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树林生态系统是世界上最富多样性、生产力最高的海洋生态系统之一。深圳的红树林可谓是大自然在漫长进化中留下的丰厚自然财富。我来深圳时已40出头，可以说有半生的时间与红树林的命运交织在一起，在大众认为生态环境要为经济建设让路之际，我是坚持站在保护红树林第一线的。

退休后的8年里，我深入地想过这件事，感触很深。

现在看来，在当年深圳快速建设的“大工地”时代，整个社会都缺乏生态环保意识，那些出于发展经济而牺牲红树林的做法，也算是情有可原。欣慰的是，20多年过来，人们对红树林、对环境的保护意识与当年已经有了天壤之别。

在这个过程中，我用自己的专业，用自己的心血，为保护红树林做出最大程度的努力，这是我这辈子做的最有意义的事，我挺自豪。

壹

每天清晨三到四点，就能听到雁鸭的叫声，各种鸟飞来，很热闹，晚上在鱼塘、水沟里，也有各种雁鸭夜宿

冲着红树林来深圳

来深之前，我在湖北大学生物系做系主任助理。1990年3月，我到深圳参与筹建学校一个项目。来了一看，深圳人走路走得很快，到处都是年轻人，精神面貌非常积极，办事效率很高，感觉这里真是个发展创业环境特别好的地方。

我当时心想，深圳要是有我的专业用武之地就好了。一打听，果然福田区红树林自然保护区需要我这样的专业，搞动物生态。保护区是1984年建立的，1988年由省级升级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我下定决心要来，而且是冲着红树林来，因为我想到自然保护区安安心心搞科研。

当时我已经是教学骨干，学校不肯放我走，我就一次次找领导做工作，最后领导觉得既然我决心要走，就让我走。就这样，1991年12月底，我终于来到深圳。当时保护区属于市农业局管，是科级单位，我在武汉时就已经是科级干部，我被安排保护区的办公室任主任一职后，有人笑我是“没有行政级别的办公室主任”，不过我不在乎，我的心思放在怎么搞科研上。

1992年元旦过后，我正式上任。那时，深圳的红树林保护区算比较偏僻，下了中巴车还得走20多分钟路。因此，红树林还是有比较完整的生态系统的，从海洋到滩涂、基围鱼塘、陆地、草地、灌木、森林等等。每天清晨三到四点，就能听到雁鸭的叫声，各种鸟飞来，很热闹，晚上在鱼塘、水沟里，也有各种雁鸭夜宿。我当时住在保护区，每天穿过红树林，身在其中，感觉非常好。

贰

因为填海的速度很快，连日带夜连轴转地填，没过两个月，保护区东部100多公顷面积，其中500多亩红树林就这样填没了

红树林在建设中成了牺牲品

深圳改革开放，第一个建设浪潮在上世纪80年代，主要在罗湖。等到我来深圳的时候，正是深圳第二次建设浪潮的开端，当时市里正在举力开发福田，福田保税区是首批建设项目之一。

我刚上班那会，就遇到了一件棘手事。当时指挥保税区填海工程的一位干部给保税区打来一个电话，我刚好接到了，才知道他们正在填保护区内的海，因为遭到我们这边派出所制止，因此来电兴师问罪。

我仔细了解情况后，知道他们的填海工程其实没有办过任何手续、也没有通知保护区，派出所出来制止是理所应当的，我于是很心平气和地跟那位干部解释。这位干部在深圳建设初期就以敢闯敢干风格闻名，他当然不会把我的话听进去。

我心知不好，马上赶往施工现场，看到推土机来来往往有十几辆，直接推倒红树林就填了下去。我们没法阻止，当时保护区的主任刘志平同志将此事通过农业局向市里面汇报，市里回应说“会协调”，但迟迟不见动作。因为填海的速度很快，连日带夜连轴转地填，没过两个月，保护区东部100多公顷面积，其中500多亩红树林就这样填没了。

说真的，我当时挺心痛的。因为滩涂湿地是深圳湾得天独厚的自然生态之一，红树林作为其中生物量最大的一个中心区域，不仅保护海岸，而且里面栖居着丰富的生物种类，一旦被破坏后，将来恢复是不可能的了，这将是无法估量的损失。

早期民众对红树林缺乏了解

调进保护区前，保护区外东北面的鱼塘已开始填了，后来又填到皇岗口岸那一片，那时我完全没想到红树林会面临那么大的冲击。即使是在部分被破坏的情况下，我还是坚持在红树林周边搞调查记录，做一些研究方面的工作。我经常骑自行车或步行，一次又一次转遍整个保护区。

我也抽空去看了保护区外其他区的红树林，宝安的、南山的、罗湖的，那时除了前海做建设破坏了一些红树林，其他的破坏还基本没有，红树林被侵占和破坏主要是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

深圳速度当时在全国影响很大。在追求“发展就是硬道理”的情况下，环境与发展的矛盾，也是刚刚显现。比如深圳到处挖山填土，势如破竹，福田红树林保护区北部也开始大规模填海，一直填到保护区，才遇到了出来阻止的我们。

其实，那时候大多数深圳人对红树林的认识就是三个字：不了解。甚至有深圳人一提红树林会问：红树林是什么？深圳很多人都是外来的，他们没有红树林的概念，更不知道还有一个保护区，哪怕周边下沙、沙嘴的本地人也不知道保护区是干什么的。我记得，那时保护区不让人打鸟，为这事还发生了不少冲突。有一次，我们抓到打鸟的人，可对方根本就不知道这是保护区，也不知道不能打鸟。当时就是这样的状态，几乎没有人有保护红树林的意识。

所以，那时候，社会舆论对破坏红树林这件事情没有太大反应，那时只强调发展，没人谈生态环境保护。但我们不一样，我的专业就是生物学、生态学，我的研究就是鸟类保护，整个自然生态系统的关系我们很清楚，城市生态和自然生态的这种关系我们也非常清楚，这样发展下去会有什么后果我们也是非常清楚的，这正是我们当时的忧思所在。

叁

1994年11月16日到12月，这段时间几乎每天深圳的报纸都有关于保护深圳红树林的报道、评论，中国环境报也做了相关报道，这件事情在当时对深圳的影响很大

红树林再次面临生死考验

1992年，滨海大道的规划建设提上日程，红树森的生死存亡问题第一次引起大众关注。

当时规划的方案显示，滨海大道要从红树林保护区穿过，另外还有400多亩保护区内用地，计划建设一个污水处理厂。我们觉得：这怎么行！

我们不停地写报告，要求市里面调整规划。可按照国土规划部门的说法，深圳没有地方建污水处理厂了，滨海大道也只能从红树林穿过，只有这样是最合理的。我们说：这是不科学的，要北移。就这样，我们与国土规划部门一直争论到1994年。

那一年的1月17日，时任市委副书记王众孚带队到保护区现场办公，来协调这个问题。王众孚把地图摊开来，开始谈怎么走怎么走。在讨论中，保护区和国土规划局的两方人士持不同观点：我们以保护区主任刘治平为代表，要求往北移；对方说北移不行，和深南大道挨得太近了。

正在争论着，刘志平突然说了一句话:“那我们听专家的，听听专家怎么说。”他起来就指着我。王众孚还跟我握了个手，其实我那时候是保护区的专家，他不说保护区的专家，就说我是专家。但我是副研究员，也是高级职称，说我是专家也是对的。我就说：滨海大道要穿过的地方正是保护区的核心地段，红树林长得最茂密，而且还是国际候鸟的集中栖息地，按照国家的规定，这样的区域还是要保护的，我建议往北移。

王众孚说：“听专家的，往北移。”

再谈到建400多亩污水处理厂的事，王众孚态度非常明确地说：“不要再占用保护区的用地了”。

但不知什么原因，那次的现场办公没留下会议纪要，再加上后来王众孚又调走了，就等于没了依据。

当年10月，国土规划部门公布的调整方案中，路还是要把红树林一分为二，污水处理厂还是要建，并且开始行动了，施工队开始进驻红树林，我们拦也拦不住，就把此事紧急报告到市里。此时，市里的态度还是“会协调”，却不见有所行动。

眼看施工在进行，红树林遭到砍伐，事态紧急之下，我们意识到责任重大：如果按这个规划实施，保护区将名存实亡。时任保护区主任黄乔兰态度很坚决，给人大写了个紧急报告，还给省林业厅也写了报告，引起人大、政协、媒体的关注。

人大、政协的领导来过几次调研，电视上也开始播放有关的新闻，社会舆论在升温，最热闹的时候是那年11月16日到12月，这段时间几乎每天深圳的报纸都有关于保护深圳红树林的报道、评论，中国环境报也做了相关报道，这件事情在当时对深圳的影响很大，也令红树林保护问题正式进入大众视野。

为红树林将滨海大道北移200米

媒体点燃了社会的关注度，市人大于12月26日出台了一个关于依法保护福田红树林的决议，环保局的工作人员写了内参，深圳市的中学老师自发写了保护深圳红树林的联名倡议书，社会反响热烈。

时任林业部副部长沈茂成在视察保护区后，专门给国务院写了一个关于深圳红树林遭到破坏的报告。1995年1月，反馈回来了，非常清楚地敦促深圳市政府要按国务院的规定办，保护好红树林自然资源。这个文件来了以后，影响很大，市里面也高度重视起来。

1995年1月12日到13日，省里又派了调查组到深圳，由时任省政府副秘书长游宁丰带队，13日，他与时任市委书记厉有为开会时，国土规划部门、建设部门的领导以及黄乔兰和我都在现场。得知前因后果后，厉有为很不高兴，还为此问建设部门的领导怎么回事。

那次会上，游宁丰和市领导沟通之后，表了态：第一，在不影响滨海大道的建设标准、使用功能的情况下，尽量北移；第二，规划国土部门要做出调整方案并进行论证，然后按规定报批。

这件事虽然有了一个明晰的结果，但当时的争议还是很大。有些政府部门颇有微词，觉得应该把经济建设放在首位，例如当时有一位干部说：“你红树林不让动，深圳至少损失50个亿。”

我解释说：红树林是无价的。从长远来讲，红树林的生态价值对城市长远发展的价值是无法估量的。深圳湾的红树林保护下来，对其周边的宜居环境、投资环境、城市景观，包括现代化城市的品位，甚至对于深圳市的综合竞争力都是有所提升的。

一个争论很久的问题就是，深圳的发展是不是必须只能以破坏环境为代价？我认为不是。我举了香港的例子：香港发展了近两百年，只用了可建设土地的20%多，但香港GDP指标比我们高很多，它单位土地产出创造的价值比我们高得多。香港的生态环境和米埔红树林保护得也很好，这就让我们看到，保护好环境的情况下求发展是可行的。只不过，当时的深圳认识有局限，毕竟开发土地发展经济立竿见影。其实这种认识的局限直到今天还有，不过情况已经比过去好了太多。

好在结果还是理想的。1997年10月，国务院批的新的红树林保护区红线和滨海大道建设方案同时批下来，滨海大道才动工。那段时间，我们的压力很大，直到确定红树林的核心主体能成功保留下来，才松了一口气。

肆

现在，红树林成了深圳人的朋友，周末大家都会去深圳湾红树林公园散步，外地有朋友来了，也会去那里散步、骑车

生态保护意识日渐深入民心

通过这件事情，政府的态度也有了转变，后来重视起来。我记得很清楚，有领导提出，红树林保护区的办公地点看着像农村，和深圳发展是不匹配的，所以要重视红树林，包括红树林基础设施的建设。就这样，政府给拨了一笔数额不小的款项，我们新建了办公楼，红树林保护条件开始改善，保护、科研、宣教效果也明显有了成果，这算是一个转折性的标志。

从中我们可以明显感觉到，从前，上上下下对红树林都不够关注，到后来一说红树林，大家不仅知道在哪里，而且知道应该保护好，这就是意义。

风平浪静后，保护区的工作慢慢理顺。2002年，我作为一把手负责保护区的全面工作，我干了几件事：一是对保护区总体规划重新编制；二是落实立法保护福田红树林；三是改善保护区工作条件；四是优化保护区内生态环境和周边缓冲地带的生态环境。

有一次，有位中央领导要来保护区看，市接待办领导问我条件怎么样，我说：条件很好，不管是环境还是管理。结果，他们就试探性地来看了看，当他们看到红树林各种鸟类、观鸟屋、浮桥等等，很高兴，很满意。就这样，当时市接待办的领导就说，就把你这块地作为中央领导以后参观地。我说好。

从2004年12月起，福田红树森保护区慢慢成来深圳的一张名片，很多领导干部都来看过。所以说，如果当年不是一批有志之士坚持把红树林保护了下来，怎么可能有这么一个视察点？

退休之后，我还在关注红树林，也有一些保护红树林的提案和建议，为红树林做点事情。令人欣慰的是，这几年，除了政府，保护红树林的民间力量也开始兴起，越来越多，比如红树林湿地保护基金会，以及各种义工组织的宣传、行动，都非常有效果，大众对红树林保护、自然保护、环境保护的意识也明显提高。

现在，红树林成了深圳人的朋友，周末大家都会去深圳湾红树林公园散步，外地有朋友来了，也会去那里散步、骑车。好多人可能不知道：现在的深圳湾公园，正是当年滨海大道北移后已经准备做路基的地方改建的。

如今，生态文明开始深入人心，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宜居环境的建设在民众心目中的地位提升，大家认识到这是百年大计，赞同应该把红树林尽可能完整地留给我们的子孙后代。

20多年的时间，好像一眨眼就过去了，弹指一挥间的感觉。回想起来，对于红树林的保护，有不少有志之士为此做了贡献，这是人们不应该忘记的。我觉得，我这辈子做的最值得回忆、最有成就感的事，就是保护红树林，这里有我的努力，有我的心血，还有我的希望和骄傲。

王勇军

广东内伶仃福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原局长、生物学研究员、林业高级工程师。持续关注红树林几十年，在任期间，为保护、研究、恢复深圳红树林做出诸多贡献。退休之后，他继续为红树林保护建言献策，通过政协提案、市民讲堂、志愿行动等方式传递生态环保理念，呼吁为深圳红树林湿地划定生态保护红线、提倡政府与民间合力保护红树林。

口述时间

2015年10月12日上午

口述地点

福田区上步中路1004号 深圳市政协贵宾厅

本期采写：

深圳晚报记者 蒋 平

实习生 杜 婷 庄楠楠

前期统筹：

王外平 梁琼月 黄晓天

后期统筹：赖丽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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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受访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