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开始我就在内地投资开工厂了，先后在南海、东莞、上海和深圳设置加工点，1988年起将投入重点放在深圳，并于1992年在深圳成立了独资企业。我也算是最早参加内地和深圳开发建设的港商之一，十分幸运的是，我们赶上了改革开放大潮，有参与有付出，同时也有更多收获和更高的回报。在这个过程中，我自己对深圳的感情也越来越深厚，现在深圳就是我的另一个家。

壹

1992年，我建成了拥有占地面积5万平方米现代化厂房的建乐士工业（深圳）有限公司，深圳从此成了我事业发展的大本营

来深圳投资兴业

我从小生长在香港，上世纪70年代初，我前往加拿大卑诗省读中学及维多利亚大学，大学毕业后在加拿大从事了两年的商务工作，1978年我便从加拿大回到了香港。

由于我学的是物理学和机械工程专业，接触到的又是西方工业生产模式和自动化理念，一回到香港我便投身到了家族事业的发展中，当时我父亲于1949年创立的建业五金塑胶厂在香港业界已颇有名气。

原来的老工厂是我父亲在1965年购地建立的，到1978年的时候发展空间已经饱和，而内地刚好百废待兴，当时华润公司的人跟我父亲说，现在内地有大量劳动力，恰好可以成为建厂的一个有利条件，解决企业在生产上面的困难。

于是1979年的夏天，我就跟华润公司的人一起到广东地区寻求加工贸易的渠道，那是我记忆中第一次来内地，当时坐火车去广州时路过深圳，这里四处还都是农村景象。

考察后，我将工厂开设在了南海、东莞等地。经过一段时间发展后，东莞的工厂也提升了一个层次，原来的来料加工模式已经不能满足需求，政府便要求合资经营。当时我们还不熟悉内地的体制和环境，所以不敢合资。正好我的一个朋友告诉我，在宝安县平湖镇（现在是龙岗区平湖街道办）有一个来料加工厂，是可以用资本主义的模式独立经营的，虽然叫来料加工，但是这个企业完全是香港老板自己派人管理，自己招聘工人，这比较符合我们当时熟悉的运营模式。

1988年，朋友带我到深圳平湖考察，当时村里盖了900多平方米三层高的厂房用来招租，村民说，“你办什么厂都可以，只要整栋每个月给5000块人民币租金就可以了。”同年，我将全部生产基地转移到深圳平湖做来料加工，在当地注册了建乐士综合制品厂。但当时我还不算是企业的老板，村里有个发展公司，这家公司的总经理就是我们20多个厂的法人代表，因此我们普遍称他为“厂长”。尽管这样，在生产和管理上我们仍有自主权，“厂长”主要帮我们解决海关、税务等对外事务。

发展成独资企业

刚开始来到深圳平湖，由于内地与香港在法律上的差异，我们只能在夹缝中找经营空间。尽管在1983年，国务院就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但实际上法治化环境还没完成形成，那时很多事情都是采取“一刀切”的方式。

例如，为了防止外商钻空子，政府就出台过很多规定，比如，工厂用电需要预先交保证金，防止生产以后老板跑掉，留下一堆烂摊子。这份保证金除非我们倒闭结算才能够拿回来，这让我们额外多付了一笔资金。还有其他方面违背契约精神的一些做法等等都导致了我们成本的增加。

我们作为投资商，在遵纪守法经营的同时，当遭遇偏离裁量权的执法行为时，不得不通过组织去据理力争。因此，来到深圳后，我主动加入深圳最早的“外商之家”——深圳外商投资企业协会，先是会员，后来是常务理事，尽己所能，积极推动改善在深圳的投资环境。

借由深圳经济特区带来的机遇，1992年，我向国土局申请土地在龙岗区平湖镇新木工业村成立了独资企业，建成了拥有占地面积5万平方米的现代化厂房的建乐士工业（深圳）有限公司，深圳从此成了我事业发展的大本营。

建乐士工业（深圳）有限公司从一个起初只有几十人的工厂逐渐壮大，营业额由最初的五六百万港元，增加至了上世纪90年代后期的两亿港元，我建立的Kinox品牌知名度也逐渐扩大。也得益于在深圳的投资，我原来在香港的厂房可以腾出来进行优化转型，重新布局，这也让我的个人财富得到了大幅度的增长。

贰

我写了一个提案，要求允许持有文锦渡、沙头角口岸两地牌的私家车、公务车和商务车在零时至6:30从皇岗口岸出入境

在市政协参政议政11年

最令我难忘的是长达11年的在市政协投身民主协商、参政议政的经历。1994年，我作为增补委员成为深圳市政协第一届委员。1995年换届选举后，我到了提案委。提案委的工作是审议400多名政协委员提交的提案和建议。由于政协委员们来自社会各界，在这个过程中，我逐渐加深了对深圳的了解，我的实践能力在提案委里也得到了发挥。

当然，作为一名政协委员，我也有通过提案来建言，其中有两个提案落实的效果就特别好：

一个是关于大沙头。当时的社会治安环境不佳，尤其是晚上，经常有横行霸道的团伙出来欺压附近居民，经过证实之后，我提出加强区域内的治安监察等一系列治理办法，这个提案得到了政府的高度重视。

另一个则是关于深港过关的问题。早期沙头角口岸与文锦渡口岸晚上6点和8点就已经闭关了，我们很多港澳委员都是企业老板，有些家住在香港，一旦稍晚，关口关闭我们就回不去了。对此我写了一个提案，要求允许持有文锦渡、沙头角口岸两地牌的私家车、公务车和商务车在零时至6:30从皇岗口岸出入境。

到了2000年再次换届时，本来我想继续留在提案委，由于原来的联谊委改为港澳华侨委，希望我能过去，而提案委也希望我继续留下来，正在我难以抉择之际，时任市政协副主席的廖军文说：“孙启烈到港澳华侨委当副主任、委员召集人。”因此，我到了港澳华侨委，这段经历也为我在后来联合港澳同胞以及侨商力量促进深圳发展提供了契机。

在市政协任职的11年间，我的视野和层面得到了很大提升。不少委员都是企业界的代表人士。尽管大家企业规模、产品门类不一样，但管理上的问题却是雷同的，比如玩具厂遇到的问题，在家庭用品厂可能也同样会遇到，而市政协恰好给我们打造了一个沟通交流的平台，我们可以探讨企业管理办法。还有的委员就是政府官员，平时都难得一见，在市政协的平台上大家则平起平坐，我们发现问题和提出建议后，马上就能反馈到政府职能部门那里，解决起来特别有效率。

叁

不少香港的企业家跟我一样，起步在香港，但在内地获得稳定的财富增长

见证回归后的深港融合

作为一个香港人，当年也是亲眼见证了香港回归的历史性一刻的。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祖国，尽管当时香港当地有些不同的声音，但邓小平先生“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确是一个非常伟大的构思。

而当时随着回归倒计时的逼近，部分香港人心态也在发生微妙变化，认同感也在逐步加强。像我这种常年往来于香港与内地，自是如此。而我这些年走南闯北的经历更让我看到了中国整体的飞速发展，尤其是深圳，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崛起，其实我的心态是开放的。在回归的前夕，在深圳这边看到的都是一片欢呼雀跃；到了1997年6月30日那一天，我现在回忆起来，当时香港总体的社会氛围还是欢迎回归的。

深圳毗邻香港，从香港回归的那一刻开始，深港的融合就在加快。无论从空港还是海港来说，两地都在进行合作，其他商贸领域的合作也日益频繁。从港商到内地投资的体量来说，在回归后的确是大幅增长，深圳当然是投资的首选地之一。不少香港的企业家跟我一样，起步在香港，但在内地获得稳定的财富增长。

参与打造“华南城模式”

在深圳的投资中，最令我引以为豪的是既促进本地发展又提升我个人事业的华南城，它也是深港两地加速融合的产物之一。

深圳经济特区经过20余年的发展，到了2002年时，加工贸易企业的发展十分兴旺。那时候宝安区、龙岗区的工厂非常多，全国各地都纷纷来深圳招商引资。

在深圳的香港投资商中，不止我一人发现：珠三角150公里半径范围内聚集了数十万家的制造业企业，年工业产值超过2万亿元。但是这个以外向型经济为特征的经济板块却面临着土地、劳动力成本优势丧失、腹地狭小、先天资源不足、产业链脱节、原料采购分散等问题，这让我们萌生了打造物流中心的想法。

2003年，在与时任市委书记黄丽满和时任市长于幼军座谈时，我与马介璋、马伟武、郑松兴、梁满林4位香港实业家一起提出了建设华南工业原料城的想法，即提供一个综合性原材料产业中心，为例如像制衣厂需要用的拉链、面料、纽扣、手提包的五金件等这样的原料提供一个集散地，这样让深圳周边的大小工厂都可以来到这里采购所需要的工业材料；同时周边的小工厂也可以在华南城租一个小门店，把他生产的东西展示在里面，别人需要什么可以在里面找和进行比较，根据自己的需求来购买。

两位领导听完我们的想法后纷纷表示赞同。黄丽满书记说：“这个创意很好，建设这样一个工业城也可以留住深圳的加工企业。”因此，在同年，我与其他4位实业家一起，在平湖投资兴建了华南国际工业原料城。

其实我明白，我们5位作为华南城股东，各自从事的领域都不同，且在自己的领域都算是独当一面的人，政府把项目给我们经营，对我们5个人的组合比较放心，觉得比较稳当。同时我们作为深圳市政协委员，也不希望深圳被别人拖后腿，把加工贸易企业从深圳迁出。

目前，以深圳华南城为蓝本的“深圳模式”已经逐渐辐射全国各地，南宁、南昌、西安、河源等地的华南城纷纷建立。

肆

2000年3月18日，在市侨办推动下，我们在深圳成立了深圳市侨商国际联合会，我是创会会长之一

为公共服务尽心尽力

所谓“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我还大力提倡企业家再忙也应该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成立侨商会便是我的行动之一。

2000年3月18日，在市侨办推动下，我们在深圳成立了深圳市侨商国际联合会，我是创会会长之一，时任常务副会长，第五届又成为了会长。我上面也提到过，在侨商会之前，深圳已经有了外商协会等组织，但随着深圳招商引资力度的继续加大，在深圳的侨商越来越多，外商企业与侨商企业毕竟有一些不同，我们还是希望有特定的组织维护侨商的权益。

在这之前，深圳的民间组织都有官方力量推动，在成立之初都是由官员任职会长。那时候，原来长期分管经济工作的李广镇副市长已经在市人大任职了，他提出：应该要像香港学习，用社会人士来担任会长。如此一来，侨商会在成立后，也成了深圳乃至全国第一个没有采用官员担任会长的民间社团组织。

一转眼，深圳侨商会从成立至今已经走过了15年。这一路走来，我们始终坚持为深圳建设现代化、国际化城市做贡献，我们的服务宗旨也一直不变。深圳侨商会的工作得到了国务院侨办、中国侨联、中国侨商会、广东省侨商会和深圳市委市政府的充分肯定和宣传。

在具体的社会公益方面，我们侨商关爱基金会对归侨侨眷困难家庭的子女捐赠助学金。这项扶贫助学计划今年已经是第三年了，先后有几十位大学生、高中生、中专生得到捐助。今年6月至9月，我们还专门联络了香港各有关机构，成功举办了“粤港深青年香港访问团”和“香港青年议会深圳交流访问团活动”，受到了两地创业青年的一致好评，对增进相互了解获益良多。

除此之外，我自己在公益和慈善领域也是比较活跃。例如，2000年，我曾经打造“蓝色希望”计划，把香港的中学生带到深圳、东莞、广州的港资企业参观，让他们对内地有进一步的了解。

由于我常投入社会公益事业，关心国内经济、文化、教育及科技的发展，我先后获得了“广东省人民政府优秀外商投资者”“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的铜紫荆勋章”等荣誉，这是对我极大的肯定，也让我坚定了继续促进深港两地融合的决心。新时期,作为改革开放初期进入内地投资的侨商和成立15年的侨商组织，我们会更好地发挥好“桥梁”和顾问作用，帮助内地企业顺利走出去。

孙启烈

1953年出生于香港，祖籍浙江宁波，父母于1948年先后从上海移居香港。现任建乐士企业有限公司、建业五金塑胶厂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侨商投资企业协会常务理事、广东省侨商投资企业协会监事长、深圳市侨商国际联合会会长、深圳市外商投资企业协会常务副会长、浙江省政协委员、深圳市政协历届港澳委员联谊会会长、香港工业总会名誉会长、香港塑胶业厂商会永远名誉会长等职务。曾获深圳市第三批荣誉市民、香港铜紫荆勋章、香港太平绅士、影响深圳经济特区30年的“十大港商领袖”之一等荣誉。

口述时间

2015年10月30日上午

口述地点深圳市佳宁娜友谊广场

深圳侨商国际联合会

本期采写：深圳晚报记者 程安逸 实习生 梁翠玉 庄楠楠 杜婷

前期统筹：王外平 梁琼月 黄晓天

后期统筹：赖丽思

本期历史图片由受访者提供