作为商业用地出卖。这是继深圳土地有偿使用制度改革以来作出的又一重大创新。

肆

信息化的成果可能对城市的每一个行业都是有用的，后来我们的信息化研究成果当中有相当一部分与城市结合，即现在讲的数字城市

未来着力智慧城市建设

最早做规划国土管理的信息化工程，我们从帮助深圳市规划国土局的内部管理规范化、提高政府决策科学性、提高职能部门工作效率等角度出发的，做完后我们把它向外延伸。

2000年，我们在国内最早启用了“电子信访”系统，即通过网络手段，帮政府和市民互动，包括最早通过手机短信把办事结果告知来办事的企业与个人。印象中，“电子信访”这个词，也是深圳市规划国土信息中心发明出来的。网络上搜索结果看，最早关于电子信访的文章，可能也是我本人写的，这些都帮助政府的信息化从内部管理走向跟社会的互动。

在往前走的过程中，我们还带动了相关行业的信息化。像之前我讲的，深圳早期曾发生过开发商一房多卖的问题，后来我们开发了相关的房地产信息系统，要求房地产公司将所有开发的房子在网上公布，一旦预售成交以后要在网上备案，一旦备案以后就不能做第二次备案，从技术上防止一房多卖的可能性。这样无形中引导了房地产企业的信息化，因为其房源数据要用技术来进行管理，才能跟政府联网。

规划国土领域的信息化成果也用到了更多民生领域。记得深圳以前的有线电视台，是最早运用相关地理信息数据资源的政府部门——将数字化电子地图用来管理有线电视用户。这让我想到，信息化的成果可能对城市的每一个行业都是有用的，后来我们的信息化研究成果当中有相当一部分与城市结合，即现在讲的数字城市。2003年时，深圳规划国土部门主动提出：将用数字地图用网站形式在线为相关部门提供服务。2004年，我主持完成国家国土资源电子政务示范工程，提出开放式电子政务平台的技术思想，成功构建适应我国国土资源垂直管理体制的信息化技术方案，对我国国土资源管理信息化的全面推进起到一定的带动作用。

2013年有幸当选院士之后，除了工作上多了一些研究拓展，我的初衷与生活一切未变。今年5月加盟深圳大学，帮助其组建智慧城市研究院及举办空间信息学科，在地理信息科学、时空大数据、智慧城市、智能交通、环境遥感等领域开展研究。

时至今日，我依然和20多年前选择深圳时那样，希望专业信息化研究更开放地应用，让更多的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受益：即实现大数据时代的智慧城市，通过信息化的技术优化城市规划，使我们的城市运行成本、老百姓的生活成本降低，也使我们的环境代价、资源代价减小。

郭仁忠

中国工程院院士。1956年出生于江苏盐城，1996年调入深圳工作。曾任原武汉测绘科技大学土地科学学院副院长、深圳市规划国土信息中心主任、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市海洋局）副主任（副局长）等职务，现任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市海洋局）巡视员。郭仁忠是地理信息工程专家、我国国土资源信息化领域的主要开拓者之一，从事地图制图与地理信息技术研发和工程应用30多年，在地理信息系统理论与方法、国土资源信息工程、空间数据自动综合、三维地籍和数字城市等领域均做出突出成绩。

口述时间

2015年10月9日上午

口述地点

深圳市土地房产交易大厦会议室

本期采写：深圳晚报记者 苏静 实习生 梁争誉 庄楠楠 梁翠玉

前期统筹：王外平 梁琼月 黄晓天

后期统筹：赖丽思

本期历史图片由深圳市规划国土委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